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毛澤東把在遵義會議已經成功運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關於正確開展黨內鬥爭的原則，再次成功地運用於同張國燾的鬥爭，並有所創新，樹立了一個正確開展黨內鬥爭的典範。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堅持黨的民主集中製。毛澤東雖然真理在握，但並不以個人命令去強製別人執行。他很注意發揮黨中央集體的領導作用，重大決定都由政治局會議做出。發揮了黨中央集體的堅強有力領導。二是在原則性問題上不退讓。張國燾的行為不隻是一般的黨內爭論，後來發展到分裂黨的嚴重程度。因此，毛澤東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如北上方針這一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的大問題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三是表現出靈活性。為了維護全黨和全軍的團結，毛澤東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批評幫助，並作了適當的妥協讓步，比如讓出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等。特別是在張國燾公然抗拒中央，企圖以武力威脅中央改變方針，黨中央不得不率紅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的嚴重情況下，毛澤東一方麵在中央政治局俄界會議上揭露批判張國燾的軍閥主義行徑，同時他又努力說服要求開除張國燾黨籍的同誌。他說，我們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應采取黨內鬥爭的方法處理，最後做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現在還不要做，因為他關係到團結和爭取整個四方麵軍的幹部，也關係到一方麵軍在他那裏的許多幹部的安全。你開除他的黨籍，他還統率著幾萬軍隊，還蒙蔽著幾萬軍隊，以後就不好見麵了。我們要盡可能地做工作，爭取他們北上。甚至在張國燾擅立第二中央，公開分裂黨的嚴峻時刻，毛澤東在與之進行嚴肅鬥爭的同時，仍冷靜地說服其他同誌不要開除張國燾的黨籍，以便團結和爭取整個四方麵軍。張國燾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紅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在內的全黨上下一致強烈的反對，加上其南下川康邊的行動嚴重受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張浩、紅二方麵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以及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誌的堅決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並放棄其南下計劃。紅四方麵軍和紅二方麵軍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正確方針，一同北上，於是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會寧地區的大會師。這樣，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所造成嚴重的黨內危機終於被克服。
必須強調的是，在遵義會議後的這場偉大轉折中，毛澤東雖然始終沒有擔任“黨內負總責”或中革軍委主席等最高領導職務，但他在黨內和軍隊的核心領導地位、他那無可替代的傑出領袖才能和對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無限忠誠，在紛繁複雜的生死大搏鬥中逐步地得到全黨和全軍的衷心擁護。陳雲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報告遵義會議情況時就明確：“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誌擔任領導。”⑹與此同時，在長征途中和毛澤東一起劈波斬浪的一批領袖人物，也在這危難時刻的風頭浪尖上經受了錘煉，得到全黨全軍的擁護和認可，從而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全部是經過長征磨練的。1956年黨的八大後形成的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和鄧小平等組成的中央領導集體，也全部是從長征隊伍裏走出來的，並且全部是遵義會議的親曆者。艱難困苦，玉汝以成。曆史選擇了毛澤東，選擇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這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由小到大、中國革命所以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組織保證，也是遵義會議後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遵義會議雖然是著重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但在事實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那前後已經開始著手端正和樹立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在江西遭到撤職和錯誤批判的鄧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並參加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及其以後通過調整中央分工，確立了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領導體製，恢複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一批過去“左”傾教條主義者撤職處分，甚至是在保衛局監督下參加長征的幹部被解放出來，走上新的戰鬥崗位；在同“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由於堅持正確的黨內鬥爭原則，又團結和教育了一大批各個方麵軍的幹部。毛澤東率陝甘支隊到陝北後開始全麵地糾正“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幹部路線，他果斷地停止了仍在繼續執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北方局和中央代表對陝北紅軍和陝北根據地搞的錯誤肅反，釋放了劉誌丹等一大批領導骨幹，並恢複了他們的職務。同時，給予在陝北搞肅反者以處分，撤銷陝甘省委，改派李富春為新成立的陝甘寧省委書記。當聽說還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被定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結論時，毛澤東說：“他們長征都走過來了，這是最好的證明，應該統統釋放；黨員、團員要一律恢複組織生活，幹部要分配工作。”⑺
由於樹立和貫徹了正確的黨的組織路線，恢複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正確地開展了黨內鬥爭，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的幹部路線，在全國各路紅軍大遷徙的特定條件下，最大程度地團結了全黨和全軍。隨著全國各主力紅軍會師西北高原，中國共產黨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十年後，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迎接全麵抗戰的爆發和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積蓄了強大的力量。
三
當全國各路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華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麵不得不同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發動的全麵“圍剿”進行殊死的階級搏鬥，另一方麵必須進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動員和準備，肩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曆史責任。這是一對複雜而又尖銳的並必須解決的矛盾。
在遵義會議以前一個很長的時期裏，中國共產黨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缺乏獨立自主性，往往依賴於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指導，有些給中國以很大的幫助，有些則因偏離中國實際而造成嚴重的危害。對日關係問題也是如此。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共產黨內對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孰重孰輕的認識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據中央領導地位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還照搬蘇聯提出的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對立是“國際關係的核心”的論斷，認為日本侵略我東三省是進攻蘇聯的序幕，提出要武裝保衛蘇聯，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才能直接地毫無阻礙地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這種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關門主義，使黨和紅軍坐失九一八後國內抗日民主運動高漲的良機，使自己陷入孤立，並遭受嚴重損失。共產國際“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導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八一宣言》，開始轉變方針，對中國共產黨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對國內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的具體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張隻能流於一般性的號召。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命運的開端。在抗日戰爭前夜中國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的複雜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能夠確立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也正是遵義會議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獨立自主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結果。同王明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聯蔣抗日”的主張相比，毛澤東不僅有更科學的分析和更可行的辦法，而且有切切實實的實踐。
自遵義會議起逐漸確定了在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毛澤東，也日夜思索著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他對這個問題思索不是一般地去發號召，而是綜合考察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歸納分析各階級在外敵入侵時的態度和利害關係，因而他提出的主張顯得更切實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長征剛結束不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上作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他提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針對蔣介石集團為置紅軍於死地而發動的大規模“剿”共戰爭，他又提出首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係，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⑻這就明確了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的關係，把民族戰爭擺在了第一位。會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首先從敵我力量的對比和蘊藏在中國各階層人民中的巨大潛力與積極性，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接著，報告分析了國民黨陣營的分化，即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危機時刻的動搖和轉變，闡明同民族資產階級在新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而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切實地提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戰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