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中醫、西醫比較篇(二)(2 / 3)

以生是說明中堰認為.“人體是一個開放複雜的巨係統”(錢學森:《人體科學研究》)。而人體生命活動的基礎則是精、氣、神。它與以組織細胞及其功能為人體生命基礎有相類似的意義。精是人體最重要的物質。《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腎主水,受五髒六腑之精而藏之”,說明腎與精的關係尤為密切。中醫將腎與生殖功能相聯係。《靈樞·本神》中說:“生之俱來謂之精,兩精兩搏謂之神”,即;人自父母遺傳而來的基因是先天之精;後天之精則是脾胃不斷將消化吸收營養物質轉化而來,並輸送於五髒六腑,不斷充養先天之精。故中醫謂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養生和治病都要十分重視脾腎的保健與康複。

在精的基礎上產生氣,它構成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具有發動、溫煦、防禦、固攝、氣化等生命活動的功能。氣的升降、出入、氣化是否正常乃是人體生理、病理以及治療中的重要問題。中國氣功以吐納、導引等方法,以鬆、靜、調息、自然為原則練精、化氣、還神,以促進人體健康和恢複祛除疾病,實踐證明它是東方文化與醫學中的一朵奇葩。

中醫所說的神,主要是指人體生命活動內在精與氣的外在總體表現,故有“得神者冒,失神者亡”。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神也可以看作人的精神與心理活動。中醫也說到:“陰陽不測之謂神”,這是指宇宙與人體運動變化的功能表現及其規律,這方麵包括了人天相關、髒象相關,形神相關更深刻的內容。

精、氣、神是人身三寶,它們互相聯係和轉化,精是生命的物質基礎,氣則是在精的基礎上發生的能量和各種功能,神是在精與氣的基礎上生命活動的更高的總體表現。反過來,神又指揮著氣和精,“神凝則氣聚、神散則氣消”。氣則是對精的吸收,儲藏固攝都起著重要作用,故有以意指氣,以氣運精之說,三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體。

在西醫的典籍中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人體書還有一個重要的係統,經絡係統。中醫學術體係中它是對手生理和病理診斷與治療都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說。經絡學說認為入體腹、背、頭和瞪肢中循行著l2正經和11大奇經。它們內屬髒腑外走四肢頭麵。絡脈則是聯絡各個正經遍布全身的。《內經》中說到經絡的功能。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在經絡循行路線上,有數百個可聯通內外,上下的穴位。“有諸內者,則形諸外”.(即內部有什麼表現,外部都會通過經絡表現出來)。內髒或有關器官有病,在與之相聯係的穴位上,便會有一定的壓痛或形色變化反應出來,針灸這些穴位並施於補虛或瀉實等手法,便可治療相關髒腑或器官的疾病。中醫數千年的臨床實踐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近來國外許多醫生用針灸治病,也同樣有效。證明經絡學說並非謬說,人體經絡應該是一個巨大的生理係統。目前,國內外學者正積極研究經絡,奇怪的是他們無論是用解割的方法或是組織學的方法,苦苦地探求了幾十年,都至今仍然找不到它們的實質。不相信中醫的人,自然更堅決地否認經絡的存在,熱心於經絡的學者也不免因此而失望。我國古代解剖學並不發達,所以經絡並本是依靠解削分析的方法而發現經絡,而主要是依靠主體的感知成直覺。如李時珍在《奇經八脈考》中就說:“內景隧道,唯返規者能照察之靠即“內景返觀”是一種認識方法,這在現代醫學裏是很難認可的。另外,經絡學說也是依靠醫者和患者在長期的醫療實殘或氣功實踐中探索和總結而來的,這種實踐過程,也同樣要應用主體體驗感知與直覺的方法。這種方法又是現代科學很不容易接受的。我國清末民國初的中西醫彙通派的學者曾說西醫重形質,中醫重氣化。氣化是一種功能的動態過程。經絡學說的基本內容是強調經氣,氣恃其運動過程中發揮其功能,氣化是在運動過程中才顯示其色彩斑斕的生命現象。氣的運動一停止,生命也告滅亡,此時經氣便不複其為經氣了,因此,在屍體上進行解剖和組織上檢查,而試圖找到經絡,無異是水不斷流而想在岸邊的樹上去找到魚的蹤跡。由此看來,用現代科學來研究經絡,除了采用精密儀器手段之外,還應該在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上,另辟蹊徑,以便進入到更深的一個層次。這樣我們才有希望去發現人體又一個生理大係統。此時,也非常有可能由此而引發生理學和醫學上一次重大的革命。

第三節 中、西醫病理學的差異

病理學是研究疾病的原因、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機體的變化以及發病機理等方麵學說。其目的在於探索疾病的本質及其規律,為防治疾病提供理論基礎。在上述的對象及目的任務方麵,中西醫的要求也基本相同,也是由於指導研究病理學的思想和方法不同,因而中、西醫學的病理學和臨床診斷治療便有很大的差別。

提到瘸因,其中一大門類即是微生物方麵,法國科學家發現了大量的致病微生物,促進了生物病因的發展,並創立了微生物學新學科。病因除生物因素之外還有物理因素、化學因素,機體必需物質的缺乏,以及自體的遺傳因素、免疫因素和精神因素等等,西方醫學對這些因素的研究,都主要是努力向微觀的實體性的方麵進行探索。

西方醫學既然認為人體是各個器官和組織的集合,生命的基本單元是細胞。所以,他們認為疾病的發生,首先應該在器官、組織、細胞的基礎上找到它的代謝、功能和形態結構上的異常變化。他們很自然地沿著分析還原的方法,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時代腳步,一步步地深入到病理學的探索當中。18世紀中葉,意大利醫學家莫爾幹尼在積累了700多具屍體的解剖基礎之上,於1861年出版了《疾病的位置和病因》一書,他觀察了各種疾病的器官外觀變化,又在動物身上解剖實驗,試著用這些器官的病變去解釋疾病的臨床表現;研究造成這些器官改變的原因和疾病的位置,並從頭至足排列成了詳盡的係統,成為世界上第一部解剖病理學手冊,使病理學開始了解剖定位,人們可以從疾病的臨床表現去追索到器官或機體係統解剖學改變的基礎,從而創建了器官病理學說。

德國的醫學家魏爾嘯是細胞病理學的創造者。他和細胞的發現者施旺是同在生理學家繆勒實驗室中工作過的同事。細胞學說對魏爾嘯有著巨大的影響,他說:“如果細胞是有機體的基本成分——它是體現著生命健康存在的最基本的組成單位的話,那麼疾病的病理過程也必定在這些同樣的細胞中有其地位。”他進而認為人體是一個細胞王國,“人體就象一個由許多獨立的部分組織排列起來的社會”,每一部分都享有與其他部分平等的權利。1858年他出版的《細胞病理學及其生理和病理的組織學基礎》一書,進一步發展了莫爾幹尼的思想,他宣告疾病的過程乃是在細胞中發生的。雖然百多年來病理學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這種思想至今仍然在當代病理學中起著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