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緣此指誠而言，固不可以仁義之一端代之。“致曲”而“曲能有誠”，此等天資，與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今人，自不一格。彼特一念之善，發於不知不覺之際，恍惚靈動，而非有無妄之可據。其於未見孺子之前，孺子見已之餘，猶夫人之不仁也。若此之“曲”，則大概皆循義理而行，特不能於痛癢關心之處，親切警惺，如固有之。唯此一“曲”，則實有之而無妄，苟能所擇皆善，則所信益弘，而無有不誠，遂俾形、著、明、動、變、化之效，無不捷得，足以知非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幾也。程、朱之言，特借以顯“曲”為全體盡露之一節，而以擴充盡“致”字之義，非謂四端之即為“曲”也。
小注“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一問，問者先不曉了。朱子亦但就其問處答，故不可據為典要。若朱子“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之說，斯為近之。曲者，獨於一事上灌注得者誠親切。其實此誠，元是萬行共載的。則養由基之於射，亦是誠之全體見於一曲，其事小則其所誠者亦小耳。程子引喻，亦未為過。但所雲“用誌不分”，則屬乎好學力行而非誠耳。
誠者，周流乎萬事萬物，而一有則全真無二者也。一念之誠，一事之誠，即全體之誠；直至盡性合天，更無增加。與見孺子入井之心，有湍而無仁之大用者不同。非猶夫四端為一星之火，涓涓之水也。
抑四端如人之有四體，手自手而足自足。誠如人之有心，無定在而無在非其定在也。故一事一念，原該全體，致之即充，而不待於取譬以旁通。則或問“悉有眾善”之說，亦從此而生，特未為之靠定“誠”字，不免有所窒礙，如四端之說者。蓋惻隱與羞惡殊心，餘二亦爾。故可目言之為四，並列之為端。誠則同歸而行乎殊途，一致而被乎千慮，雖其一曲，亦無有可分派而並立也。唯察乎“曲”之為“曲”，則眾說紛紜，不辨而自定矣。
黃氏“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之說，甚為有功於聖學；似與龜山學、問、思、辨、篤行之說，相為異同。
乃所謂篤行者，元有二義。一事之已行者，專力以造其極，此以執為篤也。眾事之待行者，推廣而皆盡其理，此以致為篤也。故曰“行之弗篤弗措”，與上言“弗知”、“弗能”、“弗得”不同。行但期於篤，而不可雲行之弗成弗措，初非以一行之成為止境也。“致曲”三字，收拾盡“誠之者”一大段工夫。學、問、思、辨者，“致”前之功也。非博、審、慎、明，則曲無以致。一曲能誠，則既不患其執之不固，而唯是致之宜弘也。至於能致，則其執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而其用力於學、問、思、辨之深，亦可見矣。則黃氏之說以著夫擇善以後之功而析為二；二者皆篤行事。龜山之旨，則以包乎固執之前而統其成也；又在讀者之善通爾。
在己為“形”，被物為“著”，己之感物曰“動”，物之應感曰“變”六“則”字皆為急辭，而“形則著、動則變”二層，尤是一串事。如瞽瞍允若，“化”也，非但“變”也；瞽瞍底豫，則“變”也。舜之感瞍而生其豫者“動”也，瞍因自豫悅而忘其頑者“變”也。起念為“動”，其幾在動之者，而彼未能自主。成念為“變”，變其未動以前之心，而得善於己矣。
“形”兼言、行、動而言。“著”則人聞其言而知其為善言，見其行與動而知其為善行善動。“明”則言為法，行為則，動為道，與天下共明斯道矣。此“明”字與“明則誠矣”“明”字大異，而與“自誠明”“明”字亦無甚分。
所謂“光輝”者，教之行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之道大明於己之謂光，君子之道及於天下後世之謂輝。光如日月輪郭裏的赤光白光，輝則其芒耀之白天而下屬於地中間的暉焰。“明”字與“光輝”字自別。茹者之謂明，吐者之謂光。此言及物之光輝而雲明者，言物之所資以為明，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如日之光輝，令目與鏡得之以為明，故“明則動”分己與物處，雖是一大界限，而亦以“則”字急承之。
章句所謂“誠能動物”者，在孟子但就治民、獲上、順親、信友而言。實則孟子所言，行也，而未及於教也。此言“明則動”者，包括甚大，兼行之所感與教之所啟而統言之。曰“著”、曰“明”，則有製禮、作樂、詳刑、敕政之事矣。若無位之君子，則有道足興，聞風而起，皆其動物之效。愚所舉瞽瞍底豫，亦聊指一端，以發字義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