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弓的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在1980年第一期《收獲》發表之後，讀過的人沒有不說受到震動，但是對其評價卻大相徑庭。
讀這部作品，三年困難時期因絕對權威的人治而釀成的巨大災難如在目前。這類反映前“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禍禍國的作品還有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真的《黑旗》和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等短篇小說，但被我視作“反思文學”代表作的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更接近實情，更慘烈，更具爆炸性。
那是一幅多麼可怕的圖畫嗬！李家寨上交糧食數百萬斤，“反瞞產”反走十萬斤，再反“伸手派”，百姓們吃樹皮，還要反，“反右傾可以反出糧食，反出吃的”，以致全村斷糧、宰殺耕牛，全村四百九十多口人浮腫，百十多口人挺在床上動彈不得，而形勢卻一片大好，公然宣稱“兩年進人共產主義”。救人要緊！李家寨的村民們到死相信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相信毛主席會原諒他們“借”一口糧食活命。情急之下，殘廢軍人李銅鍾開倉放糧，然後以重大搶劫犯的罪名戴上手銬，倒在法庭上。
《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的發表傳遞給我一個信號，即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文學在控訴“文化大革命”極左下屍橫遍野的同時，已經將筆觸探向17年“左”禍下的啼饑號寒，不無理由地使人相信：“文化大革命”極左，事出有因。
我當時在《文藝報》供職，特別注意發現新作新人，常常有報刊的同行向我打聽有什麼好作品值得向他們的讀者介紹，我向他們極力推薦《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幾周過去，沒有反應，後來問及，方才說道“動公倉”、“搶皇糧”，“謳歌搶劫犯”，“不利於安定團結”。其他幾個報刊的答複大致相同。我刊主編馮牧在發表於《上海文學》第六期的題為《關於近年來文學的主流及其它》一文中旗幟鮮明地肯定該作，《文藝報》第六期在“新作短評”欄裏石泉的一篇千字文裏單獨推薦了它。七月份，我寫了一篇《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的長文，反詰“不利安定團結”論，發表在不大為人注意然而被不少人注意到的《新文藝論叢》創刊號上。
1981年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評獎開始，主辦單位就是《文藝報》。初評小組一致推舉《犯人李銅鍾的故事》，但是當時的氣氛太不合適。一月份中宣部長王任重指名批評《文藝報》是“右派骨幹掌權”，應該進行人員調整，緊接著，中宣部召開“文藝部門黨員領導骨幹會議”，會上，林默涵就《文藝報》發表沙葉新的旨在針對“劇本創作座談會”的《扯“淡”》等錯誤傾向，亮明了他與周揚、陳荒煤和馮牧的四點分歧。所以，《文藝報》的領導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對於“人性”、“人道主義”、“揭露陰暗麵”的作品十分敏感，生怕被人抓住上綱上線，當然，對於《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評獎一事舉棋不定。正在這個時候，作者張一弓所在的河南省紛紛提出反對意見，有的意見以加蓋公章的單位證明信的方式轉送到上級有關單位。反對這部小說人選的意見主要是“暴露黑暗麵”，其次是有著30年新聞記者生涯的作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進入《河南日報》革委會，是“三種人”，故不宜得獎雲雲。但是初評小組全體中青年評論家堅持給獎不動搖。《文藝報》為此專門派人前往鄭州、登封等地進行調查，結果證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陽事件”確有其事，事實比作品所寫更其嚴重；二、張一弓“文化大革命”中進人河南日報社領導班子是事實，但屬人民內部矛盾，更不是“三種人”，可以發表作品，是不是給獎，其說不一。事已至此，評選委員會不得不向評委會主任巴金實情稟報並請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該作得獎，而且力主列為一等獎中打頭的一個（一等獎共設5名）。後來由於各種考慮，將諶容的《人到中年》排在一等獎的第一位，《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排在第四位。
將近二十年過去，事實證明，《犯人李銅鍾的故事》並沒有因得獎而妨礙國家的安定團結，張一弓並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張一弓此後不斷寫出好作品，《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將此後的“反思文學”不斷推向深人而作為“反思文學”的代表作進人中國當代文學史冊。後來，我當著張一弓的麵向他表達我近年益見強烈的心願：“驅動改革開放的仍然是李銅鍾式的人物，文學仍然需要李銅鍾式的硬漢子，今天文學的曆史價值、悲壯意味和陽剛之氣不能無視李銅鍾式的忠烈之士。”後來，我又應邀為他主辦的《熱風》一周年題辭：“張天翼說現代文學在續寫阿Q，事實證明新時期文學又在續寫阿Q，可能還要寫——李銅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