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過這座建築進入客廳，氣氛變得輕鬆了一些。今井武夫介紹了他的隨員：橋島芳雄大佐參謀、前川國雄中佐參謀、木村辰男譯員、久保善助上士、飛行員鬆原喜八少佐、小八童正及雇員中川正治。加上他自己共8人，超過了蔣介石規定的5人。
8月15日上午，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的一小時，蔣介石親自到廣播電台發表演說，聲稱在這時候要恪守“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的“德性”，實際上是為了掩蓋他在抗戰中企圖通敵、如今欲拉攏利用日本人反共的行徑造輿論。基於這個用心，他所任用的洽降人員，均是與日本人有些交情或在日本留過學的“溫和”人士。陳“少校”亦然。“七·七”事變前，他在北平新聞界工作，與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陸軍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有過來往。
今井等人在芷江的三天時間裏，始終被“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的迷霧包裹著。中方談判人員與日本的親緣關係，低佩軍銜、周到舒適的食宿、談判中溫和的情調，原來準備用圓桌會議的形式談判，由於美軍的幹涉，才改成分為主次的形式，等等；這些與日俄戰爭時乃木將軍對待俄國將軍斯特塞爾、甲午戰爭中伊東提督對待清將丁汝昌的方式大相徑庭，對此今井武夫都頗有感觸。
23日下午何應欽總司令接見了今井。今井脫帽行至何應欽麵前，默然肅立，鞠躬達90度。何應欽對他們“不辭辛苦遠道來芷江，表示慰問”，並再次暗示不得讓共產黨接收。今井自然心領神會。一小時後，今井武夫乘原機返回南京。
這天晚上，何應欽舉行了一個“慶祝勝利”的雞尾酒會。他捧著酒杯在煙霧繚繚的桌子間繞來遊去，酒杯撞得叮當響。
一個並非不想討好何應欽的記者湊過來問：“請問何總司令，為什麼接受投降人員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沒有給共黨一個接收地區？”
何應欽高高地揚起眉毛反問：“你認為中國應該有兩個政府、兩個領袖嗎？”
記者又問：“日本投降後，我們的政府對共黨將作如何處置呢？”
隻要他們不搗亂，服從指揮，政府中是可以給他們一個位置的。”何應欽此刻並未喝多：“不過他們現在就不聽指揮，在各戰場上搶奪日軍的武器。這是不能允許的。”
一號戰犯搖身變功臣
岡村寧次1884年生於日本東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後即開始侵華活動，曾任陸軍參謀本部“支那”班班員、中國課課長、日本駐華使館武官。1925年至1927年任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略上海的戰爭。1933年代表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侵略冀東和長城以北我錦繡山河的《塘沽協定》。1935年又協同日寇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與何應欽簽訂侵略華北的《何梅協定》，其後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兼駐偽滿洲國武官、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第二師團長、第十軍司令官、華北日軍總司令、第六方麵軍司令官，最後升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可謂在中國作惡多端。
日軍投降後，中國派遣軍最後一任總司令岡村寧次一下跌到了戰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戰犯名單，岡村寧次被列為一號戰犯。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也將他同鬆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戰犯名單，要求引渡到東京審判。輿論界不斷地掀動風雲。岡村以雙肘撐著禿腦袋，哀歎逃不脫命運的裁決：“自忖不僅被判為戰犯且死刑也在所難免。”
擊斃酒井隆的子彈，仿佛也穿過了岡村寧次的頭顱，使他一向陰鬱刻板的麵孔禁不住地一陣痙攣。
1928年5月1日，蔣介石的北伐軍開進濟南。日軍以保護日僑利益為借口，槍殺了北伐軍的運輸隊長，強行解除了北伐軍一部7000餘人的武裝。蔣介石裝孫子，命令各師“約束士兵，不準開槍還擊”。5月4日，北伐軍處死了13名走私鴉片的日本毒販。日軍當即以猛烈的炮火轟炸北伐軍陣地和居民稠密地區；晚上一群日軍闖入國民黨山東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負責人蔡公時的耳、鼻、舌、眼，再將他連同17名職員用機槍掃死。後來的一些日子，紛亂的戰刀像朔風寒雪在濟南城內飛舞，6000餘名中國軍民臥屍街頭。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時任駐濟南領事館武官的酒井隆與時任步兵第六聯隊長的岡村寧次，都是製造這次慘案的主凶之一。
岡村寧次在混沌的回憶中掙紮了片刻，漸漸恢複了平靜。酒井隆是酒井隆，岡村寧次是岡村寧次。他把撫額的手展在眼前，上麵沒有血，隻有粘澀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從戰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遺物。晚上，他在聯絡班的一問空房裏設置了靈堂，領著聯絡班的全體人員在酒井隆的靈位前守夜，忽明忽暗的燭火像一陣陰風，送走了遠行的厲鬼。
令人奇怪的是，中國軍事法庭從1946年開始市判日本戰犯，到1948年已基本審判完畢，鬆井石根、穀壽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處死刑正法槍決，但岡村寧次這個百萬日軍最高統帥、日本侵華頭號戰犯卻不見蹤影。人們都在納悶：岡村寧次究竟跑到哪裏去了？
原來，岡村寧次明知他作為侵華頭號戰犯，罪孽深重難逃懲罰，也曾很為自己的性命擔憂，用專機把家屬送回日本，準備一人承擔“厄運”。但他並不驚慌，料定在國共衝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機會，就決心“賣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萬侵華日軍的優良武器裝備交給國民黨政府。同時，他要製造騙局，在混亂中為自己撈取資本。他十萬火急地致電蔣介石：蘇蒙軍隊已進抵張家口，呈向平津挺進態勢；華北解放軍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人天津，攻勢極其猛烈；日軍集中炮兵密集轟擊，挫敗了共軍的攻勢，使其遺屍400具；此乃共軍在蘇蒙軍隊支持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前奏。岡村稱：如果僅是華北共軍進攻，他可以按蔣介石的命令堅決抵抗，但如果蘇蒙軍隊參與聯合進攻，他的軍隊隻能撤退。岡村寧次的報告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麥克阿瑟。在蔣介石的請示下，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軍之手，麥克阿瑟斷然下令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陸。
另外，岡村寧次還向何應欽獻反共之計說：
中國最大的內患，是共軍部隊實力龐大，不可小視，現華中長江與黃河之間尚有30萬日軍，建議暫不繳械，由我本人率領，在貴司令的統一指揮下幫助國軍剿滅共軍。貴方隻需負責供應給養，其他武器、彈藥、醫務方麵概由我們自己解決。”
何應欽對此極為欣賞，馬上報告蔣介石要求批準，蔣介石雖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卻把岡村寧次視為自己人，確定將戰犯範圍限製在最小限度，甚至一個人即可，他明確地發布指示：
“逮捕漢奸消息及逮捕條例，概勿發表，必須由本委員長批準後，方得正式公布，以後關於逮捕漢奸之案件，準令戴（笠）副局長負責主持，以歸統一，而免分歧。”
蔣介石專門交代，對岡村寧次要格外優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裏，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遲遲不下達解除岡村寧次武裝的命令，因而設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樓的侵華派遣軍司令部仍戒備森嚴，房上架有高炮、機槍，日軍官兵仍欺壓百姓，奸淫婦女，胡作非為，經南京警備司令邱維達多次交涉，才命令岡村寧次繳出武器裝備。
蔣介石、何應欽為勾結岡村寧次反共，不顧國際、國內要求審判岡村寧次的強烈呼聲，宣布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委其以協助投降、維持治安和幫助遣返日俘日僑的重任，後來又讓其改任與國民黨政府的“聯絡班長”，暗中兼有國民黨軍事顧問的職責。在生活上特殊優待，甚至讓他以外交官身份隨便活動。
1945年11月，中國共產黨把岡村寧次作為頭號侵華戰犯在延安公布，蔣介石、何應欽指示南京和國民黨各地報紙不登這一消息。在製定確認戰犯條件文件時，隻注重鬆井石根、穀壽夫等指揮的南京大屠殺，酒井隆在廣東和日寇在長沙、徐州會戰中的暴行，因岡村與這些暴行無直接聯係而為其開脫罪責。
國內外輿論強烈要求懲辦岡村寧次，國民黨戰犯處理委員會負責人1946年9月受蔣介石、何應欽之命對記者解答提問稱：
岡村寧次本是日本戰犯，但自日本投降以來，在維持南京治安、協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績顯著。目下正任聯絡班長，工作尚未結束，何時對其拘留審理，委員會現正在研究中。
為了把這個大戰犯掩藏好，蔣介石拿出他在上海灘上練就的看家本領，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術。他要在陽光下藏住黑影。
岡村寧次於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擔任“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班長”，名目是處理日俘日僑遣返事宜。
在這段時期，岡村寧次不能像過去那樣打網球、騎馬、打獵、釣魚了。但照常可以坐禪靜養、下棋消閑，喝紹興酒、散步、洗澡、聽留聲機。養足了精神就豎起耳朵打探情報，刻意琢磨兩件事：一是拉關係巴結蔣介石。他隔三差五地與何應欽、湯恩伯、白崇禧、陳誠們走動，設頓豐宴，送派克筆和咖啡具，對起袖口過小九九，盤算國軍怎樣才能避免挨共產黨的打。二是走門子替戰犯鳴不平。今天是徐州戰犯拘留所給戰犯戴手銬腳鐐，十分殘酷，因此向國防部提出抗議；明天又說田中久一中將替人受過，槍斃了實在冤屈；再就是說廣州軍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達四十人太過分，懇切要求重新審理。磯穀廉介判得蹊蹺，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張馬糞紙做的麵具，時常拿出來戴在臉上作生氣狀，這非但不會惹起朋友們的不快，相反會因其戲劇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間的紐帶顯得更有必要。這段時期也有些別的事幹，比如聯絡班的人飲醉酒出門與中國人打架鬥毆，傷了對方，要費些口舌調解；也有時生個病，讓湯恩伯們拎著甜酒來探慰。蔣介石對他優待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