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一次麵談時，公孫鞅大談堯舜禹湯的仁義，在他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可對此毫無興趣的秦孝公不但聽不進去，還聽得昏昏欲睡。事後還訓斥了景監一番，說他找來的人怎麼隻會講大道理，一點都不實用。
景監挨了訓，很是鬱悶，回家就埋怨公孫鞅。公孫鞅若有所思，請求景監再幫自己求見秦孝公，五天後，公孫鞅又來到秦孝公麵前，這一次的談話還是未能引起秦孝公的任何興致，平平淡淡地結束了。
幾天後，秦孝公第三次接見了公孫鞅。這一回，公孫鞅大談的是富國強兵之道，這一下就吸引住了秦孝公的注意力，因為這正是他苦思良久的強國之路。
公孫鞅的這一番高談闊論令秦孝公讚歎不已，他終於對公孫鞅有了相見恨晚的感覺，從此將公孫鞅留在秦國，委以重任，以左庶長一職開始，主持開展秦國的變法圖強之路。2為求變法，立信於民
從古至今，任何一次變法均非易事。隻有勇敢無畏、堅忍不拔的人才能將此進行下去。而秦孝公和公孫鞅正具有這樣的特質，因而，他們開始了變法，並徹底地推行下去。
（1）力駁群臣
雖然公孫鞅獲得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進行國家的改革。但這畢竟是一件“易祖宗之成法”的大事，引發了朝中大臣和百姓們的轟動，一時間議論紛紛，反對聲不絕於耳。
在這種情況下，公孫鞅和秦孝公一起麵對群臣，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宮廷辯論會。在朝堂之上，秦孝公跟公孫鞅以及甘龍、杜摯等群臣商議變法之事。秦孝公說：“為增強國勢，我欲行變法來治理國家，改革禮製來教導百姓。但我實在擔心，百姓們對此反對且非議不斷。”
公孫鞅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上奏說：“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同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秦孝公覺得此言甚是，但甘龍卻當即表示反對，他說：“改變百姓風俗推行教化不是聖人所為，改變舊法製來治理國家也不是明智的做法。因襲舊製，會讓百姓更容易接受，而且不費力就可達到成功。依照舊法治理國家，官吏不致茫然，隻需照章辦理，而百姓也不會迷惑。要是國君堅持改變秦國舊製、改革舊禮製，那麼百姓一定難以接受，天下人都要批駁秦國的國君。”
公孫鞅反駁甘龍說：“你說的這些話沒有什麼道理，隻是俗人之見。我們總是把自己束縛在舊有的習慣和製度之中，不願意有所改變；學士們總是局限在自己原有的見識中，故步自封，不求創新。這樣的人隻能遵紀守法，卻無力變法。夏、商、周的法度、禮製各不相同，卻都成就了霸業；春秋時期稱霸的五國法度也有所不同。智者改變法度、禮製以利國事，愚者深受法度的束縛、禮製的約束。拘泥於法度、禮製的人自然無法明白變法的含義，也無法接受變法。”
大臣杜摯也表明自己不同意變法：“不能獲得百倍的利益，就不可變更法度；無法獲得十倍的功效，就不應變換器具。自古以來，都是這麼說，因循古人之法就不會犯錯，遵守舊禮不會奸邪。”其他大臣也紛紛附和，支持守循舊法禮製。
群臣眾口一詞的反對，並未讓公孫鞅妥協，他堅持己見，毫不動搖地說：“既如此，那我倒要請教諸位，古代的立法製度也各有不同，那我們應該遵循哪一種古代法製呢?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製?伏羲、神農時，教導百姓不殺人，黃帝、堯、舜時期，殺人而不叫妻子連坐。至於文王、武王時期所立法度都是符合當時的社會形勢；所行的禮製也均符合當時的情況。古人所為，不正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製定不同的法度、禮製嗎?兵器、盔甲、器具的使用，應該以便利為原則，法度的製定也要切合時政。因而，治世不必依循舊製，治國也不必拘泥古法。商湯、周武的興起，正由於他們不拘守古法；殷紂、夏桀的滅亡，正由於他們不改革舊禮。如此說來，因循守舊未必合宜，也無須讚揚；改變古法不該受到非議和反對。”
這一番話說得群臣啞口無言，秦孝公也連連稱道，公孫鞅又趁機奏請秦孝公不要再疑惑、遲疑了。
秦孝公點頭讚許道：“我也曾聽聞，在偏僻之地，遇到事情多覺奇怪、不解；而學識狹隘片麵的人，對事多在口舌辯論。愚者所引以為傲的，恰恰是足智者感到可憐的；狂妄的人以為得意的，卻正是賢者所擔憂的。諸位不必再說多了，我決意變法，不會再改變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