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在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共產黨處於生死攸關的時刻，是在中華民族麵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出現空前危機之際，是在中國革命處於最低穀的情況下，中國南方的各路紅軍被迫進行的一次戰略大轉移。1936年10月，各路紅軍會師西北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興起，標誌著長征的勝利。那麼，在兩年的光陰裏，是什麼使紅軍將士能夠以劣勢的兵力和裝備卻衝破十幾倍於已的大軍堵截最終到達勝利的彼岸？是什麼使各路紅軍能夠在鳥盡人蹤滅的惡劣自然環境中，克服饑餓、寒冷、傷病等超越人類生存極限的困難，闖出一條生路？又是什麼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由頹勢走向興盛，並點燃起中華民族複興和解放的熊熊火焰呢？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的英明統率，是全體紅軍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念和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充滿樂觀、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是由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階級情誼和強烈的愛國精神所凝結起來的親密團結。長征期間充弛於軍民之間、官兵之間、全黨上下和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親密團結，乃至後來為抵禦外侮在全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之間形成的同仇敵愾，是各路紅軍取得長征最終勝利的力量源泉。
一、全黨的團結是紅軍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證
長征開始時，中國共產黨人處於最困難的境地。麵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軍事、政治和文化“圍剿”，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下，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喪失了100％，在蘇區的損失了90％。使全黨上下困惑不解，為什麼人是昨天的人，槍是昨天的槍，昨天在毛澤東正確軍事路線的指揮下打勝仗，今天卻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引導下打敗仗。於是，有了遵義會議的醞釀和召開。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在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中斷的情況下召開的。這一偶然的情況在客觀上保證了黨的領導人得以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會議首先解決當時最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重新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的主導權。同時，開始調整黨的組織路線。會議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又以張聞天替代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成立新的“三人小組”指揮軍事，在實際上開始逐步確立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為了維護黨中央的統一和團結，會議極為策略地回避了對黨的政治路線的是非爭論，並一般地籠統肯定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會議樹立了正確的黨內鬥爭原則，對於在會上堅持其錯誤主張的博古、凱豐和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不是像“左”傾宗派主義者統治時期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同誌那樣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是進行耐心的批評幫助，並讓他們繼續參與中央的領導。黨中央的團結和統一，不僅保證了對中央紅軍戰勝敵軍圍追堵截的堅強有力領導，而且在後來克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當張國燾揚言要“審查中央路線”，並借口統一指揮來“解決組織問題”時，博古、凱豐和李德等都堅決地站在毛澤東、張聞天等一邊，維護黨中央的團結和統一，使張國燾沒有可乘之機。
在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是堅持黨的民主集中製。雖然真理在握，但他並不以個人命令去強製別人執行，而是重大決定都由政治局會議做出，注重發揮黨中央集體的堅強有力領導；二是注重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毛澤東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同張國燾進行堅決的鬥爭的同時，為了維護全黨和全軍的團結，也對張國燾作了適當的妥協讓步，比如讓出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等。特別是在張國燾公然抗拒中央，企圖以武力威脅中央改變方針，黨中央不得不率紅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的嚴重情況下，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行徑的俄界會議上，還耐心地勸說要求開除張國燾黨籍的同誌。他說，我們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應采取黨內鬥爭的方法處理，最後做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現在還不要做，因為他關係到團結和爭取整個四方麵軍的幹部，也關係到一方麵軍在他那裏的許多幹部的安全。甚至在張國燾擅立第二中央，公開分裂黨的嚴峻時刻，毛澤東仍冷靜地說服其他同誌不要開除張國燾的黨籍，以便團結和爭取整個紅四方麵軍。張國燾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紅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在內的全黨上下一致強烈的反對，加上其南下川康邊的行動嚴重受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張浩、紅二方麵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以及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誌的堅決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並放棄其南下計劃。紅四方麵軍和紅二方麵軍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正確方針，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終於在甘肅會寧、將台堡地區大會師。這樣，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所造成的黨內危機終於被克服。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長征這危難時刻的風頭浪尖上經受了錘煉，得到全黨全軍的衷心擁護和信服，從而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全部是經過長征磨練的。1956年黨的八大後形成的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等組成的中央領導集體，也全部是從長征隊伍裏走出來的。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長征途中，由於形成了毛澤東為首的領導核心，樹立和貫徹了正確的黨的組織路線，恢複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正確地開展了黨內鬥爭，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的幹部路線，從而在全國各路紅軍大遷徙的特定條件下，最大程度地團結了全黨和全軍。隨著全國各主力紅軍會師西北高原，中國共產黨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十年後，呈現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這為迎接全麵抗戰的爆發和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
二、長征的勝利是全國各路紅軍共同浴血奮戰的結果
長征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無奈之舉，但它又是一次有計劃的戰略行動。為了打破國民黨軍的軍事“圍剿”，1934年7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率紅七軍團由瑞金出發，與在閩浙贛地區開展鬥爭的方誌敏部會合，以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先行遠征；1934年8月，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由湘贛根據地的遂川出發西征；1934年11月，徐寶珊、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率領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的羅山縣向西北轉戰。這三支紅軍的突圍遠征是全國紅軍長征的先遣隊，主要是為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和策應主力紅軍的長征，起戰略牽製敵軍的作用。方誌敏所部未能衝破敵人的重重包圍，先是尋淮洲在作戰中犧牲，不久方誌敏、劉疇西也在懷玉山中被捕後英勇就義；紅六軍團則成功地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師，並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據地；紅二十五軍也是一路衝破重圍，勝利地與劉誌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師組成紅十五軍團，鞏固和發展了陝北和陝甘根據地，為各路紅軍的大轉移保留了惟一的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