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紀越大越相信“惟有讀書高”的勸讀古訓。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少小不讀書，老大最為傷悲。我現在的年齡，已經深深地體會到老大不讀書多麼不幸！像我這把年紀的人，30年代出生，沒有機會接觸更多的西方文化，蘇聯文學卻被視為經典亦步亦趨讀了不少。由於列寧看重“俄國革命的一麵鏡子”的大托爾斯泰，聯共（布）器重橫跨新舊兩個時代的小托爾斯泰，還因為我們黨敬重無產階級文學開山祖高爾基，所以批判現實主義俄羅斯文學在新中國網開一麵。當時反對崇洋媚外，卻不反對迷信蘇聯，似乎正宗的無產階級的蘇聯文學集世界文學之大成，惟馬首是瞻，連學俄文也成了時髦就像“文化人革命”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一樣，學習不走樣。後來，同蘇聯“老大哥”鬧翻了，這才連同它的修正主義文學一起下油鍋，我們學過俄文的人頓覺臉上無光。當然，高爾基還足要保的，就如同批判“厚古薄今”傳統文學隻剩下《紅樓夢》，後來淸算30年代文學隻保一個魯迅一樣：
少小不努力，古書讀得少，後來人反封資修，少得可憐的那點老祖宗也忘得差不多了。在讀書這一點上，我們的上一代比我們強，我們的下一代也比我們強，時不我濟，倒黴的是我們這一代。
我讀高二時（1949年5月）參加革命，調幹上大學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後做報刊編輯，四十多年來敬業勤政，忙得四腳朝天，讀書機會有限。我們的時間，大部分用來學毛選、學馬列、學政治、學時事，其他時間，讀新作，讀點蘇聯文學和《紅樓夢》，星期天也搭進去，圍繞編輯業務讀我分工必讀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到了“文化大革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用來讀馬列和毛著，整天琢磨“最高指示”，為鬥人而學，為鬥己而學，歪嘴和尚念經，把經念歪了。“盡信書不如無書”，何況“各取所需”、為我所用。80年代後期在報社工作，每天淩晨一點才讀下發的文件和當天的報紙。書生辦報，不知好歹，累個半死，一事無成。書生不讀書，漸漸地，連一向諡之為“書呆子”的資格也失去了，隻剩下“呆子”二字。
青年評論家謝泳在《文論報》著文寫道：“比他們（指老一輩知識分子）年輕二三十歲的知識分子，就是1930年以後出生，現在六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從文化背景上看，他們年輕時就在體製內成長，已經與西方文化無緣，與前輩氣質上有很大的區別。接觸西方自由思想和反思體製已經到了80年代以後。老一輩在晚年多持批判態度，雖然濃度因人而異。但這一輩卻對現實表現出更多的適應性。他們不願意提出更多的理想，而側重於現實的可行性。從‘告別革命’到‘躲避崇高’、‘直麵俗世’，我們能領略到某種對現實的滿足感。”這裏說的，似有所指，但讀到這裏，臉上發燒。不管怎麼說，讀書少，“與前輩氣質上有很大的區別”卻是我等先天性的不足，起碼在這一點上，如上述年輕人言者鑿鑿。
由書生到書呆子到呆子再到書生，這就是幾十年來“我與書”的啼笑姻緣。
現在，時間好安排了，不是不讀書，而是書太多，浩如煙海，特別想讀的書一時難於到手，手邊的一時半會兒甚至一年半載、十年八年又讀不完，照樣犯難、“徒傷悲”。“書到用時方恨少”，我不知道人家是怎樣調弄的，反正我自己夠傷悲就是了。林語堂在《論趣》中寫道：“今日國文好的人，都是於書無所不窺，或違背校規，被中偷看《水滸》、偷看《三國》而來的，何嚐計時治學？必也廢寢忘食而後有成。”不能怪別人，我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麼同輩人中不乏飽學之士？
所以，當人問我“你向往什麼樣的生活？”時，我立馬答道：“醉臥書林，寄情電腦，指天畫地，含飴弄孫。”後悔還來得及，不過，“醉臥書林”之後，尚須外加四字：“廢寢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