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就國家主權及其演進得出幾點結論：其一，國家主權首先體現為一種階級統治權力，然後才以社會的或民族的方式呈現出來。其二，作為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必然邏輯與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緊密聯係的曆史過程的全球化，它是國家權力回歸社會的物質基礎和必要途徑，在民族國家意義上則是國家主權的社會化過程。其三，如今這種社會生產力高度和社會化交往水平還遠不足以消弭國家主權賴以存在的社會曆史條件：人們個體性和群體性的生存論條件的巨大差異和矛盾，以及建立在這種差異基礎上的群體認同。其四，國家主權的消亡與國家和民族的消亡是同一個曆史過程，但卻是漫長而複雜的。
（三）民族國家認同及其類主體認同因素的增長
是認知、情感、意誌、信念、行為等因素既相互聯係、相互製約的完整的政治心理過程。從主體角度來看，認同可分為個體、群體和類三種，即個體、群體和類三者基於彼此之間的差異而產生的一種自我確認，這種自我身份確認帶有濃厚的曆史文化價值特征和精神歸屬感特性。如我們所知，個體、群體以及之後才被發現的類（人類），是人的三種基本存在方式。這三種存在方式與人的生命的個體性、人的生活的社會群分性以及由普遍交往而意識到的同一性是密切相關。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個體、群體的生存論條件的差異，他們與類之間所構成的兩兩認同格局是不平衡的。因此，我們不能對認同問題作抽象意義上的理解，而要根據具體的言說對象和論說情景來考慮，也就是說要根據人的具體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來考察人們的認同問題。
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認同形成的前提。無論是個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還是民族國家對自身的認同，或者是作為交往主體的民族國家對他者、對整個類的認同，都是由人的生存方式所決定的。人的生存方式是由人所具有的基本生存論條件構成的，這些生存論條件怎樣，人的生存狀態也就怎樣，人也就怎樣，因而人們也就以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來反思和建構自己的生活。這種反思和建構是以差異的存在為前提的，是在對差異的比較、反思中確立的。我們知道，任何人同時都是以個體主體、群體主體和類主體的方式存在的，但人的這三種存在方式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存在多方麵的相互聯係。對個體來說，他雖然首先以個體的方式存在，但同時又不能離開群體而存在，而群體又從屬於更大意義上的群體。個體以及他所能歸屬的群體--氏族、家庭、民族、政黨、企業、國家--始終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在階級社會裏集中體現為階級或階層的差異，即階級、階層的利益差別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地位、文化價值等其他生存論條件的差別。所以，個體的人也好，群體的人也好，都要為自身的生存和現實利益尋找可靠的來源和保障，並在這種生存境遇中確立對自身、對他者的身份認同。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國家的民族化（社會化）建構進一步遮蔽了人們之間的階級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人的個體存在，還人的類存在，都集中體現在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上，他們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對立上。這種矛盾對立既表現為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又表現為群體與類之間的矛盾，還表現為個體與類之間的矛盾。人正是通過對他們之間的矛盾關係的反思性理解來確立自己的認同的。
全球化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曆史階段與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全球聯係日趨緊密的曆史過程，它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存狀態，為人的生存方式的轉換和躍遷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力量和現實基礎。馬克思主義以世界曆史的眼光全麵審視全球化，指出由於資本一方麵要力求摧毀一切地方限製--當它在民族國家的疆域內建立了自己的統一的市場和階級權力後，又把各個民族國家納入自己的世界體係，進而把全球作為自己的市場；另一方麵，它又力圖以時間來消滅空間。資產階級在建立全球化市場的衝動和努力中攫取剩餘價值，但它又同時充當了推動民族曆史向世界曆史轉換和人的自由個性的全麵發展的不自覺的工具。可見，在馬克思那裏，人類向世界曆史轉換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二是通過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的改變，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向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轉變。就第一層含義而言，就是資本不斷把整個世界整合成了一種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即在經濟生活領域裏表現為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在社會政治生活領域裏表現為民族國家體係，這就是資本條件下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從而實現人的全麵發展和自由聯合。換句話說，全球化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越來越超出民族和國家的限製，按照人類共同利益的價值取向行事，使個體的思想和行為獲得直接的普遍的社會形式，而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普遍交往也開始打破民族和國家的禁忌，逐漸意識到為人類共同利益承擔曆史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使民族國家在全球的層麵上獲得社會的合法形式。當個人真正成了世界意義上的個人時，人就成為一種“自由自覺的存在”。這時，作為人的群體生存方式的民族國家體係也就日益有了“所有相互交往的人們的共同體”的性質。
全球化所帶來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的變化，必然通過人的觀念認同體現出來。當全球化迫使個體生活進入資本主義世界曆史體係中時，人們對自身的身份、價值的認同和訴求就具有濃厚的資本主義性質和民族國家情節；當全球化日益使人成為世界意義上的個人時，人們的類認同意識就必然逐漸增長，這對民族國家認同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和否定。
首先，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國家認同結構的變化。在傳統社會裏，人們的認同主要表現為一種族群的認同，具有濃厚的社會曆史文化性質。隨著近代具有政治意蘊的民族的形成以及國家的民族化建構的推進，人們對民族的認同就實現了與國家認同的統一，民族國家因而就成了人們認同的主要對象，並仍然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和階級屬性。這樣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就把認同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統一起來了，人們通過民族國家的認同既可以製度的方式獲得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和基本條件，又可以曆史文化的方式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歸屬感。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被民族國家所遮蔽和局限了的各種個體和群體逐漸被推到了國際交往的層麵，他們同國家以及全球交往中新生的各種組織、團體和“類”一道成為彼此認知、接納和認同的對象。這種多元化認同結構，對於需要不斷從民族認同和國民忠誠中獲取權威性和合法性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嚴重的消解。
其次，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國家認同中身份認同的消解。傳統社會是建立在人的身份依賴基礎上的社會，人們總是依據地位高低、權力大小、血緣姻親、宗法倫理等來確定自己的身份，配置權力。身份與權力等同使人們形成了對權力和身份的崇拜。這樣身份認同就構成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一道藩籬，把人們劃分為各種特定的交往群體，個體總是要在自己的群體中確立自己的身份，憑借這種身份獲得自己的利益和精神慰藉。從曆史上看，在狹隘的交往世界裏，人們對群體的認同往往具有一種至上性和唯一性，人們總是對自己的群體有一種自豪感和優越感，對他者往往抱有排斥、防範甚至是敵對的態度。這種認同傾向和價值信念是造成群體與群體、民族與民族之間對立和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因素。當然，衝突中的民族也可能因進一步的交往而產生融合，從而形成新的民族認同。但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市場、全球民主和全球公共性有力地打破了傳統身份認同模式，它以市場規製、經濟契約和社會製度的方式確立了人與人之間、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在國際交往中的基本原則，規定交往主體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不管曆史文化、宗教信仰、富貧強弱，交往主體之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意誌都是自由的。對民族國家來說，身份認同的消解意味著社會生活越來越崇尚平等、理性、對個體和公共利益的尊重，意味著政治生活越來越強烈地籲求自由、公正、民主，而這種發展趨勢的直接意義就在於消解國家的“階級暴力”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屬性。
最後，全球化促進了民族國家中的類主體認同因素的增長。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實質上是一種群體主體的認同。在傳統社會裏，由於身份群體的狹隘性和自足性，生活於不同群體中的個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十分有限，即使有交往，這種交往也隻能從屬於群體。個體的生存和發展依賴本群體的力量，尤其是依賴民族和國家的力量來實現，因而個體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以屬於某一個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來區分不同意義上的個體交往的。如今，全球化的物質和技術條件為群體生活中的個體提供了超出群體的時空界限的可能，人們之間的交往不僅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疆域界限，而且跨越了民族國家認同的界限，在個體間的交往中直接積累和形成類主體認同。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各個單獨的個人“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生產）發生實際聯係，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麵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談到類的交往曆史時，認為期間經曆了相互依賴的自發交往、各民族各地區內的物化的共同交往以及全麵依存的普遍交往這幾個發展階段，而交往形式的這種曆史性變換總是以生產不斷發展和個人自主活動能力不斷增強為前提的。個體認同在這種交往形式的變換中，也逐漸克服了起初的狹窄血緣家族性、之後的片麵的民族性，達到全麵的世界曆史性。這就意味著人的“世界曆史性的存在”及其普遍交往過程必定是一個不斷增進生活於不同群體（民族國家）中的人們對世界、對人類的認同的過程。因此，對於民族國家來說，其成員的類主體認同的增長客觀上構成了成員對民族國家認同的某種危機。
但是，所有這些也僅僅是構成了民族國家認同的一種危機而已，而不能成為否定民族國家認同的依據。因為，一方麵，當下的全球化水平所提供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無法動搖人的群體生存方式，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基於民族國家這種群體生存方式而存在的諸多差別、矛盾和衝突，民族國家在現今甚至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仍將是人們的最主要的群體存在方式，仍將是國際交往的重要主體，因而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仍將是今後很一個時期的一種基本認同；另一方麵，民族國家自身也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它可以通過變換角色和功能來容納人們日益生長的類主體認同，在對特殊性、差異和普遍性、同質的張力的關注中來把握和處理民族國家認同與超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類認同之間的關係。這對當下的各民族國家的建構來說，既是一種創造性的實踐問題，又是一個創新性的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