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難能的是，毛澤東一開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中一個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問題。毛澤東始終不認為地主買辦營壘是鐵板一塊。他首先從理論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條件下，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觸犯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利益時，中國地主買辦階級中的親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接著，毛澤東在闡述“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時進一步指出：“這個政府的範圍將擴大到廣泛的範圍，不但那些隻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就是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係，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卻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隻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參加。因此，這個政府的綱領，應當是以適合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為原則。”毛澤東的這個結論，是建立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科學分析基礎之上的，而王明關於“聯蔣抗日”的空泛口號是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曆史不能假設，王明雖然提出“聯蔣抗日”在先，但他沒有參加國內創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如果我們以王明1937年11月回國後關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做法進行反推理，那麼，按照他的主張去“聯蔣抗日”會是一個什麼結果呢？
毛澤東是在實踐中逐步認識這個問題的，有一個變化過程。由於蔣介石堅持反共、“剿”共的立場，在瓦窯堡會議前後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是抗日反蔣並提。1936年2月，毛澤東開始改變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慶齡、宋子文委托前往陝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黨委派來彙報與國民黨代表曾養甫等談判情況的張子華，抵達瓦窯堡，帶來了蔣介石亦有和紅軍妥協共同反日傾向的信息。這印證了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他指出：“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2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⑼3月4日，毛澤東更明確地轉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和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等五項具體意見。⑽4月9日，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又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張聞天，重申“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討日令”。5月5日，毛澤東在著名的回師通電中正式放棄“反蔣”口號，提出“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此後，毛澤東“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⑾，“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⑿。8月25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建議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實現與南京蔣介石政權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達中共合作抗日誠意的同時，毛澤東一方麵指揮紅軍堅決粉碎了國民黨軍的軍事進攻，打破了蔣介石消滅紅軍和用軍事力量壓迫中共同意其收編紅軍的幻想；另一方麵，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中廣泛地開展了統一戰線思想的教育，從思想上和組織上肅清了“左”傾關門主義的影響，號召全黨各級幹部都去做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總之，對蔣介石南京政府，毛澤東是根據形勢的變化雙方力量的消長，日本侵略的加深和蔣介石態度的轉變等 ，適時地提出“反蔣抗日——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等階段性的口號，以促成全國全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毛澤東在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有一係列的步驟和方法。前文講到，在同張國燾爭論應在何處建立根據地時，毛澤東就把革命低潮時的退卻 被迫尋找立足的新根據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進攻聯係起來，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正確方針。到達陝北後，在粉碎敵人“圍剿”和擴大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特別注意對戰略主攻方向的選擇。他為紅軍製定了“西邊創造新根據地，東邊堅持遊擊戰爭，南邊作東北軍的工作”的戰略方針。⒀毛澤東還對根據地周邊的各路國民黨軍做了政策上的區分。即把東北軍、西北軍同其他地方軍閥武裝加以區別，把晉綏軍、高桂滋、高雙成、鄧寶珊、馬鴻賓等地方實力派同國民黨中央軍加以區別，對他們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逐步建立起不同程度的統戰關係，爭取和影響了一些國民黨武裝對紅軍抗日救亡主張的同情和支持。循著這樣一條路線，毛澤東還以很大的精力親自開展上層統一戰線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宋慶齡、蔡元培等愛國領袖和國民黨左派，表達對他們愛國行動的敬佩和讚賞；他廣泛聯係地方實力派，如兩廣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西康的劉文輝，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華北的宋哲元，雲南的龍雲，以及失勢的各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爭取他們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同情和支持，同時，也給蔣介石和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外部壓力。他還直接致信電給國民黨政府的軍政要員和蔣介石的嫡係將領邵力子、宋子文、孫科、於右任、陳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湯恩伯、陳誠、賀耀祖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並通過他們影響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禍國政策。
總之，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仔細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抗日戰爭前夜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提出並實踐了黨在曆史性轉變時期的政治路線。他和他的戰友們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團結起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各階層群眾，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轉危為安，使中國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並在更深遠、更廣泛的意義上為中國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開始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偉大轉折，是黨成熟的標誌。它雖然沒有提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卻為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做了組織準備；它雖然也沒有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但它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糾正和隨後所實行的那條正確的軍事路線，卻充分體現了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的精髓。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及其戰友們領導的這場偉大轉折表明，遵義會議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走向勝利的道路。
注：
陳雲，《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 1935年10月15日 。參見《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7頁。
《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頁。
陳雲，《遵義會議擴大傳達提綱》 1935年2月或3月 。參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
周恩來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毛澤東年譜》，第446頁。
陳雲，《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 1935年10月15日 。參見《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頁。
1935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的發言，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年譜》，第497頁。
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電，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年譜》，第576頁。
1936年3月4日致秦邦憲轉董健吾電，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年譜》，第519頁。
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年譜》，第568頁。
1936年8月25日致潘漢年電，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年譜》，第573頁。
1936年5月29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年譜》，第5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