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日報》以《學習毛澤東》為題，發表了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的一部分。周恩來圍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這一主題，從幾個方麵精辟闡述了如何向毛澤東學習的問題。今天重讀周恩來的文章，結合回顧毛澤東的曆史貢獻，不由得使筆者想起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詩人臧克家曾經套用舊時塾師讚頌孔子的話，給筆者寫過這樣一幅字：“大哉毛澤東，大哉毛澤東。毛澤東之前沒有毛澤東，毛澤東之後誰若毛澤東！大哉毛澤東，大哉毛澤東。”
一、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一百二十年以前，中國——湖南——湘潭——韶山，一處坐落在偏僻山坳裏的普通農居，誕生了一個男嬰，他就是毛澤東。正像那首被後人爭相詠唱的歌曲中所寫：“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是20世紀的大變革年代改變中國麵貌的一代曆史偉人。
一個偏僻山村的農家之子，生活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卻成為推動中國曆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世紀偉人。是什麼鑄就了毛澤東？是什麼使他擺脫了父親為他設計的由米店學徒逐步發家致富的道路？是什麼使他由一個說湘潭土話的私塾學生成為五四時期的一方青年領袖？是什麼使他由相信皇權至上發展為信奉維新改良，進而成為堅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什麼使他由崇拜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到確定馬克思主義為其一生一世的唯一信仰？是他救國濟民的赤子之心，是他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目的的宏大誌向，是他“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裏”的不斷進取精神。
毛澤東對真理的追求是執著的。為尋求救國之路，他走三湘、下武漢、兩上北京、三赴上海；為求民眾的大聯合，他從發出二十八畫生的征友啟事，到組織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和自修大學，直至參與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創建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對真理的追求又是務實認真和富有創造性的。湖南中共地方組織的建設，與上海、北京等地相比不能算是開展得早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在工作中的深入細致，而成效顯著，一再得到當時的總書記陳獨秀的讚許和推崇；湘區近代工業在全國而言，也遠談不上發達，但在以毛澤東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發動組織下，湖南工人運動卻開展得既轟轟烈烈又紮紮實實。1923年“二七”大罷工被殘酷鎮壓後，全國各地職工運動都陷於低潮，唯有毛澤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勝利，這被著名的職工運動領袖鄧中夏稱為“碩果僅存”；出身農家的毛澤東，和國民黨沒有任何淵源，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卻因他執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真誠和堅定，因他卓越的統戰才華和遠見，受到國民黨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敵視，不僅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還一度出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也不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從事現代農民運動的，在他1925年冬回韶山開展農運之前，浙江蕭山衙前和廣東海陸豐的農民運動早已經聞名遐邇，但是毛澤東經過認真的調查和科學的分析，最早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了革命，由他領導發動起來的湘、鄂、贛、豫四省的農民在幾個月內就成就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完成的事業”；除去1911年辛亥革命時在湖南新軍中的半年下士經曆外，毛澤東談不上有什麼軍旅閱曆，更沒有讀過一天軍校，但他卻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切實感受到了建立革命武裝的急切和重要，在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明確地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如果說1918年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時是作為後起之秀投入中國社會變革洪流的話，那麼，經過近十年的砥礪錘煉，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已經成長為具有獨立見解的堅定的革命領袖。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領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毛澤東這不無懊悔的話語，透映著他思想的成熟。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大的危急關頭，他毅然回絕了要他去蘇聯留學或是去上海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工作的建議，而選擇了“下湖上山”，開始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之路。
馬克思說：“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毛澤東，就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暴風驟雨所造就的一代曆史偉人。
二、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中國革命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而且是史無前例的。毛澤東對此問題上的獨特貢獻，不僅在於他從更深刻更廣泛的意義上論證並闡明了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著名論斷，更主要的在於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在產業工人數量少而廣大農民居於革命戰爭主力地位的情況下，中國的無產階級如何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而不是在敵人力量強大的中心城市，領導其可靠的同盟軍——農民，通過武裝鬥爭取得革命勝利的問題。
作為一個從未帶過兵的師範畢業生，毛澤東憑著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從瀏陽文家市到永新三灣村，到寧岡，到茨坪，直至贛南、閩西和閩粵邊，深深地印下他跋涉探索的蹤跡；蔣介石，保定軍校和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粵軍參謀長、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總司令的閱曆，但留下的卻是“進剿”、“會剿”、“圍剿”，一次次失敗的恥辱。這絕對是兩個等量級的較量。毛澤東靠什麼能打敗蔣介石指揮的精銳之旅。靠的是眾誌成城，靠靈活機動的遊擊戰術，靠紅軍指戰員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毛澤東把根據地建設、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有機地統一起來，創造了紅色政權的理論，並進而獨立自主地開辟了有別於城市中心論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實踐證明，這是唯一能引導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的光輝道路。在這條道路的指引下，全國各紅色根據地人民和各路紅軍同中外反動勢力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先後開辟了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紅軍最多時發展到三十萬人，特別是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這給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苦苦掙紮的四萬萬同胞帶來了希望，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描繪的那樣：猶如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猶如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猶如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通往勝利的大道並非盡是坦途。毛澤東能指揮他那支原來並不被人們看重的農民武裝粉碎擁有現代武器裝備的國民黨正規軍的一次次“圍剿”，卻無法說服黨內那些奉共產國際決議為神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指揮。他因堅持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主張，而一再受到指責和排擠。眼見親手創建的紅軍在強敵的進攻下受挫而銳減，苦心經營的蘇區在一塊塊地喪失，毛澤東的心情是萬分沉痛的。但是他沒有消沉，而是盡可能的設法避免和減少“左”傾冒險主義給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害。為了扭轉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敗勢，他幾次犯顏直諫，而不被采納。在長征的危急時刻，為防止紅軍在國民黨軍的重重圍追堵截中被徹底圍殲，他又反複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師的原定計劃，力主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開進。在他的積極努力下，1935年1月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在黨和紅軍的生死關頭挽救了革命。從此，中國革命的航船有了毛澤東這位偉大的舵手，英勇的紅軍在他的指揮下跨越萬水千山，踏上勝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