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高度同一的一元化結構，社會在國家的集權控製下，逐漸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和自治，但與此同時，社會又與國家構成相互依賴、彼此滲透、互為推動的新型的國家與社會的結構。由於社會生產和市場交往的發展還不充分，也由於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的政黨推動國家治理的特征，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既不是也不可能發展成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更不可能全賴社會對國家權力進行製約，國家權力的製約主要是通過無產階級政黨的製度自覺，即在政黨的推動下，把國家、社會和政黨自身納入製度化治理的軌道，從而形成一種“政黨、國家與社會”在製度化治理機製中的良性互動關係。
這種製度化治理的良性互動關係，從治理的性質上來看，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政治邏輯，它既反映了“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的相互適應”，又反映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這種“相互適應”中的主導地位，即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終究是要服從於、服務於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無產階級政黨是這種良性互動的推動者和中介者。從治理的機製上看，這種良性互動是一種製度化的治理機製，即確立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和法治政黨的治理結構，既保障國家在治理行動中的權威性，又確保國家在權力運作上的約束性；既依法確立社會獨立、自治和依法運行，又依法設定社會的角色權利和義務；既要依法治黨，又必須堅持和貫徹民主集中製。從治理的價值上看，這種良性互動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目標，以政治權力的社會化為方向，以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為內容。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國家權力不應是一種階級獨享的壟斷權力，而是社會共享的公共權力；國家利益不應是一種階級利益，而是一種社會公共利益；政治權力的社會化不應是一種政治策略，而是一種建立在社會生產和社會普遍交往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的嚴密的製度化過程；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不應是一種虛幻的政治主觀意願或國家意識形態，而是一種現實實踐。從治理的有效性上看，實現這種互動良性化的主要動因，在於政黨的推動、中介和自覺，所以對於以社會治理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政黨的製度自覺、價值自覺和能力自覺，就成為當代中國“政黨、國家與社會”在國家治理機製中建立和發展良性互動的關鍵。
近代以來，受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開始了全麵轉型，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探索和不懈奮鬥，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開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由此走上了符合國情、順應時代、持續進步的正確道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以及個體在經濟與社會領域的進一步解放，孕育了以社會主義為發展取向的現代社會。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有效地促進中國社會現代化以及經濟與社會轉型的同時，也有效地把握和駕馭了這種社會變革，充分發揮了政黨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進入90年代，中國共產黨這種推動作用進一步得到加強，把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繼續推向深入，確立了以實行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諧社會為主要內容的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確立了製度在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主導地位，使製度逐漸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獨立力量。9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自身建設方麵有了巨大進展，通過加強黨的“三講”教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極大提高了政黨在治國理政上的製度、價值和有效性方麵的自覺性，使“依法辦事”、“入黨為公”、“執政為民”、“群眾利益”、“服務國家”、“忠於職守”、“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公平公正”等社會主義政治道德深入到廣大黨政人員的思想深處，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價值觀念和行動指南。可見，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與社會”在國家治理中的互動機製逐漸走向良性互動的發展軌道。這種良性互動的治理機製既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建構和發展的實踐基礎，也是確保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建構和發展的性質、價值目標和曆史歸屬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