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奏議裏，範雎明確地提出了“遠交近攻”這一明確的戰略思想。這是範雎對秦國的傑出貢獻，為秦逐個兼並六國最後統一中國奠定了戰略基礎，而且對後世影響也相當深遠，為中國政治、外交思想史增添了重要的一頁。魏冉自秦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年)任相以來，應該說對秦國之大業也是有建樹的，但在國家總體戰略上也有嚴重的失誤，給秦國帶來了一定的損失。例如對待“三晉”，魏冉輕視魏、韓兩個鄰國的肘腋之患，卻勞民傷財地跨越魏、韓去遠征趙國。當時趙國又處於鼎盛時期，以逸待勞，重創秦師，昭王三十七年至昭王三十八年的秦、趙大戰，即以趙奢揮兵大破秦師而告終，使秦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再如對待齊國，接連討伐，雖然雙方互有勝負，卻並沒有得到戰略性的勝利，秦國在人力財力上都有較大消耗，魏、韓坐山觀虎鬥，火中取栗，其結果是得不償失的。
範雎在“遠交近攻”這一策略原則指導下，進一步闡述了秦一統天下的具體設想：魏、韓兩國地處中原，好比天下的樞紐，其位置相當重要，應該首先給予重創，解除心腹之患，壯大秦國實力。魏、韓歸附秦國後，北謀趙，南謀楚，趙、楚歸附，秦國當時最大的敵手齊國必然懼怕，一時不敢與秦爭鋒。在秦國的國勢強大到壓倒各國的情勢下，便可一個個消滅魏、韓等“虜國”，最後滅齊，一統天下。
秦昭王很讚賞範雎的戰略原則和具體部署，高興地說：“寡人敬聞命矣。”遂拜範雎為客卿，參與國家大政，主謀兵事。兩年後，即昭王三十九年(公元前268年），昭王用範雎謀，派五大夫綰伐魏，攻克懷(今河南武陟西南)，兩年後攻克邢丘(今河南溫縣東)。
秦國“遠交近攻”的原則確立後，範雎及時地為秦昭王謀劃“收韓”之策。韓國是當時七國中最弱小的，範雎選中了這個突破口。他首先向昭王分析了“收韓”的戰略意義：“秦、韓二國互相交錯，秦之有韓，如木之有蠹，人之心腹有病。天下如果有病，最大的隱患便是韓國，因此應該首先收韓。”
秦昭王說：“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
範雎早已成竹在胸，他回答說：“韓國怎能不聽命歸附於秦呢？如果大王派兵首先攻打並占領韓國政治、經濟、交通、軍事的咽喉要塞滎陽，便可使鞏邑、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上黨之韓軍不得而下，一舉可將韓國攔腰斬為三截。如此，韓見必亡，怎能不聽命歸附於大王呢?”
嗣後，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果然發兵，對韓采取了一係列攻伐，終於將韓攔腰斬斷，致使韓國搖搖欲墜。秦國在戰爭中獲得了巨大的補償，實力更其強盛，諸侯各國為之側目。
範雎日益受到昭王的親信，地位也日益得到鞏固，於是他在內政方麵開始進行變革，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他向昭王奏議道：“臣居山東時，聞齊但有孟嚐君，不聞有齊王；聞秦有太後，穰侯，不聞有秦王。製國之謂王，生殺予奪，他人不敢擅專。今太後憑國母之威，擅行不顧者40餘年。穰侯和‘四貴’生殺自由，私家之富，十倍於主。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不亦危乎?”接著他列舉列國臣弑君、子弑父的慘痛教訓後，進一步指出：“今穰侯內仗太後之勢，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廣置耳目，布王左右，恐千秋萬歲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司馬遷曾說：“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實事求是地說，魏冉在秦國的曆史上有著不可抹煞的曆史功績，範雎將其一筆抹倒未免失之公允，反映了他排除異己的私心，然而對於宗親貴戚的專權和勢力的膨脹，昭王早就嫉恨在心，聽了範雎的一番義正詞嚴的宏論，一拍即合，自己亦不覺毛骨悚然，再三拜謝：“先生所教，乃肺腑之言，寡人恨聞之不早。”當年，昭王便罷了穰侯的相位，命其回到封邑。穰侯搬家時竟動用了上千輛車乘，奇珍異寶，皆秦國庫所未有者。後昭王又驅逐其他“三貴”，安置太後於深宮，不許與聞政事。任命範雎為國相，封以應城（今河南魯山之東)，號為應侯。
從此，以秦昭王為首的中央政府的權力更為集中了。這時秦封建割據走向封建大一統，推動了曆史的進步。這是範雎對秦最後兼並六國統一中國大業的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