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是第一位將中國花木移植於夏威夷的華僑。陳芳成功地引進了荔枝、榕樹、木蘭花、玫瑰花和雞冠花。這些花木在島上繁衍，被稱作“中國情調”，為來島觀光的各方遊客津津樂道。
1891年夏天，陳芳和兒子一起去澳門，卻被澳門南灣三號一家酒店的保安攔在門口，理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憤怒的陳芳要求麵見酒店經理，並把澳門本地商會、媒體一一叫去，當眾宣布以5000美元的價格買下這座酒店，並命令把這家原名“洋威”的酒店改名為“四海芳園”，對所有人開放。當時這件事成為轟動澳門的頭條新聞。後來的“四海芳園”一時成為澳門市民最喜歡光顧的地方。今天這座酒店已經不複存在，在它的原址上挺立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楊仙逸，對孫中山的絕對忠誠
楊仙逸(1891—1923)，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市)，1891年出生於美國夏威夷。楊仙逸的父親楊著昆是孫中山的摯友，又都是香山(今中山)同鄉。孫中山在夏威夷從事革命活動時，經常出入於楊家，所以從少年時代起，楊仙逸便深受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影響，更是將孫中山的字“逸仙”改為“仙逸”作為自己的名字。
1910年，孫中山再次赴夏威夷發表演說，提出把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楊仙逸決心追隨孫中山，毅然加入同盟會。他感到要革命救國，就必須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武裝部隊，於是考入加利佛尼亞哈厘大學機械係，學習機械及兵器製造技術。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勝利果實，孫中山被迫轉移海外，開展討袁鬥爭，為此他號召華僑子弟學習航空，以便建立飛機隊。楊仙逸再次響應孫中山，考入紐約Custiss航空學校學習飛機的駕駛和製造。1916年，他畢業時取得國際飛行家聯合組織美國飛行俱樂部頒發的第62號駕駛員執照。畢業後不久，楊仙逸便回到國內輔助孫中山。為了實現孫中山建立革命武裝力量的計劃，不久再度赴美國，與眾多華僑商界領袖共同創辦圖強飛機有限公司，培訓飛行及航空技術人員。
1919年，為了增強援閩粵軍的力量，孫中山召楊仙逸回國，4月，楊仙逸到福建漳州，協助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組建飛機隊。1920年，孫中山命令援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盤踞在廣東的軍閥岑春煊、莫榮新，楊仙逸率領的飛機隊支援地麵部隊作戰，向廣州推進，幫助援閩粵軍將軍閥驅逐出廣東。由於功勳卓著，陳炯明欲委任楊仙逸為粵軍飛機隊總指揮，他推辭不就，重新回到孫中山身邊。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任命楊仙逸為總統府侍從武官，委以籌劃發展航空事業全權。楊仙逸在華僑及國內人員中挑選了一批青年，親自帶往美國學習飛行或航空工程，不少人學成回國後成為我國早期飛機隊指揮員或技術人員。在此期間，他還大力向華僑募捐購買飛機。
1923年，孫中山重返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後，任命正在美國培訓飛行人員和募捐飛機的楊仙逸為航空局局長，讓他重新組建飛機隊。楊仙逸一回到廣州便立即開始籌措建立飛機工場之事，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7月終於製造了中國國內第一架軍用飛機。1923年，楊仙逸在惠州指導改裝水雷為炸彈，不幸失事犧牲，孫中山明令追授其為陸軍中將，譽其為“中國空軍之父”。
肖友梅，總統府的秘書
肖友梅（1884—1940），音樂教育家、作曲家。字雪朋，號思鶴。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童年隨父親寓居澳門。早年在日本、德國學習音樂，前後達18年。在日本時，曾參加同盟會，掩護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1920年回國後，先在北京主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科和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同時組織了我國第一支管弦樂隊，自任指揮。1927年到上海創辦國立音樂院（後改稱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畢生從事高等音樂教育，為中國現代音樂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其作品主要寫於20世紀20年代，有100餘首歌曲和其他體裁的作品。1922年出版的歌曲集《今樂初集》和次年出版的《新歌初集》，是我國最早的兩本作曲家個人的創作專集，其中藝術歌曲《問》曾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廣泛流傳。此外，《南飛之雁語》《女子體育》《落葉》《踏歌》等篇都在當時留下一定影響。他還創作了一些有影響的愛國歌曲，如《五四紀念愛國歌》《國恥》《國民革命歌》等。肖友梅在教育家蔡元培的支持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國立音樂院（後改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蔡元培任校長，肖友梅任教務主任。從此之後，中國有了獨立的專業音樂教育機構。
大家都知道他是傑出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許多人卻不知道他曾經從政，當過孫中山先生總統府的秘書。1901年，肖友梅到日本留學，當時他正是一位熱血青年，信仰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1906年，他加入了孫先生組織的同盟會。由於他為人正直、善良，和孫中山先生又是同鄉，關係十分融洽。為了掩護孫先生從事革命活動，他把自己的寓所提供出來，供革命黨人作為秘密會議的地點。孫先生舉行會議時，他常常帶著廖仲愷先生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實際上是在給開會的人放哨，一有動靜就立即通知他們。在長年的交往中，孫先生覺得肖友梅是一位十分信得過的人，對他很器重。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任命肖友梅為總統府秘書，從此他們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孫中山先生還贈給肖友梅一張個人照片，親筆題寫“友梅先生惠存”6個字。肖友梅非常珍惜這張照片，一直擺在自己的書房中。雖然已經從政，雖然與孫先生有著深厚的友誼，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音樂。當他聽說有去歐洲學習音樂的機會，就毅然辭掉了總統府的職務，奔赴德國學音樂。
此後，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音樂文化事業，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葉挺寫信
葉挺（1896—1946），字希夷，廣東惠陽人。1924年，赴蘇聯東方勞動大學與軍事學校學習，1925年回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二十四師師長、十一軍軍長。1927年先後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抗戰時任新四軍軍長。1941年皖南事變時被國民黨非法逮捕，先後被囚於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後移禁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1946年3月4日，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要求，始獲自由。出獄後即電中共中央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7日中共中央批準其請求。4月8日自重慶飛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一天，國民黨軍隊從江西上饒將葉挺押到山城重慶。車到重慶，葉挺下了囚車，順著馬路朝前走。他一邊走一邊想無論如何也要讓黨知道我的消息，盡快和黨取得聯係，揭露國民黨反共反人民、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走著走著，他忽然發現路邊有個廁所，便靈機一動要求上廁所，特務不得不應允。
廁所裏臭氣熏天，特務們隻好守在廁所門口。葉挺利用這個機會急忙寫了一封短信，並附上一張紙條和5元錢。紙條上寫道：“請拾信的朋友買個信封，按上麵的地址發出去，本人將終身感激不盡！這5元錢作為酬謝。”寫完，他順手揀起了一塊磚壓在信上，磚下露出5元錢鈔票的一個角。
後來，這封信真的傳到了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的手裏。周恩來看完此信，立即去找國民黨重慶當局交涉。在鐵的事實麵前，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承認葉挺被關押在重慶。經過周恩來義正詞嚴的質問和多方交涉，國民黨當局隻好答應保證葉挺的人身安全、改善生活條件並在適當的時機釋放葉挺。
冼星海的“飯票”
冼星海，曾化名“黃訓”，原籍廣東番禺縣，1905年生於澳門貧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親就已去世，靠母親做傭工和祖父接濟生活。他6歲進私塾。祖父病逝後，他失學而隨母親去了新加坡。12歲那年，冼星海被招入嶺南大學新加坡分校——培正中學讀高小。在業餘時間，冼星海以驚人的毅力投入到音樂的學習中，他學過單簧管、小提琴和樂隊指揮，吹、拉、彈、擊樣樣精通，是學校樂隊的積極分子和活動骨幹，經常參加校內外的活動及演出，被稱為“南國簫手”和“青年小提琴家”。1918年秋天，冼星海和母親回到朝思暮想的廣州，進入嶺南大學附中讀書。1929年，冼星海因參加反對學校當局的學生運動，被開除學籍。冼星海毫不氣餒，他堅信“閑雲野鶴無常往，江天何處不可飛”，毅然決定到法國巴黎留學。
1930年，冼星海到達巴黎。當時他身無分文，隻好做各種各樣的下役，像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看守電話的用人等，來掙一點兒錢學習作曲和指揮。有時，他每天早上5∶00就起床，一直要做到晚上24∶00，就這樣他也隻能過上半饑半飽的生活。一次，他去餐館裏端菜上樓，終因疲勞過度而暈倒在地，老板大罵了他一頓，第二天就解雇了他。又過了好幾天，他沒有找到工作，餓得快要死去，隻好拿了小提琴到餐館中拉奏、討錢，恰好碰到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他不但不給予幫助，反而打碎了討錢的碟子，打了他的嘴巴，並大聲辱罵他。然而，冼星海心中的苦澀又有誰知道？他的遠大誌向又有誰能理解？冼星海隻有在自己的床頭寫下內心深處的感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貧困和屈辱並沒有壓垮他，他更加刻苦地學習，終於贏得了有正義感的教師們的同情與幫助。他的老師奧別多菲爾不僅不收他的學費，而且將自己作品演奏會前排的票送給他，這些都給了他極大的溫暖，鼓起了他奮鬥的信心和勇氣。在生活把他逼得走投無路的一個寒冷冬天，他根據自己在異國他鄉的感受寫下了女高音獨唱曲《風》，還有表達他思念祖國之心的《遊子吟》《中國古詩》等。《風》這首曲子立即得到巴黎音樂界人士的讚賞，在巴黎電台廣播，並被列為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的節目。冼星海因此有幸進入了巴黎音樂學院的高級作曲班。考試那天，老師宣布他得了榮譽獎，並詢問他有何要求時，他隻說了兩個字“飯票”。
自此以後，他得到作曲班教授保羅·杜卡先生的關懷和照顧，他不僅學到了更多的技術，生活上也能夠較為安定。冼星海在回國之後之所以能夠寫出史詩般的宏偉作品《黃河大合唱》等作品絕不是偶然的，這與他真誠的愛國心、堅強的意誌、高深的作曲技巧是分不開的。
容國團，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
容國團(1937—1968)，廣東珠海人，生於香港。1959年，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為中容國團國奪得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1961年，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作為主力，幫助中國隊第一次奪得男子團體冠軍。1964年後，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主教練，對乒乓球技全麵革新，在他和其他教練員的指導下，中國女隊在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在此後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向披靡。
小時候，容國團的舅舅經常帶他去一家銀行的娛樂室裏看打乒乓球。這個俱樂部有各種康樂設施，且經常有香港乒乓名手和外國人到此練球。容國團非常喜愛乒乓球，主動給人家撿球。舅舅也是個乒乓球好手，後來曾代表廣東省電力係統獲得過全國乒乓球聯賽的團體亞軍，見他這麼喜歡，便抽空教他打幾板球，一來二去，容國團逐漸迷上了乒乓球。
容國團真正成名是在1957年初春。這時，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錦標賽開始，容國團代表公民隊參加了這次角逐，一路過關斬將，取得決賽權，準備與南華隊決一雌雄。南華隊幾員主將見容國團和鄧鴻波兩位年輕選手所向披靡，感到後生可畏，生怕萬一自己有一個什麼閃失，到時下不了台，於是通過乒乓總會暗中密謀，要求容國團打“假球”讓出這一屆冠軍，並允諾送一筆錢給容國團作為補償，但被容國團斷然拒絕。結果公民隊贏得團體冠軍，容國團接連獲得男子雙打、單打冠軍，打破了香港乒壇史上的紀錄，一時間他聲名鵲起。幾個月後，正如日中天的日本乒乓球隊乘奪得第24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四項錦標的聲威，到香港訪問比賽，其中就有兩屆世界男子單打冠軍的日本選手荻村伊智郎，結果容國團以2∶1取勝荻村，更是聲名大噪。
1959年4月初，在多特蒙德舉行的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爆出一條特大新聞：男子單打進入前八名爭奪戰的，有一半是中國人!但高興僅持續了兩天，中國選手在第六輪的單打循環賽中紛紛落馬，進入半決賽的隻剩下初出茅廬的容國團一顆“種子”了。容國團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然而，容國團充分發揮了他球路廣、變化多的特點，他尤其精於發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術均佳，並創造了發轉與不轉球、搓轉與不轉球的新技術，一連斬下6名大將，最後取得了與匈牙利選手西多爭奪世界冠軍——“聖·勃萊德”杯的資格。擁有20年比賽經驗的老將西多在過去幾屆世界大賽中，曾先後9次榮獲團體、單打、雙打冠軍，有“巨無霸”之稱，也是連闖7關進入決賽，並曾多次戰勝過容國團。絕大多數人都認定，西多將取得這場比賽的勝利。經過集體研究，教練組給容國團製定了兩套戰術，一套采用上旋拉攻突破西多的右防，使他不能穩守一個位置；另一套是針對西多轉身不大靈活，用拉左殺右、拉右殺左的戰術，使他措手不及。
4月5日下午，在8000多名觀眾的注視下，一個36歲的老將與一位21歲的後起之秀站到了比賽台前。第一局，容國團以21∶23失利；第二局容國團以21∶12扳回一局；第三局又以21∶15再勝；第四局，容國團越打越有信心，而西多方寸大亂，終於以14∶21敗下陣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在國際賽場上拿到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中國體育走向世界，這是個起點。這是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最高潮，也是中國體育運動發展史上走向一個新紀元的曆史標誌。
葉劍英懷仁堂除害
葉劍英（1897—1986），廣東省梅縣人。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舉國哀痛，但江青反革命集團卻認為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此時此刻，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還處於被打擊迫害的境地，受到“四人幫”的嚴密監視；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一時又難以斷然處置“四人幫”。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工作，成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葉劍英自己也充分意識到身負黨和人民之托，責任重大，於是勇敢機智地置身於驚濤駭浪的鬥爭旋渦之中，毅然挑起曆史賦予的重擔。
在鬥爭極其複雜的情況下，葉劍英密切地注視著“四人幫”陰謀活動的動向，一次又一次地識破了他們的詭計，一回又一回地頂住了他們的要挾，使其計謀一次又一次落空。這當然也引起了“四人幫”對他的進一步仇恨和恐懼。9月下旬，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江青，居然要求政治局召開緊急常委會討論“重大問題”，並無理提出不讓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葉劍英參加，而不是常委的姚文元、毛遠新必須列席會議。張春橋在北京接見徐景賢等人，專門聽取他們密謀武裝暴亂的情況彙報。王洪文打電話給王秀珍，要上海搞40萬民兵，還提出要用大炮武裝民兵。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辦?”王洪文和張春橋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實際上想要她當黨中央的主席。葉劍英周密思考鬥爭的策略，與華國鋒等領導經過反複研究，決定在適當時機用斷然處置的方式，先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再召開政治局會議，然後向中央全會報告，揭批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國慶節後，葉帥果斷決策：“以快打慢”，提前行動。10月6日晚間，懷仁堂似乎與往常不一樣，氣氛顯得格外肅穆。根據中央辦公廳的通知，8∶00將要在這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會”。8∶00未到，葉帥和華國鋒就事先來到。葉劍英這位戰爭年代長期在統帥部出謀劃策、運籌帷幄的“參座”，此刻好像一名法官在懷仁堂正廳端坐，就像要傳喚被告到庭受審似的。先來的是王洪文，接著是張春橋，姚文元可能是因為列席的原因，故意來得晚一些。他們都是從懷仁堂正廳東側門進入“會場”的，進門時，一一被警衛人員帶至葉帥麵前，由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宣布他們的罪狀和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執行特殊任務的小組來到江青的住處，向她宣布了中央對她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
就這樣，前後不到一小時，沒有費一槍一彈，沒有流一滴血，就從組織上清除了“四害”，從而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內亂，使曆史又揭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