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在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到來之前，《毛澤東年譜》1893～1949出版。順便說一句，從1994年開始，我受命參與建國後《毛澤東年譜》的編寫，具體任務是撰寫1966～1976年的年譜初稿。我已經比較認真地閱讀了這10年的檔案，並寫出1966年的初稿約6萬字。1995年3月，因工作調動離開文獻研究室，就沒有再持續下去。
我在文獻研究室毛組參與的第二項工作是《毛澤東畫冊》的編輯。這個項目是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中央批準由文獻研究室和新華社合作編輯的。我是畫冊出版後署名編輯人員中的最後一名，也確確實實是出力最少的，但卻可能是受益最多的。我記得隻搞了些打雜和外圍的服務工作，唯一一件有點技術含量的事情是幫助校對圖片內容與文字說明是否相符。當時可能翻閱了上萬張照片，為搞清楚擬采用照片上的每一個人物，確實要下一番工夫，多次請老同誌幫助辨認。那些曆史畫麵因此而深深地印入腦海。現在隨便拿出一張相關的老照片，不用看說明文字，我就能說出個八九不離十。朋友不無誇張地讚揚我這點伎倆時，我就自嘲為看圖識字的能力強。因為參與這項工作，我了解了畫冊編輯出版的全過程。此後的10年間，我在工作之餘，主編或以我為主組織編輯出版了十餘種畫冊，其中與薑廷玉、劉家齊同誌一起主編的《長征畫典》，還獲得了1998年度的中國圖書獎。參與《毛澤東畫冊》編輯工作的另一個收獲是，1990年夏我隨高風、劉東鼇、劉敏同誌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去江西、廣東、湖南、湖北等省毛澤東生活戰鬥過的地方拍攝一些外景照片，以彌補當年曆史照片之不足。他們是專業攝影家，我則主要搜集些文字材料。此行使我萌生一個誌向，就是把毛澤東建國前足跡所及，全部重走一遍，一則增加些實際感受，二則拍攝些舊址照片和搜集些坊間的資料，將來寫一本圖文結合的《毛澤東足跡》最近翻撿舊作，居然發現兩章當年試寫的初稿。20多年來，我利用出差和休假去過十幾個省和上百個縣的近千個舊址，有的省去過十餘次，有時一次走了十幾個縣。比如2002年夏，我和軍事科學院的金立昕大校利用休假自費去山西、陝西省，重走毛澤東東征和轉戰陝北的行程，走了16個縣市，100多處舊址、戰場等，有很多的感觸，了解到許多過去沒有留意或是沒有接觸到的知識。比如，當時正在宣傳“與時俱進”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我們在佳縣白雲觀看到毛澤東當年以“亞洲部”轉戰陝北時毛澤東和中央所部對外的化名，有時亦稱“昆侖縱隊”名義在觀看山西某晉劇團演出的《反徐州》後的題詞手跡“與時並進”，在佳縣縣委門口看到影壁上毛澤東當年為縣委的題詞“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麵”。這使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黨的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這樣，我每去一個地方，事先備課，事後就在地圖上作出標識，並把搜集來的材料稍加整理歸類。現在，隻剩下甘肅、寧夏、四川鬆潘、滇東北等少部分地區還沒有到過。正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啊。
我在文獻研究室的第三項工作是參與《緬懷毛澤東》的編輯。這也是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項目，由離休返聘的毛組老組長趙福亭同誌任主編，劉益濤和蔡釗珍同誌任副主編，我是編輯。文獻研究室有個好傳統，每個研究組都積累了一些采訪記錄。由於這些采訪大多是有針對性的就事問事，比較零碎，但也為編回憶領袖的文集提供了一定的基礎。這次編《緬懷毛澤東》，先是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名義向與毛澤東有過較多交往的老同誌發出約稿信發送範圍和名單經室領導審定，約稿信的大意：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經中央批準擬編此書，請您賜稿雲雲。大約發出近300封信，後來又經過其他渠道直接約請過近20位同誌寫稿。到了約定的回複時間沒有回信的，我們就打電話催問。老同誌身體不好，無力執筆的，我們就上門采訪，回來整理，然後再請老同誌審定。有時也需要幫助提供一些背景材料。老同誌都很踴躍，一般來說已經離休或退居二線的動作快於仍在崗位上的。但也有個別老同誌借此機會為自己的某個曆史結論鳴放不平。按照室領導的要求，編輯組十分注重對文章內容的考訂、把關。收入的文章對毛澤東的愛戴之情溢於言表，但已全然沒有“文革”時期那種過譽之詞，非常客觀樸實。除個別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在文章中有抬高自己作用的情況外，最後被采用的文章，都是比較客觀的，許多情節和史實是第一次披露，史料價值很高，可讀性也很強。由於所有撰稿者都與毛澤東交往密切，而且職位很高，涉及的事情大多是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問題，所以，這批文章彌足珍貴。可惜的是，當時因為我們編輯者思想上條條框框過多，有些也很有價值的文章未能收入。在我們編輯組中，工作氛圍很好，主編、副主編也幹普通編輯的活，特別是趙福亭同誌對我很放手。我除編輯一些稿件外，還參與做外聯、錄音整理、稿件登錄和分發等編務，特別是將征集到的稿件分派給大夥，這使得一位副主編不無意見地發牢騷說，究竟誰是副主編啊。趙福亭同誌聽到後索性向室領導建議，讓我也做個副主編。於是，我在文獻研究室工作7年間唯一一次上了室委會紀要。那時文獻研究室所有書稿都是由局級以上領導擔任主編或副主編的，隻有少數相對不太重要的選題才可能由處級幹部做副主編。而我隻是個助理研究員，也沒有任何行政職務，能成為一個課題的副主編，確實是個破例。這是組織上對我的鼓勵。
在參與編輯《緬懷毛澤東》的過程中，我有些想法：一是對書名有意見。我很欣賞周恩來研究組把緬懷周恩來的文集起名為《無盡的思念》，建議將緬懷毛澤東的文集起名為《毛澤東與我》。但是，領導沒有采納。二是我對約稿的範圍有意見，認為過於強調被約稿者職位的高低。三是對已經收上來稿件的取舍標準有意見，認為標準過嚴，致使一些很有價值的文章或一些段落情節，沒有收入。雖幾經建議，但領導沒有采納。那時，自己還比較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就通過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發起了全國性的“毛澤東與我”征文活動。中顧委秘書長兼全國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李力安同誌欣然出任征文組委會主任，我作為組委會辦公室主任具體組織協調。這次活動是民間的，但因為得到老同誌的關懷和相關組織的支持，居然獲得圓滿成功具體情況參見本書附錄《“毛澤東與我”征文總結》。1993年10月30日早晨，原本擬出席征文活動頒獎儀式的胡錦濤同誌，因臨時有事不能參加，他特地打電話要李力安同誌轉達他對活動圓滿成功的熱烈祝賀和對活動參加者與組織者的親切問候。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組長汪裕堯同誌和《緬懷毛澤東》主編趙福亭同誌出席了當天的頒獎儀式。這次征文活動中結集出版的6本《毛澤東與我》叢書和攝製的9集電視專題片《情係毛澤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緬懷毛澤東》一書的補充，這也是我參與《緬懷毛澤東》編輯工作的額外收獲，更是難得的一次鍛煉。其中由我獨自撰稿並擔任策劃的電視專題片《情係毛澤東》，是我第一次“觸電”。起初也不知道該怎麼搞，隻是有個簡單的設想，就邊拍攝邊寫解說詞。因為當時文獻室還在和中央電視台合拍一部全方位表現毛澤東生平的大型電視片原計劃也讓我參與撰稿，我因太忙就推辭了，我們就想避開生平思想等比較鄭重的內容，僅著重突出毛澤東的情感世界。片子共編了九集，每一集的標題上都有一個“情”字。具體的是：一、灑向人間都是情；二、風雨滄桑故園情；三、別夢依稀烈士情；四、萬裏征途同誌情；五、紅牆內外衛士情；六、永難忘懷手足情；七、蕩氣回腸舔犢情；八、浩浩正氣人民情；九、神州共憶領袖情。電視片在北京電視台等21家省區市的電視台播映，後來還出版了錄像帶和光盤。此後，我又陸續參加了一些電視專題片腳本的撰寫，並多次接受過多家電視欄目或節目的采訪。
我在文獻研究室參與的第四項工作是《毛澤東傳略》的撰寫。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組織編寫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計劃在1991年建黨70周年之際出齊50卷，但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傳記編寫任務一直沒有落實。當時，由中國人寫的毛澤東生平，除悼詞外，隻有文獻研究室為《大百科全書》寫的毛澤東詞條經胡喬木同誌審定。在《中共黨史人物傳》主編胡華同誌的一再要求下，文獻研究室領導答應承擔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傳記的編寫任務。毛澤東傳略由毛組副組長吳正裕同誌負責，我被派作幫助其查資料的助手。吳正裕同誌“文革”前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文史功底紮實，尤其在古詩詞方麵造詣很深，他對毛澤東詩詞的一些見解深得胡喬木同誌的欣賞。他主動提出由他寫解放前的稿子，讓我撰寫建國後毛傳的初稿。我誠惶誠恐，認真閱讀了20多本各種體裁的傳記，用5個多月的時間查閱建國後的毛澤東文稿檔案，撰寫出約10多萬字的初稿。逄先知同誌親自審改，他不僅善於從宏觀上駕馭史實，而且他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時期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工作的親曆者，當時正在編寫《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對建國後毛澤東的情況非常熟悉。在他的指導下，我壓縮修改了兩稿。第三稿是他親自執筆改定的。因此建國後的《毛傳略》很順利地得到黨史人物傳代主編彭明老師的認可當時胡華老師已因病去世 。在這個過程中，記得是1989年秋季以後，吳正裕同誌患心髒病，一度住院治療，病情稍減，他就堅持工作。因為同時承擔著幾個課題都很急，相對而言《毛傳略》隻是室領導口頭承諾的任務，而不是由中央批準立項的課題，其重要性稍次，他負責的建國前部分毛傳稿較長時間還沒有脫手。在黨史人物研究會方麵的催促下，他商請毛組其他領導同意，大概是在1991年春節後，讓我接手寫1934年10月到1949年10月的《毛傳略》。
稍後，又修改續寫了到1927年7月的初稿。整個稿子 12萬字，經吳正裕同誌審改後，於1991年5月下旬通過人物研究會方麵彭明和王淇老師的審核。6月，我曾奉命去陝西省岐山縣的“523”印刷廠校對該稿清樣。
當時仍是鉛字排版，整套書是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終於完成此稿，沒有影響七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共黨史人物傳》50卷出版發布會。我因此與人物研究會的多位老師熟識，並在當年的換屆年會黨史人物會第二屆會員大會，原會長何長工老人已去世，李力安同誌被推舉為新會長，當選為理事，還一度成為《中共黨史人物傳》後50卷的副主編之一。陰差陽錯地參與《毛傳略》的撰寫，使我對毛澤東生平思想的研究有了質的進步。因此，我非常感謝吳正裕同誌和毛組的其他領導，感謝逄先知、彭明和王淇等前輩的指導、教誨，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郭洛夫同誌的認真編校我在以後同他的交往中還從他身上感悟到許多為人的優秀品格。另一方麵，我也因為參與此事而倍感自己的淺薄和不足，從而更刻苦地鑽研和學習。在文獻研究室工作那七年間，我是兩地分居，住集體宿舍，老婆孩子在外地，也沒有家務拖累，無論白天黑夜，還是節假日，基本上就泡在辦公室。特別是晚上下班後，沒有任何幹擾，每天都能在煙霧繚繞中抽煙，看五、六個小時的書。在1993年最忙碌的那八、九個月裏，我幹脆就住在辦公室，除去睡覺，眼不離書，煙不離手，連理應享有的一個月探親假也沒有歇，好像有寫不完的東西，使不完的勁。那時，思想上也比較苦惱，兩地問題和住房問題長期無望解決，每月100元左右的工資，無法養家糊口等，揮之不去。於是，我就自己給自己安排事情，一件事情沒搞完，就又承諾了另一本書或另一篇文章，害怕自己閑下來。好像隻有忙碌，才充實，才清靜。感謝上天，給予我這樣一個催人奮進的工作環境，我對毛澤東研究的知識積累，主要是這個時期打下的。
我在文獻研究室的第五件事情就是幾度被人詬病的所謂“幹私活”。對此，我無可奈何的調侃為：我在毛組的工作分兩類，一種是黨組織直接交付的，另一種是我主動承擔的黨的工作。最早是1988年我到文獻研究室不久，在與好友張民閑聊，得知他在參與編輯《老一輩革命家家書選》時，搜集了很多關於毛澤東家庭情況的背景資料，就提議編寫一本《毛澤東家世》。隨後，我們就和高風、唐洲雁等同誌分頭查找資料編寫，於1989年在城市社會經濟出版社出版。問世後，很快就出現了多個盜版本，文字上的錯謬不少。為正視聽，1993年經文獻研究室審定，在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此書的增訂本。此後，一發而不可收。我前麵說到的《走近毛澤東》、《長征途中的毛澤東》、《毛澤東與我》叢書、電視片《情係毛澤東》，以及後來搞的《世紀偉人毛澤東》，當屬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