第四節 中、西醫藥理學的差異
藥理學是研究藥物對機體細胞生理生化功能所引起的變化備床效應，以及藥物藥理的作用機製；並研究藥物在體內的吸收、分布、代謝和排泄的動態過程的科學，也可以說它是研究藥物小分予物質和生活機體大分子物質相互作用的一門科學。西方藥理學的發展是與醫學其他部門的發展相伴隨的，特別是與化學的發展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當許多物質的化學結構研究清楚以後，它們作為藥物在人體上的作用關係也就進一步被認識，從而有力地推動化學合成藥物的發展。
巴斯德和科赫在19世紀中葉奠定了病原微生物學的基礎，魏爾嘯的細胞病理學也於1858年正式問世。但是，當時危害世人很重的傳染病，除了應用少數幾種血清療法之外，還是缺乏良策的。總的來說，l9世紀以前，西醫的治療和檢查都還是比較落後和貧乏的。l9世紀中葉德國學者埃利希在研究鉛中毒時發現鉛中毒受損最嚴重的是器官組織，它離體後在試管中也發現其細胞中含有更加多量的溶液形式的鉛。他從此聯想到機體內某些器官組織與某些物質可能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親和力”，它表現為兩者之間的互相吸引力；後來，它又表現不同的組織細胞對染料有不同的吸收能力，他又聯想到在不同的組織細胞吸收染料和毒素對它們的影響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機體中化學物質分布的特殊狀態是藥物得以產生各種特定效應的基礎。這樣人們便有可能創製出一種對某部分組織細胞或病原物具有特殊效應而對其他細胞影響甚微的藥物。他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不懈努力進行了數以萬計的實驗，終於刨製出胂凡納明的滅梅毒病原物的新藥，從而獲得了1910年的諾貝爾獎金，但是這種含砷的胂凡納明化學藥物主要隻能治療動物性病原物的疾病，對於細菌性疾病還是無能為力的。
20世紀30年代德國學者多馬克從染料對於紡織品不褪色的染色中得到啟示，他聯想到紡織品纖維由細胞組成，細菌也是細胞結構，應該可以找到象染料作用於紡織品纖維細胞一樣的藥物去作用於細菌以保護人體健康。他終於在磺胺試劑中找到了能作用於鏈球菌的物質，於l935年創製出磺胺化合物，第一次成功地運用於治療受鏈球菌感染的病人。
1928年英國醫生弗萊明發現細菌培養器中有些被空氣汙染的地方葡萄球菌不能生長，他進一步觀察發現是黴菌的滲透使葡萄球菌菌落崩解了。他考慮黴菌所產生的一定有一種殺滅葡萄球菌的物質，在此提示下從而製造出青黴素；但由於對青黴素的化學結構和性質了解不多，其性能不穩定，當時並沒有多少治療價值。直到10年以後，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的弗洛裏和逃到英國的德國化學家錢恩再次研究青黴素，弄清了它的化學性質及其不穩定的原因與消除不穩定的辦法，並了解到青黴素進入人體後不久即從尿中排出，需要定時補給，從而成功地創製出能對付幾乎是全部細菌的抗生素類藥物。為人類健康帶來福音，從此細菌肆虐人類健康的時代宣告基本結束了。
為什麼小量的藥物在這麼大的機體中能發揮那麼大的效應；藥物小分子是怎樣與機體大分子作用的，這都是藥理學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l878年，英國生理學家Langtey(朗哥替尼)就提出過細胞上存在有特定的對藥楞的“接受物質”的假說。1937年克拉斯克通過大量的研究確立了藥理學上受體學說，他認為藥物與受體的關係猶如生理學中底物與酶的關係。這個學說標誌著近半個世紀以來藥理學從器官組織和細胞水平推進到了分子水平。
什麼是受體？受體是機體細胞與化學物質發生反應的活性基因，受體主要存在予細胞膜上，它對於一定結構的化學物質具有識別和發生強大反應的作用。這是因為受體與配體結合後可影響細胞內一係列酶係統的活性，或改變細胞膜上對各種離子的通道，或改變遞質的釋放等等。受體有高度的選擇性，因為藥物分子與受體之間在形狀、大小及空間結構等方麵是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這個特點稱為“藥物分子與受體的互補性”。這樣，藥物好像是某種“化學信息”而細胞的受體則相似於“識別器”，正是通過受體“識別器”，藥物才有針對性地作用於預定的組織並發揮其預想的作用。受體具有高度的化學結構的特異性，故能發揮其高靈敏度“識別器”的作用。藥物作用的強度與藥物分子占領受體的數目成正比。藥物占領受體的數量也決定於受體周圍的藥物濃度及單位容積內受體的總數。另外，藥物的結構不同，其作用強度和最大效應也相異，因而又有所謂激動藥與部分激動藥和拮抗藥之別。藥物的效應主要取決於藥物與受體的親和力及藥物的內在活性，若藥物與受體親和力大，且有內在活性的藥物稱為激動劑；有親和力而內在活性小的藥物為部分激動劑；而隻有親和力而無內在活性的藥物為拈抗劑或阻斷劑。故隻有具有內在活性才能激活受體而發揮其強大的生物效應。概括來說是一定濃度的藥物與特異受體結合，並使受體活化產生刺激，刺激通過放大係統傳達到效應器係統，效應器係統出現相應的變化產生效應。
大量的藥物中除了上述的與受體結合發揮效應的藥物之外，還有另一些藥物如麻醉藥、催眠藥和乙醇等等生物活性並不決定藥物——受體的相互作用，而是決定於藥物在細胞某部位中的相對飽和度。當這些藥物在某些細胞部位達到某種飽和水平時，它們就幹擾著細胞的某些代謝功能而發揮效應。可見，西方藥理學的發展趨向，是愈來愈深入地研究藥物小分子與機體大分子中的互相作用以及發揮效應的機製。
如果西方藥物以化學合成為主的話，則中藥多以天然藥物為主，其中又以植物藥占多數，動物藥次之，礦物藥也占一定比例。
中藥學是我國人民從長期的醫療實踐活動中觀察藥物在人體上的效應，又用中醫的理論方法進行思維而取得的科學認識。成書於漢代，假托神農氏所著的《神農本草經》隻載有365種藥物，並以它們對人體的補養或攻病作用為標準分為上、中、下三品藥。《準南子·修務訓》中記載：“神農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說明原始農業氏族生活中與百草為伍，就開始了認識植物、水泉與人體健康之間的關係了。梁代陶弘景著《本草經集注》即在《本草經》的365種藥物外又增設了365種新藥共730種。金元時期，著名醫學家張潔古著《珍珠囊》提出了藥物歸經及髒腑虛實用藥法，探索運用藥物的一般規律。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收錄的藥物增至l892種，並附圖譜ll60幅，附方一萬一千餘條。1975年出版的《中藥大辭典》收錄的藥物則達到5765種，包括植物藥4773種，動物藥740種、礦物藥82種。說明在不斷的曆史實踐中，中醫是根據自己的理論方法擴大和加深對藥物的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