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我心目中最敬仰的偉人。從1982年本科畢業前夕撰寫第一篇黨史習作、畢業論文《土地革命中毛澤東關於富農政策的理論》起，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迄今已經30年了。30年間，我在中共黨史、民國史、軍史、國史、黨建、統一戰線理論等研究領域，撰寫出版了十餘種論著，主編或副主編了30多種書籍，發表了60多篇學術論文，以及電視專題片腳本、紀實文學、書評、報道等。其中涉獵最多的是毛澤東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近兩年不斷有出版社的朋友勸我把論文整理一下，出本論文集。我想自己年齡剛剛半百就出集子，太不自謙了。但是考慮到自己目前從事的是純粹行政性的工作，短時期內很難擠出時間專心搞學術研究，也就同意做一階段性的總結，並借此之機，梳理一下自己過去在學習研究毛澤東的過程中，存在哪些不足和問題，以待來日重拾舊業時汲取。
本書的書名，借用了我在1993年為北京電視台策劃和撰寫9集電視專題片時，張愛萍老將軍題寫的片名《情係毛澤東》，以表達對毛澤東的景仰之情。書稿選取了19篇研究毛澤東的論文。其中一篇作為序言和4篇分別從一個角度闡述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與毛澤東思想繼承發展關係的文章，全書連同後記，以及一篇附錄——“毛澤東與我”征文活動總結，共25篇文章。所有文章都是我獨自撰寫的，除去今年9月脫產到中央黨校學習，得空趕寫的《實現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長征中圍繞領導權的鬥爭》和《中國革命中心的北移與陝甘根據地的戰略地位》外，都曾公開發表。
下麵談談自己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過程與感受。
一、10年攻讀
範文瀾同誌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經常為搞曆史研究的同誌引用。我還曾聽鄧力群同誌說過：搞社會科學，沒有10到15年的積累，是寫不出像樣文章的。我從上大學起，也經曆了10年的攻讀學習。
真正開始接觸和學習毛澤東生平思想是1978～1982年自己在河南師範大學 畢業後學校恢複老校名為河南大學曆史係讀本科期間。當時圍繞真理標準的討論和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社會上對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有過激烈的爭論。莫衷一是的觀點，使自己從父輩和《星火燎原》等革命回憶錄中對毛澤東形成的觀感，受到很大的衝擊。借助於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學習，我把《毛澤東選集》反複讀了多遍，包括後來被收回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中，每篇文章後麵的注釋，我都一條不落，反複研讀。可以說是《毛澤東選集》引導我走上研究中共黨史之路的。我們學校中國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教學研究力量很強，許多同學被老師們精彩的講述所打動，早早地就把研究誌向聚焦於那兩段紛呈的曆史。而我則始終為中國共產黨人波瀾壯闊的奮鬥曆史所吸引。先是學習何幹之和胡華的兩種中國革命史，後來又讀了李新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接著研讀了用三個大紙袋子裝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和稍後由中央黨校出版的多卷本《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共8冊 等基本的黨史書籍。
河南大學是創辦於1912年的百年老校，學校的圖書館藏書很多，各種書籍和解放前的報刊齊全，我記得諸如《獨秀文存》、《守常文集》、羅章龍的《京漢工人流血記》、華崗的《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會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後來才知道此書是張聞天主持編寫的、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等等，當時都曾涉獵。最為幸運的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竟然是黃元起先生。他是1928年入黨的老黨員，後脫黨，但仍一直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和教學，是著名的史學刊物《史學月刊》最初為《新史學通訊》的創辦人。黃先生不僅指導我如何查資料，給我開了一張長長的書單，而且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解什麼是“左”傾，什麼是右傾，如何辯證地看待曆史人物和事件。我的畢業論文《黨對富農政策的演變》，從一個側麵貫穿了20多年的黨史，除了黃先生的指導外，因從沒有寫過論文，我把當時《近代史研究》上刊發的郭德宏、梁尚賢、金衝及等老師關於土地革命的論文作為範文來研讀、模仿，先後6易其稿，後來以《毛澤東關於富農政策的理論》為題在《毛澤東思想研究》上發表。這段經曆，使我對黨史的學習，由對概念和一般過程的記憶，開始深入到注重史料與理論的結合。
1982年大學畢業後，我在鄭州市第十中學從事高中曆史教學。1983年父親離休後，在幫助他整理書櫥過程中，欣喜地發現有一整套上世紀50年代初中宣部印行的《黨史資料》1951～1954年，共24輯，內中收錄了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當年撰寫的回憶各個時期黨史的文章。此外還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土地改革文獻彙編》、《整風文獻》、《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獻彙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毛澤東思想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毛澤東同誌會見國際友人斯諾的談話》、《林彪反革命集團罪行材料》、《批判林彪反革命軍事路線參考材料》、《林彪與孔孟之道》、《評論〈水滸〉參考資料》、《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罪行材料》、中共中央組織部編《組工通訊》1978～1982年，內有大量平凡冤假錯案的信息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下，以及曆屆黨代會和曆屆人大文件集、黨的重要會議，如全國代表會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八大二次會議、九屆二中全會等的文件集等。整理和閱讀這些材料，使自己初步了解了建國後的曆史，同時也萌生了報考碩士研究生的念頭。當時正在反精神汙染，人才自我設計被視為精神汙染的一種表現。
我所在城市的教育局規定，新畢業的本科生必須工作兩年以後才能調動工作或報考研究生。這樣，我在教學之餘，進行了兩年多艱苦的自學和備考。這個時期曾看過當時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書信選》和《毛澤東詩詞選集》，以及1983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發表的大量文章和懷念文集、回憶錄等。記得那時還曾非常認真地閱讀過中央黨校編輯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的建設等幾本黃皮書，做了不少的筆記和摘抄。回想這三年的自學，雖然很勤奮，但失之泛泛。三年間沒有練過筆，除讀書筆記外，沒有寫過一篇文章，甚至連書信也很少寫。我考上研究生後，和當年的同事張墨老師一位忘年交，由海軍退役後，在中學教師的崗位上研究中國古代的水軍和水戰，20多年矢誌不渝，發表過多篇高水平的論文，通信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你的文字表達能力遠不如你口頭表達。非常感激這位前輩的肺腑之言。
1985年9月，我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朱建華先生攻讀中國近現代史專業、中國政黨史方向碩士學位。朱先生上世紀50年代初畢業於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研究生班。他治學嚴謹，著述豐厚，不僅以東北地方史研究專家而享譽全國，著有《東北現代史》、《東北解放戰爭史》、《東北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抗聯史》等，而且是中國政黨史學科的開創者，他主編的《中國政黨史》至今仍是教育部指定的學科教材。他的《中國近代政黨史》、《中國政黨史詞典》、《中國政黨人物傳》、《中國政黨百年風雲錄》、《中國政黨史大事記》、《統一戰線紀事本末》和《中國政黨史資料選編》，以及多篇相關的論文，在學術界和統一戰線工作部門具有相當的影響。我的另外兩位授課老師王金鈺先生和陳瑞雲先生，也是史學名家，她們分別在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中國現代政治製度史等多個領域，建樹頗多。幾位先生開設的課程基本上屬於中華民國史範疇的，但實際上在學習中卻都要以中共黨史為參照。比如朱先生講授國民黨、青年黨、國社黨、農工民主黨等黨派的曆史及其思想淵源和理論主張，評價其得失，十分注重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相比較，注重放在中國現代曆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這樣，就拓寬了我們的思路，開闊了我們的眼界。當時，朱先生兼任吉林大學圖書館館長，這使我們得以用館長弟子的便利進出內部閱覽室和港台書庫，甚至在中午休息時幫助那裏的工作人員值班、辦理借閱手續，從而比別的同學更方便地涉獵了大量的“禁書”。更為難能的是，朱老師耐心地帶領我們跟他搞科研，手把手地給我們改稿子，從開始的詞條，逐漸到文章和書稿的部分章節，教我們如何選題、如何查資料、如何立意和修辭，逐步養成我們獨立的科研能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畢業以後的十幾年間。我在民國史領域發表過十餘篇論文，幾乎全部是在研究生階段撰寫的。比如《從孫中山到鄧演達——平均地權學說的曆史發展》《史學月刊》 、《神州國光社與十九路軍》 《史學月刊》 、《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 《史學集刊》 、《工讀主義的興衰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史學集刊》、《簡論國難會議》 《民國檔案》 、《鄧演達平民革命理論研究》 碩士論文，《中共黨史研究》等。
因此，非常懷念那段學習生活，也十分懷念朱老師。朱老師為人高尚，溫文爾雅，一派和氣，從沒有聽他議論任何人一個“不”字，總是盡可能地幫助別人，提攜學生。畢業後有兩次他帶領我們編著書稿。
二、在中央文獻研究室
1988年6月，研究生畢業後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工作。非常感謝到學校考察我的孫玉珊和吳正裕同誌，感謝文獻室的室領導。室裏起初分配我參與《毛澤東年譜》初稿的撰寫。聽老同誌講，這項工作反反複複已經搞了10年了，編寫方針幾經變化。我先後在副主編馮蕙、吳正裕、趙福亭同誌指導下，寫1936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年譜》初稿。這一年在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人生中是不同凡響的一年，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我從查檔案開始，先試寫了一個月的初稿，領導認可後，就全麵鋪開搞。文獻研究室有非常“幸福”的研究條件。一是有整套毛澤東文稿檔案；二是資料室的同誌隨時把公開發表的關於研究毛澤東思想生平的學術論文和回憶文章，也分別按毛澤東生平時間分類彙集；三是經報批同意後，有可能比較方便地采訪到任何你需要采訪的人物。包括中央領導同誌，甚至如陳伯達之類的人物。這是讓其他科研單位和高校的同行都無比羨慕的條件。所以，外界有的同行不無偏激地說，在文獻研究室隻要不是傻瓜，假以時日都能成為專家。在這種有利條件下，我們剩下的就是熟悉材料，將其融入曆史背景，按照經胡喬木同誌審定的編輯方針編寫的問題了。當然，還得查閱《紅色中華》、《新中華報》、《救國時報》等報刊和各種回憶錄，盡可能多地搜羅可能遺漏的材料。同時，為搞清毛澤東交往或論及的事件和人物，以及一些相關事件的來龍去脈，也得查閱大量的背景資料，包括民國檔案，並做很多的考證。當時最大的困惑是感覺《年譜》編輯方針對材料取舍的要求似乎是過於嚴格了，大量有據可考的曆史內容，雖然彌足珍貴，卻沒能在《年譜》充分展示。當然，這也可能是領導們準備為以後寫毛澤東傳而有所預留吧。我用了半年的時間 到1988年底，寫出這一年的《年譜》初稿，約10萬字。不曾想，這居然是所有撰寫《年譜》初稿的同誌中，參與最晚、記錄譜主生平年限最短 僅一年，而文字量卻是最多的。這主要是緣於譜主在這一年中豐富多彩的經曆。在此過程中和在稍後的一段時間裏，我用寫《年譜》中積累和涉及的資料，分別撰寫出版了《走近毛澤東》即斯諾與毛澤東，與曹誌為同誌合著，1990年出版，2003年再版 和《長征途中的毛澤東》 與鄭廣瑾同誌合著，後兩次修訂再版。1992年底，《年譜》的副主編終於騰出手來修改我的這段初稿。當時還沒有普及電腦，稿子都是手寫的，資料大多也手抄的。時隔4年再去翻檢、核對這些材料，確實有些怨言。但很快就被副主編們的嚴謹、仔細所折服。記得我在初稿上采用的是“X月X日譜主省略，就某某某事致電某某某”這種格式，一位副主編認為應該是“關於某某某事致電某某某”。我堅持說，在語法上沒錯。那位副主編就專門去請教了語言學家呂叔湘等，呂老認為“關於”比“就”更正式，更規範，後者則比較口語化。再如，《年譜》的主編逄先知同誌，為人謙和、民主。他雖為部級領導，卻從不允許我們這些小年輕稱呼他官銜或老師，我們都當麵叫他“老逄”，至今如此。當時他帶領我們《年譜》小組一個處級單位的同誌，逐年逐月逐日逐段逐句地審讀討論稿子，隨後又組織室內的專家和室外的專家審讀，大家邊讀邊議。這使我受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