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蘇區私營工礦企業，是蘇區新民主主義經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采取什麼政策對待這些私人資本，是我們黨在開展紅色政權鬥爭中所不能回避的政治性問題。對此，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曾進行了反複的實踐和探索。那時期在政策上的嚴重失誤，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記憶。1948年2月，他針對片麵強調工人階級“眼前利益”的一些做法，語重心長地批評道：“他們忘記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時期內實行過的那種‘左’傾冒險主義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路線曾給予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與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損害。”他強調：“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⑴
一
蘇區私營工業的生產方式，多是手工業。從經營者的階級成分看，一部分屬於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屬於小手工業。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誠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中所指出：他們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讚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時期，為了奪取革命勝利，對他們應采取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以爭取他們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線中來，同時，注意防止他們的動搖和妥協。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小手工業主是革命的團結對象，因此，應當采取保護的政策。我們黨在這個政策的製定過程中，曾幾經波折。
土地革命剛剛開始不久，瞿秋白主持的黨中央在對私人工商業的政策上就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瞿秋白認為：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豪紳已經成了絕對的反革命勢力，對他們應該“徹底撲滅”。至於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店東、小廠主等以及所謂中小商人，“在現時亦已經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礙”。⑵基於這種認識，他錯誤地提出，在根據“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結果，因“小有產者富農小商人也同樣的被打擊，破壞後又沒有注意建設，弄到社會一般的破產，經濟沒有出路，生活非常困難，頓呈一種蕭涼景象。⑶毛澤東在領導蘇區的黨組織和群眾進行實際鬥爭中，漸漸地意識到這種錯誤的危害，並自覺地予以抵製。從而糾正了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在私人工商業政策方麵的錯誤，使根據地的私營工業得到了保護。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在李立三支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提出：“為著力爭全國革命的勝利，不隻是要沒收帝國主義的銀行、企業、工廠，使民主革命徹底，而且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以鏟除反革命的武器。”⑷隨之，開始對根據地的私營工業實行全麵沒收的政策，再次給蘇區經濟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危害。同年9月，“立三路線”被糾正，它對私營工業實行全麵沒收的政策，隨即也被糾正。
1931年初，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占據了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統治。在蘇區私營工業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上，犯了更嚴重的“左”傾錯誤。雖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同誌的堅決抵製，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始終未能得到徹底糾正。
二
“左”傾機會主義在私營企業政策方麵的錯之初步探誤，集中地表現在勞動保護政策上。
以國家頒布勞動法的方式，將工人階級的利益置於國家法律的保護之下，是我黨的一貫主張。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隨著各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和工農民主政權的建立，在蘇區出現了新型的生產關係。這時，蘇維埃政府頒布勞動法，貫徹黨的勞動政策，就是完全可能和非常必要的了。其作用就是通過調整勞資關係來維護新型的生產關係，維護勞動者的基本利益，從而使黨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支持。但是，這種勞動政策，必須按照現階段的革命性質，從有利於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有利於發展生產出發。否則，就會犯“左”的或右的錯誤。
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一共製定和頒布了三個勞動法。它們的頒布和實施，使蘇區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極大地調動了蘇區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蘇區工業生產的發展。但是，在“左”傾冒險主義盛行的情況下，這些勞動法不可避免地夾雜了許多“左”的條文，尤其是1930年5月，李立三主持下通過的《勞動暫行法》和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一蘇大”勞動法。⑸“左”的色彩最濃。它們的貫徹，給蘇區經濟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勞動法應起的積極作用。這些“左”的勞動政策，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表現：
其一，機械地推行八小時工作製和過高的勞動條件。“一蘇大”勞動法所規定的八小時工作製，作為大中城市工運鬥爭的口號，借以反對資本家用延長勞動時間的辦法剝削工人，是正確的。這是針對城市中企業生產多係機器生產，工人勞動強度高的特點提出的。但各革命根據地多處於經濟落後的偏僻農村，又麵臨遊擊戰爭的環境，基本上沒有什麼近代工業，隻有規模不大的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業。在這種情況下，不顧根據地的實際和手工業生產的特點，不區別國有工廠、私營工廠、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性質，一律硬性推行八小時工作製，顯然是錯誤的。
“一蘇大”的勞動法還規定：“每個工人每周經常須有繼續不斷的四十二點鍾的連續休息。”“在任何企業內的工人，連續工作到六個月以上者，至少須有兩個星期的例假，工資照發。在危害工人健康之工業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必須有四個星期的例假，工資照發。”並且，每年還有一些名目繁多的節假日，除去地方性的革命紀念日和傳統節日外，還有一些在蘇區實行的紀念日，如列寧逝世紀念日、“二七”紀念日、巴黎公社紀念日等等。紀念日全天休息，在紀念日和休息日如星期日“前一日工作時間，至多不超過六點鍾。”這些規定，不從蘇區的實際出發，盲目搬用蘇聯勞動法的有關條目，嚴重脫離了各革命根據地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