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好友張占斌當時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現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極倡導和組織團隊合作編寫書籍，並逐步形成了高級領導和著名學者指導、各類專家把關、碩士以上學曆的中青年同誌協作編寫的出書模式，逐步形成了有宋一夫、嶽慶平等兄長朋友為骨幹的合作集體。我參與其中的任主編或常務副主編。記得有：《新版〈毛澤東選集〉大辭典》、《當代中國政治事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著作大辭典》、《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大辭典》、《毛澤東研究事典》、《四十年國是反思》叢書等。現在反省這段經曆，從“失”來看，就我個人而言，失之於浮躁、魯莽，至少是嚴重地有悖於中國“厚積薄發”的治學傳統，我們是邊幹邊學，甚至是有些“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勁頭，在旁人看可能是近乎膽大妄為了。文獻研究室的紀律很嚴，好像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科研人員在工作之外，如果發表一篇文章都需報批審定。老同誌中對此，有履行的，也有不執行的。我們的做法，自然是大逆不道了。
對此，我們當時就有認識，要麼不敢署真名，要麼竭力淡化自己在書稿中的作用，不署名或者用筆名，有時明明起主編、副主編作用，但隻列名為編委 這倒是有點低調做人的味道，甚至連自己工作單位的名稱也盡可能回避。事實上，這樣做也是徒勞的。漸漸地“幹私活”的名聲就形成了。客觀上講，一是單位交付的工作量吃不飽，自己有餘力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也並沒有因為做這些事情而影響完成單位安排工作的時間和質量，一般都是超額完成任務，事實上，業餘時間從事的課題，都有利於單位任務完成質量的提高。二是我們在自己的主觀願望上都是認真嚴肅地對待我們選中的課題，深知這些課題在政治上的嚴肅性，絲毫不敢兒戲。每一本書的提綱、體例和章節以及詞條，我們都要反複切磋討論，都要請外單位的專家在本單位不敢聲張 參與把關討論；編輯過程中，我們是猛看、猛學 我們說是“惡補”，邊學、邊幹。初稿出來後，骨幹成員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同心協力，沒有一個人敢懈怠，沒有一個人敢偷懶。再如《新版〈毛澤東選集〉大辭典》出版後曾經獲得山西省政府特等獎，李先念同誌辦公室曾經調閱審查了“西路軍”等有爭議問題的詞條，結果沒有異議，李先念同誌還欣然為該書題詞為該書題詞的還有薄一波、宋任窮、聶榮臻、王震同誌；87歲高齡的陳雲同誌曾親筆為《馬恩列斯毛著作大辭典》題詞“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江澤民同誌則親自為《毛周劉朱鄧陳著作大辭典》題寫書名。我們認為，這些絕不隻是中央和中央領導同誌對這幾本書的關懷和厚愛，而是充分表達了黨的領袖在“六四”風波和蘇東劇變之後，對全黨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殷切期望。我們從未敢用此殊榮為自己謀官、謀利。我們當時雖然沒有任何行政職級，但從那時到以後的20多年間，也從沒有在自己的工作總結或職稱評審材料中提及中央領導同誌為我們主編或副主編的書稿題詞的事這是第一次公開談這些情節。我們當時就回絕了一些文化公司高稿酬的誘惑，堅持由國家正規的出版社出版印刷這些書籍，以保證其質量和嚴肅性。唯一至今使我們惶恐不安的是當年不知道這些書稿能引起中央領導同誌的如此重視，否則，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敢發起組織編寫這些書稿。實在是有負厚望啊。
三、在行政工作崗位上
1995年春節，我攜妻兒去李力安同誌家拜年 1994年秋，正是在他的幫助下，我們結束了長達9個年頭的兩地生活，他談及他在中顧委解散後，中央安排他擔任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需要找一個懂業務的同誌做秘書，問我是否願意。我當即表示同意。這樣，在4月份我就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所工作。此後至今的17年間，我基本上是在行政崗位上工作。
1．秘書崗位上的7年
李老是1935年入黨的老前輩，曾經在村、區、縣、地、省各級黨委的各個職位上工作，又有在人事部、財貿部、中組部、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顧委等中央部門工作的閱曆，是黨的曆史的重要參與者。在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崗位上，他作為親曆者對黨史、國史的回顧與研究，其感悟之深，自然是一般的專業研究人員所不能比擬的。除主持當代所的各種科研項目和全國黨史人物研究會的工作外，老人家在所長任上公開發表了20多篇學術論文內部文稿和各種會議講話除外，多次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新華社的內參轉載，其中被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全文複印的就有8篇。每一次寫文章前，都是他在考慮成熟後，先把觀點、目的，甚至包括文章的框架告訴我，初稿出來後，他再認真修改。和有些純粹的研究人員就事論事的思維方式不同，他往往是從大局著眼，把理論與史料、曆史與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對事件原委和後果影響的分析，見解獨特，引人深思。這對我這個習慣於從史料到史料的書生觸動很大，從中學到很多分析和研究問題的方法。李老非常關注現實問題，十分注重進行實地的調查研究，每年至少一次或多次去地方對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調研，回來後寫出調研報告送中央領導同誌或有關部門參考。比如，1995年12月，到遼寧錦州農業試驗區調研；1996年11月到浙江溫州做股份合作製和非公經濟組織黨建工作調研；1997年5月到江蘇和浙江做鄉鎮企業改製調研；1998年6月，到閩西、贛南做黨史工作和老區建設調研；1999年3月到山西晉中、晉城市做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情況調研；2000年七一前後，到河南許昌、長葛和臨潁等縣的農村調研，並和南街村的群眾共慶黨的80歲生日；同年9月，他又到陝西榆林地區做西部開發和防風治沙調研。李老還常常思考曆史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普及的問題，除在建國50周年之際組織全國性的國史知識競賽和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新中國》電視片等之外，還以很大精力發起並具體組織“大中小學國史教育狀況調查”，親自擔任課題組組長。
國家十五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我是課題組副組長之一。這些對我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逐漸開始悟出一點如何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個老生常談卻總是言不及義的問題的道理。在李老身邊工作期間，除去寫過幾篇關於毛澤東研究文章之外，我還發表了《關於當前統一戰線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鄧小平理論與國史研究》發表在《光明日報》，《新華文摘》全文轉載、《股份合作製的性質與發展方向》、《全麵準確地理解江澤民關於非公有製經濟領域的黨建理論》、《為困難群體謀利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及本書收錄的3篇關於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繼承發展關係的文章。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李老影響下學風的變化。而為撰寫這些文章所進行的研究，則大大地加深了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曆史地位及其深遠影響的認識。
2．行政工作之餘的毛澤東研究
繼做李力安同誌秘書之後，我又曾在中央辦公廳助理巡視員、求是雜誌社辦公室副主任兼秘書處處長和編委會秘書、掛職江西省撫州市委副書記、求是雜誌社辦公室負責人、紅旗出版社社長、中央黨史研究室辦公廳副主任兼服務中心主任和基建辦主任等崗位上履任。這些基本上都是行政性的工作，因此，自己一直為本職工作和學術研究愛好之間的矛盾所困擾。前7年因為李老對我特別關愛，除差旅服務、文稿起草、辦公室日常文件收發等常規性秘書職責外，其他雜務都不用我搞，而是積極鼓勵我研究問題。離開李老之後，2001年元月李老不再擔任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之後，他說再用我做秘書就浪費人才了，就幫我調動了工作，因為要獨當一麵，就徹底陷於行政事務之中。隻能是擠時間搞點自己的“業餘愛好”了 借用好友張占斌的話，逐漸成為黨史圈的“票友”了。自1995年國家開始實行每周雙休日之後，我每周堅持隻休息一天，另一天到單位看書 出差和在江西掛職時例外，已經堅持至今。而且，從1995年開始，沒有休過一次工齡假，擠出一切時間“還債” 出版社和報刊約稿，師友讓幫忙救急。其中關於毛澤東研究方麵的主要有：一是與王宏斌合著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外交生涯第一幕》，講述抗戰時期毛澤東的外交活動。宏斌兄是我讀本科時同班、同寢室的同學，是我非常尊重的兄長。他不僅自己在清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等方麵建樹多多，是海內外著名的學者，而且多年來一直鼓勵、引導和幫助我搞學問，是我在學術研究方麵的學習榜樣之一。二是在好友韓鋼、張樹軍的一再鼓勵下，在鄭惠老師和張靜如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撰寫完成《中共“一大”人物傳叢書》中的《毛澤東》一書。這本書是以《毛澤東傳略》的基本觀點為依據擴充撰寫的，約45萬字。成書後在送審期間，又得到鄭謙、龐鬆、張琦等學長的幫助和審改，於1997年12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由於成稿比較倉促，撰寫過程中，我對過去有些積累和研究的內容，就多寫；接觸少的內容，就少寫。所以各部分內容很不平衡。加之，當時《毛澤東文集》還未出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未出齊，寫解放後毛澤東生平時可以公開引用的書籍，除回憶錄之類的材料外，主要就是《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文革”時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不便引用，所以，在材料使用上捉襟見肘。在寫的過程中，我自己對這本書就不滿意，但害怕影響整套叢書的出版時限，就輕率地出手了。盡管書稿通過了送審，沒有觀點和大的史實錯誤，但是水平一般。這反映出我在治學問題上的不嚴謹。朋友們安慰我說，出版了，就好，畢竟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比較詳細的毛傳。
但我本人一直耿耿於懷。終於在2009年紅旗出版社為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出版《五四風雲人物傳叢書》之際，我作了修改，增寫了5萬字。但因為總的框架沒有徹底改變，所以修改稿也並不盡人意，隻是少了點遺憾而已。三是在2003年“非典”期間，我和原來在文獻研究室工作的同事邊彥軍、劉敏、張素華商定，合作編寫《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我最早萌生此意，是1991年與張占斌、張樹軍、張民、劉敏等朋友編寫《新版〈毛澤東選集〉大辭典》時。後來一直進行這方麵的知識儲備和資料積累，甚至多次在出差時在各地的舊書市尋購建國前出版的各種毛澤東著作版本，已經搜集了包括晉冀魯豫中央局、晉察冀中央局和東北局印行的《毛澤東選集》等100多種解放前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或著作集。而邊彥軍、張素華同誌，1978年就開始在文獻研究室的前身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工作，一直參與各種毛澤東著作的選編和研究，對毛著版本情況非常熟悉。具體分工是劉敏負責1927年以前的寫作，我負責1927～1949年，邊彥軍和張素華負責1949年以後的。大約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最終完成共360萬字，我承擔部分約80萬字。書稿完成後，龔育之和張靜如老師分別為我們作序，為書稿大大增色。該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四是修訂再版《走近毛澤東》和《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其中在修訂後者時，我利用重新翻撿長征史料的機會，趁熱打鐵，一氣寫出5篇關於長征的論文，在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史學月刊》和《中華魂》等報刊上。關於毛澤東研究的學術論文我已經撰寫了三十餘篇，其中在建國60周年前夕撰寫的《毛澤東：社會主義中國的奠基人》，發表在2009年第12期《中共黨史研究》，大體可以代表我目前對毛澤東的研究水平。
以上是我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大致情況。我常想假如自己一直堅持在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組工作會怎樣？研究成果肯定會更多一些，但研究水平又能提高多少呢？離開毛組17年在多個崗位的曆練，既有自己的選擇，也有迫於無奈。但無論情願與否，在任何一個崗位上，對本職工作，自己都未敢有絲毫的懈怠。李老在“三講”教育活動期間對當代中國研究所一位局級幹部講，“個性要服從黨性”。我倒是沒有那麼高的覺悟，我覺得一個人總要有點擔當，一個新的崗位，意味著一種社會責任，也是一次學習和對自我的挑戰。如果一味地怨天怨人，隻能一事無成。所以，自己對這些工作都是十分投入的，也都或多或少有些可以自慰的成效。我想這些工作對我開闊眼界、增加對社會和國情的認識、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乃至對我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肯定會大有補益的。但是，在我內心仍然期待著能早日重回研究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