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和陳清揚的戀愛故事整個地包括在一個罪惡與情欲的衝突形式中，這個衝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離了人群到深山裏野合。他們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鬥的節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與人物供認不諱的荒謬關係，以自供狀的敘述，言說了性愛驚人的力量和美麗。男女歡愛在性禁忌的年代成為罪惡、罪名，這不稀罕，罕見的是還從來沒有人如此理直氣壯，如此汪洋恣肆地寫其出於生理本性的自然、單純。王二與陳清揚多次做愛（作案〉，隻是因為他們年輕、他們樂意。王小波還原性愛的單純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潛意識。誇張、張揚、恬不知恥的敘述姿態，調戲了那時代集體性的窺春癖。偷情者的對話，也充滿戲謔風格：“我把小和尚拔出來，把精液射到地裏。她在一邊看著，麵帶驚恐之狀。我告訴她：這樣地會更肥。她說：我知道。後來又說：地裏會不會長出小王二來，^這像個大夫說的話嗎？”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對性的感知又反映著、聯係著人的內在資質，他們的性格、行為方式。《黃金時代》中反複出現兩類人，李先生一類，王二們一類，前者是窮困潦倒但執迷不悟的成年人，後者是無法無天、搗蛋闖禍的頑劣少年。不過這兩類又可以說是一類，一群想按自己的價值觀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無論他們是書呆子還是小神經。李先生感到情人的乳頭涼冰冰，就動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問一個“對頭嗎”？這個微妙的心理活動與另一個李先生（耽讀西夏文，以致丟了飯碗〉的破內褲、內褲裏露出的屁股（“像個風幹的蘋果”）一樣，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知的內心惡習與抽狗屁煙、喝狗尿茶、聽狗屎收音機的物質享受極不般配又自然渾成，使得中國李先生們在日瓦戈醫生等同類中決不會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們性成熟過程中重要的青春體驗。王小波在描寫敘述者^小說家王二的精神成長時，一些優美獨特的語言意象依然與性愛相依存、並由此引向人對自我的追問。他寫到人物感知著生命的鬆動，落葉遍地，王二仿佛頂著落葉的黃金雨。他念詩給女友聽：“走在寂靜裏，走在天上，而陰莖倒掛下來。”還有，他這樣描寫戀人的夜“滿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場凍結了的大雨。這是媚人的星空。”《黃金時代》開始於搞破鞋的交代回憶,中間由《三十而立》過渡^這個過渡包含雜耍性的現實生活片斷，又包含關於精神與肉體各種欲望故事的插曲^最後終結於對似水流年、生命的終極價值的體認。性愛、曆史、生命與藝術在此融為一體，敞開了王小波所用強光投射出的一個價值境界。
二、自由敘事《黃金時代》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國內引起專業批評家關注與喝彩的小說集，這一反響實則姍姍來遲。在此之前，集中的《黃金時代》單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說《未來世界》也先後獲台灣聯合報係第13、16屆中篇小說大獎。此外，王小波還曾出版過一部短篇小說集《唐人秘傳故事》。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範圍內流傳的長篇傳奇《紅拂夜奔》、《尋找無雙》以及《我的舅舅》等計算在內，那麼他實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說新人，最起碼也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傳故事》已經透露了王小波與眾不同的創作路徑，這就是對老故事的重說、重新講述。所謂“秘傳故事”，作者何以得之？顯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虛的標題下乘虛而人，嚐試移花接木、故事新編。他將現代人的愛情與唐人傳奇相拚貼，或將唐人傳奇現代化，在其中貫注現代情趣。
不過王小波始終沒有滿足過僅僅是說故事，對說的興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對小說其形式自由的熱愛，而他的熱愛自由更見之於通過這種自由發揮的敘事遊戲，表達當代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達對他們生存狀況的俯瞰。這在他從美國留學歸國後寫的一係列作品中可以見出。我說俯瞰，是因為王小波在這些作品中發展出一種由敘事者隨心所欲地穿行於古今中外的對話體敘事。如他改寫唐傳奇的《紅拂夜奔》，其中數學家王二的故事與古代大科學家李靖的故事對話，他們各有各的命運，有各自對愛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們互相映照又各行其是。在寫實與幻想寓言兩種體裁的穿插中，王小波做著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存體製限製下知識分子處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創造、愛情這些生命的永恒價值與極權、昏庸、世俗之間長久的對峙。
自由敘事，一個關鍵是對時間的處理。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一張多重時間的網絡覆蓋於性愛之上。有現在時間〈我現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過去時間（我和妻子留學、旅行歐洲時有過去進行時（我對X海鷹交代問題，接受幫教〉，有過去完成時〈我交代1967年和姓顏色的大學生戀愛時間跨度繁複闊大，空間遙遠的事物發生奇特的組合。例如，達利畫的塔樓與大煉鋼鐵的標語，小孩爬高樓摔斷胳膊，胳膊裏流出的筋膜與“濕被套”的感覺，還有高爐殘骸裏的屎與避孕套，這些不相幹的圖景，由“塔”這中心意象生發出來。穿過彎曲的時間隧道，超現實的畫風、稚拙的性體驗與烏托邦實際景象相遇，光怪陸離。
童年，是作者觀照這一革命時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盡興想象，以一個歡天喜地投人軍事遊戲的頑童的視角，重寫“文革”中的武鬥場景及荒誕變態的性與青春。曆史被兒童當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當做玩偶一一小孩的感覺傳達了作家對革命的隱喻。
時間，實際上不隻是一種被處理的題材，它是一個潛在的主題。王小波往往用時間的稱謂作為小說標題，這個時間是烙有中國人當代集體記憶的特殊時間。在某個時間，知識分子隻好用印度師兄做法術害他來解釋他的挨揍；在某個時間，得像吃憶苦飯或思甜飯一樣性交；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強奸犯，女人像忍受嚴刑考驗一樣自願被強奸。施虐與受虐、被壓抑的潛意識與性變態，這些在弗洛伊德那裏受到分析的範型，被王小波施之於中國的時空之中，揭示出現代中國人種種古怪荒謬的文化心理。這是曆史的霍亂時期，它“好像是過去了，又仿佛還沒開始”。
三、語言顒覆王小波的敘述風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貫的幽默傳統，但仍然是一種變體，不似前輩作家通常難以克製的悲痛激憤，也不混同於當前由北京風行於各地的就事論事的調侃。王小波的語言以戲謔的比喻加上反諷的思辨為特征，對人們習慣的優美抒情與認真說理傳統它是一種悖離，是喜劇性的顛覆。
“龜頭血腫”的故事把眾人引以為恥、諱之不及的“龜頭”直呼出來，並對這個粗鄙、別扭的詞語聯結詳加描述，揭示其荒謬性。荒謬在於，眾人虛偽的羞恥心掩飾著帶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惡，這是要體麵的知識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奮起自衛、一論再論“龜頭血腫”、賀老先生縱身跳了樓。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涼之分，但究其實質，於普遍的、無理性的羞恥文化與心理是一個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時代的痔瘡”、“地主老財的屎橛子”，都把屬於人體隱私部位，曆來文學作品一帶而過或多以隱語暗示的東西拿出來示眾。由此，革命時代最荒唐無稽的現象顯露無遺。也正是這樣，原欲的真正意義令人動容：劉老先生被一隻鴨子饞死了，賀老先生腦漿子灑了一地，那杆大槍又粗又長，“這說明他們身上還有很多沒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寫了性、包括性愛姿勢與器官，這些描寫兼具寫生的細致和想象的諧趣。它新鮮、獨特，通常超越了寫實層麵，成為人物處境的隱喻。例如：王二在X海鷹床上半跪半坐：“這時候整個人就像一朵紮出的紙花，或者崩開了的鬆球一從一個底子（王二的屁股〉裏，放射出各種東西。他的上身，他的折疊過的腿,他的陰毛和陰莖（它們是黑黑的一窩〉，每一件東西都堅挺不衰。”還有苟歡之後兩個人鬥雞式的坐姿：“這時候她的乳房在我們倆中間堆積起來，分不清是誰長的了。那東西有點像北京過去城門上的門釘。”比喻選擇的是日常性形象，但從來沒有人可以順手拈來形容性事。在前一個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紙花一樣被迫扭曲的精神狀態，剩下的肉身的堅挺顯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關於兩人對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顯出了這對男女的貌合神離。
王小波用“屎”這個詞彙的次數之多亦屬少見，連帶的還有各類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語、俗語、歇後語及穢語（包括英文他讓這些通常被視為垃圾的詞彙頻繁出現，發掘出其非常的表現力。這些詞語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許重要內容，隻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糞的故事就可以體會了。人們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來如此之多的與屁味、蘿卜嗝味和屎聯係在一起，聖與俗的界線被顛覆了。
《我的陰陽兩界》表麵上是帶有獵奇色彩的故事，以陽痿病人作敘事者，仿佛要挑逗讀者的窺淫心理。但實際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愛情，不過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個現代智者與情人戲仿世俗的傳奇。病人與醫生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間及他們與環境之間種種誤解和衝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態與正常態的界線遊移混淆、粗鄙與高雅亦互為表裏，需要複雜一點的言說了。
被稱作“黃金時代”或“革命時期”的階段正在一步步變成曆史，它離我們越遠，我們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這個時候，王小波寫出了他的上述小說，把那個時代放在人類理智共同標準的天平上來掂量，掂出其全部無意義背後起支配作用的荒謬邏輯。他以中國作家一貫欠缺的喜劇精神書寫革命時代，這實在有助於我們重建一種健全的曆史記憶。
超越羞恥心文化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應該算是典型的大陸文學，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首先在香港出版。《黃金時代》由三部相對獨立的中篇小說組成，背景是“文革”時期。那是一個個人無助而政治權力無所不能的年代。作為個人，很難有個人意誌和尊嚴可言。指鹿為馬，鹿就是馬。人隻有接受這種現實，而無證明自己的可能。談起那個年代，許多過來人都心有餘悸，一點兒都不具有解虞之處。但作者卻將這種恐怖化作一種荒謬。他對身外的現實采取了一種全盤承認的態度。既然不能改變，不如依法炮製。被發落到邊疆農場的醫科大學畢業生陳清揚，僅僅因為是結了婚的女人，“臉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聳”，就被輿論汙為“破鞋”。據小說主人公王二看，隻有兩個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無姿色，沒了當破鞋的本錢；幹脆偷漢，當名副其實的破鞋。王二讚成第二種,總之清白不得！這是一種看透了荒謬，自覺不值得在理性層麵上與之較量才產生的心態。這就擺脫了文人的傳統悲劇模式，擺脫了理想和幻想的糾纏。這裏不妨與張賢亮的小說做一對比。《綠化樹》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滅，於是才有結尾踩上紅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裏對愛情還抱有幻想，於是才有主人公與黃香久的“感情的曆程”。在《黃金時代》中，這兩層理想和幻想都沒有，於是小說便形成了一種嘲諷和戲謔的風格。
荒謬的年代培養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遊戲態度。在《黃金時代》裏，王二回憶道：“我記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裏躺著，似乎什麼也沒做。我覺得什麼都與我無關。”這與加繆的《局外人》有同有異。同樣是對荒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與我無關的態度，是一種高度的冷漠，連母親死了都無動於衷，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王二們則不同，他們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們沒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麵對荒謬的處境隻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而無能為力，如同閹牛，隻有被閹的份兒。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麵對絕對的荒謬，較真兒隻能是自取滅亡。置身於絕對荒謬的大遊戲中，千萬認真不得。既是遊戲，就不能破壞遊戲的規則。王二的處世態度是：“我們不能證明自己無辜，我倒傾向證明自己不無辜。”我對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陳清揚對清査、批鬥采取的就是一種配合的態度。讓王二寫交代男女關係的材料，他故意寫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熱衷於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們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後據點。王二說：“在我看來，這東西無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對於我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那麼人的欲望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你按你的來，我按我的來。你的荒謬無理可講，我的性欲也無理可講。它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它的“醜陋”和政治強權的荒謬在程度上足以匹敵。陳清揚曾認為:“真的事要有理由。”這正是她煩惱的原因。荒謬的本質就是無理由可講。最後，她達到了犬懦主義的化境，不再為是不是“破鞋”而煩惱挨鬥時她非常熟練，一聽見說到我們，就從書包裏掏出一雙洗得幹幹淨淨用麻繩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掛，等待上台了。”並為她是挨鬥的“破鞋”裏最漂亮的一個而“覺得無比自豪”。
小說的敘事方式不是要讀者沉浸在當年的氣氛裏，而是通過今天的主觀濾光鏡看當年。中國當年鬥“破鞋”，挨鬥者必定狼狽不堪，羞愧難言；而批鬥者則居高臨下，如同動物園裏看猴子。但在小說中，這一切都反過來了。精神上的優勝者不是批鬥者，而是挨鬥的王二和陳清揚。王二們精神上很優越，態度上很從容；對方則顯得十分委瑣。小說既能在對人物心理的體察上人乎其內，又在價值判斷上出乎其外。這種敘事方法是頗為現代的。
中國的現代派小說，特別是近幾年某些先鋒派小說，閱讀起來十分艱澀。而《黃金時代》不然，處處給人以閱讀的快感。想尋找作品內在含義的讀者自可尋找；但作品的價值首先來自閱讀本身。閱讀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給人以全新的感受，簡直不需要再去追尋它的內在含義。作者用一種幽默的光輝燭亮了當年那種無處不在的壓抑，使人的精神世界從悲慘暗淡的曆史陰影中超拔出來，感到一種解放的愉悅。作者有意讓讀者感覺，這不是曆史之“真”，而是曆史的變形。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話：“如果我對你說過謊，那是因為我必須向你證明假的就是真的。”
這種敘事方法並非史無前例。但用這種方法來敘述性的主題，就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寫得很透徹，又不失高格的美學趣味。以前，寫實主義小說麵對性幾乎無法回避一種兩難抉擇：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徹，追求透徹又不免失去高雅。《査泰萊夫人的情人》被認為是一個成功的範本。但它那種抒情詩式的筆法，並非唯一的恰當選擇。現代人的性感受並不是隻有抒情詩的美妙，同時也有痛苦、困惑和焦慮。《黃金時代》的嚐試擴大了以往的視野。它的基調是反諷的、調侃的。但某些細節又不失動人的溫情。比如，寫交代材料，王二怎麼也過不了關。因為看材料的專案人員懷著一種無止境的窺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滿足。但陳清揚卻一下子就過了關。為什麼？因為她將一個女人最真實、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寫進了交代材料，讓那幫專案人員一下子感到羞愧難言。這是《黃金時代》中最精彩的細節。讓我們感受到荒蕪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樣的威力！
這還引起了一個超越羞恥心的話題。中國以往的絕大多數小說都被籠罩在羞恥心文化的陰影裏。《紅樓夢》裏性描寫很含蓄，淫喪天香樓等場麵作家寫了又刪了；《金瓶梅》裏性描寫很放肆，但寫一段就要配一段譴責或說教。這都是羞恥心文化的不同表現。按文字的本意，羞和恥本來都是人體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長期的社會文化使人們形成了一種觀念，賦予這些與性活動相關的部位以負麵價值。曆史發展到今天，人類已經意識到要超越這種觀念的桎梏。文學創作中對羞恥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勞倫斯是一種方式，他認為性就是美，他在小說中給性活動以至善至美的描繪。《黃金時代》不同，它肆意嘲諷對性的表裏不一，但同時對性作遊戲的處理，不是將性美化、神聖化，而是將性的價值中立化。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當“我”不承認人們給性施加的醜名時，口氣隨意而平淡。讓讀者閱讀時也濾去了那些故弄玄虛的羞恥色彩，而達到心靈的淨化。在作家看來，圍繞性興師動眾本身就是可笑的。性關係隻是當事人的私事，用不著別人去幹涉。幹涉本身就讓人發笑。隻有人們對性的態度坦然了，不再大驚小怪了，人們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聽說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已由華夏出版社推出，不勝欣慰。一位大陸作家寫的一部純文學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獲獎，在海外引起關注，而大陸讀者幾乎毫不知情，這委實讓人氣餒。究其原因，據稱是因為“這本書裏有不少地方寫到性”。我們且聽聽作者自己是怎麼說的：“雖然在文學中過分寫性有媚俗之嫌，但是筆者決定不加改動。因為生活就是這樣，又何須掩飾？雖然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們就是這樣一步步活過來，還要這樣一步步活下去。對我們來說，沒有比這更值得珍視的了。”作者寫性,是在寫生活、寫生命，無須回避。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媚俗，不在於它是否寫到性，而在於它所寫到的性在全書結構中是否必要。濫用之筆方可稱為“過分”。再者,媚俗者寫性必然會寫得浮浪虛假,關鍵則在於他們把性製作為某種消費品，而沒有把性理解為生活本身，或者說，他們從根本上就缺乏對生活的理解。好作家筆下的性總是會引發對生活的觀照與思考，每每令人正襟危坐。當然，有批評家早就指出過，對於那些見到聖母像都要起淫欲的人，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讀過《黃金時代》，香港版，出版商竟易其名為《王二風流史》，且收入“風月係列”。據我所知，這使得王小波頗為惱火，所以這回在大陸出版，他堅持把書名改回來，寧可冒不暢銷的風險。我曾戲言,《紅樓夢》原先也曾名為《風月寶鑒》，港台的出版商抑或大有深意？
①原載於朱正琳所著《文事~世事^心事》，文彙出版社，1997年1月。
難得的是台灣人畢竟能認識到這本書的文學價值，書中第一輯曾獲台灣聯合報“第十三屆小說獎”之中的中篇小說獎就證明了這一點。易名為《王二風流史》也並非完全不切題，書中主角叫王二，的確有好幾檔子男女故事。隻不過這些故事難稱風流，倒得了“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神韻。因此，《王二風流史》一名過於外在，未解其中之味。但要港台商人解得此味未免要求太高，他們並沒有經曆過我們那個“黃金時代”。
全書由3個中篇輯成，但由於人物與情節不乏連貫性，一氣讀來倒也仿佛讀了一個長篇。從王二的半世人生中截取了3個時段作為視點，於是有了《黃金時代》〔20歲〉，《三十而立》〈30歲《似水流年》〈40歲）3篇，而其生途際遇卻在其中交錯蔓延。20歲的青春活力無所收束〈缺乏凝聚點？〉，金燦燦地拋灑在窮鄉僻壤（插隊在雲南性愛是自然的節奏，挨鬥挨批是社會的旋律，二者協奏成曲，怪誕中被嘲弄的是某些觀念，被顯現的則是不可遏製的生命。30歲時生活居然又重入“正軌”回城入學且做了大學教師。無奈已然“偏離的原子”（取伊壁鳩魯之意——本文筆者）夢魂難歸，時時刻刻隻感到“而立”的別扭與可笑。實際上這別扭也因環境而起，原以為一場震蕩已改變了一切，回過來卻發現並沒有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這使人想起柏拉圖的“洞喻”，出洞見過另一番景象的人怕是很難再老老實實地呆在洞裏。40歲人謂年屆不惑，偏偏卻驀然回首，一詠三歎地追憶似水流年。幾個難忘的人，幾件難忘的事，反反複複在那兒敲擊。其荒唐，其慘烈，是夠人想一輩子。然而那種輕淡幽默的敘說卻直讓人啼笑皆非。掩卷長思，又隻覺它勝過聲淚俱下好幾籌。
我這樣來概括全書的內容難免失之過簡過粗，而且勢必有欠準確。小說你得去讀，不能聽人介紹。觀王小波之走筆，很快就能發現他掌握了一種獨特的敘事。有人說他走了黑色幽默的路子，似也有幾分道理。不過，我想補充強調一點：這不是說他模仿或借用了黑色幽默的敘事方法，王小波的獨特敘事是和他的獨特感受血肉相連的。獨特的感受包含了獨特的領會，文學家的才能正在於使之直接得到獨特的表達。杜甫寫寒露，卻道“露從今夜白”；加繆寫下雨，竟說“終於把大海都淋濕了”。即便是一景一物，一落筆也驚人，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語言與感覺渾然一體，易一字便不再是它。
王小波就具有這樣的文學才能。說來慚愧，我與王小波是同代人，經曆也大致相仿。每常暗自思量：我們這一代人幾十年無功無果但卻有聲有色的經曆不該被我們帶進墳墓，寫下來，記錄下來，或可為時代見證一二。然而卻苦於下筆無神，一說就是套話。套話也者，人雲亦雲而已。自己的經曆套在別人（或眾人）的理解之中，表達出來自然有隔靴搔癢之感。也有人不顧隔靴之苦，連篇累贖地寫，讀來卻讓人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麵的感覺。無他，許多作品都隻是某一眾人認可的觀念之圖解，不是獨特感受之直接的獨特表達。文學作品就是奇，恰恰是其獨特的個性最能打動人心，使人從深處領略到某種普遍性。缺乏文學才能如我者，既不滿意作泛泛之談，便隻好讓自己那一點感受窖在心中餿掉。間或發出一聲喊，也直如魯迅先生所雲：“天地之大呀，我說不出；父母之恩愛呀，我說不出……”說不出有說不出的苦。王小波卻說出來了，真真切切地說出來了，既不落套又不離譜，既沒有（如某些人）煞有介事地作反思狀，也沒有（如另外一些人）故作姿態地作瀟灑狀。他也在嚴肅地思考，他也在機智地調侃，但這一切都毫無賣弄之嫌地融入了他獨特的敘事之中，樸實無華，輕淡幽默。單從這一點講，他的作品《黃金時代》已經是我們時代難得的一部文學作品了。如果多有幾位這樣的作家，各自從不同角度敘說，一代人的陳年舊事也許就能在較為充分的顯現中重獲生命，成為鮮活的記憶。據我了解，王小波本人是一個不善經營但卻十分勤奮的作家，已完成和待完成的作品還有許多部，我們有理由寄予厚望，期待它們的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