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固有分別，一如言“仁之於父子”仁者心德，父子者天倫。仁非即父子，則天道亦非即聖人審矣。
又獨以人道歸君子，亦不可。人道須是聖人方盡得。故言人道章亦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曰“大哉聖人之道”；言天道章亦雲“能盡其性”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盡性，固盡人道也。《論語》言“性與天道”，性、天之分審矣。直至讚化育，參天地，而後聖人之體天道者見焉。要其體天道者，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
此等處，《中庸》原要說合，見得“知之”、“成功”之一。故於聖人分上，說“天地之化育”，“天地之道”，“維天之命”，“天地之所以為大”；於君子分上，說“聖人之道，峻極於天”，說“誠者自成，所以成物”，說“建諸天地而不悖”，乃至動察靜存之功，馴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非此理。聖則合天矣，賢則合聖矣。合聖，而於天又豈遠哉？諸儒徒區區於生安、學利、困勉之分，而不知盡性即以至命之合，大失本旨。
或問於第二十章說誠之處，推天人之本合，而其後，人遂有不誠以異乎天者，其害在人欲；至此章言至誠盡性，而以“無人欲之私”為之脈絡。此朱子吃緊示人語，轉折分明，首尾具足，更不囫圇蓋覆。其不取程子“窮理便是至命”之說，亦爭此耳。
蓋誠者性之撰也，性者誠之所麗也。性無不誠，仁義禮知，皆載忠信。非但言誠而即性。性有仁義禮知。誠以行乎性之德，非性之無他可名而但以誠也。性實有其典禮，誠虛應以為會通。性備乎善，誠依乎性。誠者天之用也，性之通也。性者天用之體也，誠之所幹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可以分誠與性為二。而相因言之。天用之體，不間於聖人之與夫婦。無誠以為之幹，則忮害雜仁，貪昧雜義，而甚者奪之。因我所固有之大用誠，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體性，充實無雜，則人欲不得乘之，忮害等無所假托則不雜。而誠無不幹乎性，性無不通乎誠矣。
抑朱子以盡心為盡其妙用，盡性為盡其全體，以體言性，與愚說同。而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者，豈即誠乎？於此則更有辨。
孟子以知言，此以行言。則“知性”與“盡性”對，而於“知”與“盡”分知行；“盡心”與“至誠”對，而於“心”與“誠”分知行。問者有所未察，故以“盡心”“盡性”為疑，朱子則已別白之矣。“盡心”者，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所謂“明善”也。“至誠”者，極至其篤實充滿之大用，所謂“誠身”也。“存心養性”者，誠之之事也。“盡性”者，事天之效也。
君子學由教入，自明而誠，則以“盡心”為始事。聖人德與天合，自誠而明，則略“盡心”而但從“誠身”始。聖人無欲，不待“盡心”以揀乎理欲之界。賢人遏欲以存理者也，而遏欲必始於晰欲，故務“盡心”；存理必資乎察理，故務“知性”孟子為思誠言其義，與下言人道諸章義通，不可引作此章之證。
章句雲“此自誠而明之事”，則盡人物之性，讚化育，參天地，皆以極明之用也。“知無不明”，固明也。“處無不當”，則是誠以成物，而亦為明之效者，明之所至，誠用皆達也。
盡人物之性，明隻是教，而不可謂性；則“自明誠謂之教”，乃以言“自誠明”者明後之功用。既誠以生明而明複立誠，其非竟言賢人之學可知已。若賢人則須於人物之性，求知之明，求處之當，於己之性，察而由之，其不能即謂之教，審矣。
以此知“自明誠”“明”字，亦以成德言，而無工夫。“自誠明”者亦有其“自明誠”也。直至“明則誠矣”“明”字，方為賢人之學而有力。不然，則此“自誠明”之事，何以不自明止？必處之當故。而朱子所雲“教化開通處得其理”，又豈非教之謂乎？
大抵此等處須要活看。如下章言“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固非“自誠明”之事，而抑何以先誠而後明邪？自明誠者，亦自誠而複明。
說此“至誠”必是有德有位，陳氏之膚見也。本文雲“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字自在性上說，不在人物上說。一人亦人也，千萬人亦人也；用物之宏亦物也，用物之寡亦物也。豈孔子之未得位而遂不能盡人物之性邪？
此與作禮樂不同。彼以行於天下言則須位。此就其所知、所處之人物言，則不須位。陳氏死認朱子“黎民於變時雍，鳥獸魚鱉鹹若”之語，便煞著堯、舜說。不知朱子本文一“如”字，是活語，極其至處，則時雍鹹若而皆非分外。然抑豈必時雍鹹若而後能盡人物之性，以幾於讚化參天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