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人們深切關注著國家的未來走向和曆史命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是曆史的產物，國家不會因其在應對社會各種矛盾和衝突中完善自己而永恒存在下去，也不會因其角色、形態和功能的自主變換而永遠寄生在人類社會的肌體之中，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弱以至最終消亡；而這種消亡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過渡國家形態的，通過無產階級國家發展生產，增加社會生產力總量，逐漸消滅階級差別和社會差別而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仍然需要國家，仍然需要以國家權力幹預社會關係，控製和消除以社會差別為基礎的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消除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為，逐漸以社會的形式掌握社會自身的事務，把公共的權力還給社會。因此，這個過程對無產階級國家來說，將是一個複雜和漫長的國家治理過程。“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的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這就意味著，國家的治理也就走向了社會的治理（管理）。
國家的治理走向社會的治理（管理），國家理論也就逐漸成為社會治理（管理）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在實質意義上是一種走向社會治理進程中的國家理論，它仍然是一種在國家治理實踐和治理機製中不斷建構的國家理論。由於國家的治理總是圍繞著製度、價值和有效性展開的，因而，製度的生成與創新、價值的確立與調整、有效性的保持與提高，對於國家理論的建構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結束語走向社會治理進程中的國家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製度是一種規則，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生產實踐是製度起源的發生論根據，交往實踐則是製度生成的現實基礎。它是社會基本結構，是社會關係的存在方式，也是利益關係的對象化形式。因此，製度背後必然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基礎，在階級社會，“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權力為中介的，都帶有政治形式”。製度以國家權力為中介得以確立和推行，反過來，國家則借助於製度的力量，實現其政治和社會功能，達到治理的目的。這表明，一方麵，製度是實現國家治理的約束性和保障性的工具；另一方麵，國家權力既然以自身的需要確立了相應的製度，那麼製度就不僅構成了對國家權力的某種內在約束，也構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外在約束，即製度在約束製度運行主體的同時也約束製度的客體，而且對製度客體的約束本身又會不斷產生對製度主體約束的新要求，這是國家權力來自社會的約束。國家權力缺乏製度的約束，也缺乏來自社會的約束。隻是到了現代，“由於私有製擺脫了共同體，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並列的並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於是，政治國家就被抽象化了，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結構被打破，被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所代替，與此相應，國家決定社會的政治邏輯也就被社會決定國家的政治邏輯所代替。
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離的出現，具有重要的製度意義。社會決定國家，改變了國家權力的性質，即國家權力來自於社會，並取決於社會，這使國家權力接受社會的約束成為一種現實必然。國家權力的運用從無限走向有限，社會也獲得自主發展的條件和可能。在這種條件下，國家權力雖然還是國家治理的力量，但這種治理必須考慮社會的利益要求，必須以製度的方式形成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和對社會利益的保障。這是現代國家治理製度的生成和創新的基本邏輯。然而，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從這種國家與社會二元化中獲得經濟上自由的並不是指社會這一整體，而僅僅是指社會中占有很少一部分數量的資產階級獲得了自由。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他們在國家治理上必然利用自己在經濟上的優勢行使對國家權力的支配，從而造成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對立，即政治形式上的平等與經濟實際上的不平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麵，資產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的利益競爭和政治博弈又促成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契約關係，國家權力的運行受到製度的約束，國家通過製度來合法有效地運行權力，社會通過製度來保障自己的合法權利。這樣，製度就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有力工具和合法性基礎。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始終不能擺脫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因資本邏輯所決定的政治不平等，因而資本主義社會還不能從整體上獲得對政治生活的決定權，也不能實現從政治上對國家的有效製約。實際上，資本主義所確立的對國家權力的製約終究是資產階級自身的框架內的製約，即這種製約終究是要服務於、服從於資產階級的經濟生活和利益交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