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遵義會議直接的積極成果而言，主要是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者的軍事教條主義路線，在實際上開始確立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地位。但這僅是轉折的起點。遵義會議後，紅軍仍處在幾十萬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之中，中國革命仍處在最低穀，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前途仍然是生死未卜。轉折，應該有一個周期，有一個由低潮到高潮或高潮到低潮的發展周期。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偉大轉折的周期，事實上是到1937年七七事變全民抗戰的爆發才告一段落的。這裏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這個周期中的努力及其所帶來的變化和影響，做一簡單的概述。
一
中國共產黨人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鬥爭實踐中逐步深刻地認識到，根據地對於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共產國際也在1930年就把建立根據地作為“中國共產黨頭等重要的任務”。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蘇區的喪失，迫使紅軍“把主力從過去的蘇區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國西部的廣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⑴中央紅軍在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的慘重犧牲，更加重了人們對根據地的依賴。在一定意義上說，能否找到新的根據地做立腳點是紅軍長征成敗的標誌。這是當時全黨全軍的共識。但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的方針則是大不相同的。
把持中央領導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將擺脫危機的希望完全寄托於既定的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上，他們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過頭來粉碎敵人的“圍剿”；毛澤東則更清醒地注意到紅軍當時麵臨的危險處境，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擺脫強敵的圍追堵截，掌握戰場的主動權。毛澤東堅決反對“左”傾領導者不顧蔣介石已經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幾萬大軍的口袋陣，還要硬往裏鑽的做法。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的意見雖然得到多數同誌的支持，並在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上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得到確認，但還是受到“左”傾領導者的激烈反對。
糾正“左”傾的錯誤軍事路線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而遵義會議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徹底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肯定並恢複了毛澤東的軍事路線。這是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也是革命根據地能否得以重建的前提。遵義會議在解決最急迫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問題的同時，又鑒於貴州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等情況，決定改向比較富庶、並有紅四方麵軍創建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可做策應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1935年1月28日，毛澤東指揮北進的中央紅軍與四川軍閥劉湘的軍隊在土城遭遇，打了一揚拉鋸戰。毛澤東果斷地命令部隊撤出戰鬥，一渡赤水，放棄了北渡長江入川的計劃，避開敵人鋒芒，轉到雲南紮西地區集結。在紮西，毛澤東在中革軍委討論戰略方針和紅軍行動問題的會上，分析了當時的敵情，指出要用敵變我變的原則指導紅軍的行動。他說：“目前，敵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調到川南一線來了，黔北比較空虛，我們應該利用敵人的過失，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⑵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進一步指出：“為了有把握地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鬥。因此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文告雖然也闡述了中央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蘇區根據地的意圖，但它更突出地強調的則是“打大勝仗消滅大量的敵人，繳他們的槍與子彈武裝我們自己，並武裝雲貴川數千萬勞苦群眾，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此後，中央擬建根據地的區域又幾經變化，但毛澤東不為其所限製。他根據敵情率領中央紅軍又兩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於己的國民黨幾十萬大軍中往來穿插，牢牢掌握了戰場主動權，並最終擺脫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與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把打破敵人圍追堵截的現實任務和重建根據地的既定目標，有機地統一起來。他不為尋找新根據地所束縛，而是依據戰場實際，時而向北擺出同紅四方麵軍會師的態勢，時而又回頭顯露出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趨向，巧妙地與強敵周旋，在驚濤駭浪中殺出一條生路，取得了重建革命根據地鬥爭第一個階段的勝利。而這一勝利的取得，正是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直接成果。如果說毛澤東在重建根據地鬥爭的第一個階段主要致力於領導紅軍擺脫強敵的圍追堵截，那麼，第二個階段則著重於確定應在什麼地區重建根據地。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毛澤東針對華北事變以來民族危機的加重和中國革命的不平衡發展，把革命低潮時的退卻 被迫尋找立足的新根據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進攻聯係起來，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正確方針；而把持紅四方麵軍領導權的張國燾出於爭奪軍權和黨權的個人野心，以及對革命形勢的悲觀判斷，主張南下人煙稀少的四川西康邊境地區。張國燾堅決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北上的方針，甚至企圖以武力威脅中央改變方針，於是引發了黨和紅軍內部的一場空前嚴重的危機。
毛澤東率紅一、三軍團 後改稱陝甘支隊擺脫危機先期北上後，又對其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設想做了局部的調整。1935年9月27日，在榜羅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根據新近了解到的陝北還保存有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這一新情況，確定前往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抵達陝北後，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先後勝利地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山城堡戰役。此外，他們還直接領導了迎接紅二、四方麵軍北上和策應因發動西安事變而遭國民黨中央軍隊進攻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和紅二、四方麵軍的北上，以及西路軍的英勇遠征，不僅粉碎了各路國民黨軍對陝北蘇區的“圍剿”，而且沉重打擊了根據地周邊地區的敵軍，大大拓展了蘇區。使原來的陝北蘇區發展成為以延安為首府，轄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26個縣和200萬人口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
全國的各路紅軍是在反“圍剿”失敗後，被迫放棄各自的根據地踏上長征征途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後，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指揮下，槍是昨天的槍，人是昨天的人，卻逐步地反敗為勝，打破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找到並鞏固和發展了新的革命根據地。這標誌著長征獲得最終的勝利和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棲息地，中國革命有了長期穩固的大本營，也標誌著中國革命的重心由國民黨盤根錯節統治的南方轉到了敵人統治相對薄弱的北方。
二
遵義會議還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調整了中央的組織問題。自中共二大以後，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領導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產國際操縱的。比如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和讓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做總書記，特別是扶植王明上台和讓博古主持臨時中央的工作等。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慘重損失，使中央領導層普遍認識到必須改變中央的領導成員和決策機製。再加上與共產國際電訊聯係的中斷，在客觀上促成遵義會議和會後對中央領導人選和決策機製的自主調整。先是在遵義會議之前的猴場會議上就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就恢複了政治局的應有權力，使“三人團”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受到了限製。遵義會議上增加毛澤東為中央常委，重新明確朱德和周恩來的軍事指揮權，並強調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常委分工時進一步明確，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⑷這樣就剝奪了原“三人團”中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遵義會議上還決定讓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突出了他在中央核心層的作用。會後不久，據周恩來回憶：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雲南紮西行軍途中，洛甫即張聞天，首先提出中央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毛澤東找周恩來商量，把洛甫要求變換中央領導的意見告訴了他。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澤東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⑸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共中央到達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落時一說是敘永的石廂子，另一種說法是在威信的水田寨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那裏開會分工，決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
還需要指出的是，遵義會議後，在批判“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和調整黨中央、中革軍委組織問題的過程中，對犯錯誤的同誌，不是像過去宗派主義者那樣采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而是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端正思想，通過民主集中製和組織程序改變其領導，以保證正確軍事路線的貫徹執行。比如對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長征到陝北後，又讓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要職；再如對在遵義會議上公開支持博古，並同毛澤東激烈爭論的凱豐，後來仍讓他擔任少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和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特別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從當時黨內情況出發，回避開政治路線的是非爭論，並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集中解決當時最急迫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權問題。而在遵義會議後變更黨內“負總責”這一最高領導職位時，毛澤東又謙虛地推舉張聞天替代博古。這樣，就最大的程度地爭取了中央領導層同誌們的支持，很好地維護和促進了黨中央的團結。黨中央的團結和統一，不僅保證了對中央紅軍戰勝敵軍圍追堵截的堅強有力領導，而且在後來克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當張國燾揚言要“審查中央路線”，並借口統一指揮來“解決組織問題”時，就愈見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隻解決軍事問題而一般地肯定黨的政治路線之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