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食自己的父親，還有什麼比想起這個更叫人毛骨悚然呢？然而古代民族就有這樣的習俗，還把這個習俗作為孝心和情誼的證據，試圖說明在他們的後代身上舉行最隆重、最光榮的墓葬，把父輩的遺骸如同聖物存放在自己的體內和骨髓內，通過消化和滋養，讓他們的生命延續，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得到重生。把父母的屍體拋入荒郊，讓野獸和蛆蟲吞噬，對於堅信上述信仰的民族，那又是多麼殘酷可怕的事，這也是不難想象的。
敘古拉暴君大狄奧尼修斯賜給柏拉圖一襲波斯長袍，鑲金嵌銀，熏過香料。柏拉圖不接受，說他生為男人，不樂意穿女人的袍子。但是亞裏斯提卜接受了，還說了這麼一句話：“任何奇裝異服都沾染不了一顆純潔勇敢的心。”他的朋友斥責他是膽小鬼，狄奧尼修斯在他的臉上吐唾沫也不在乎。他說：“漁夫為了捕捉魚，被海浪打得全身濕透也得忍受。”第歐根尼在洗白菜，看到他走過，說：“如果你學會吃白菜過日子，也就不必阿諛奉承一位暴君了。”亞裏斯提卜反駁說：“如果你學會跟人打交道，也就不必吃白菜過日子了。”這說明理智對事物也有不同的看法。這是雙耳罐，可以抓住左耳，也可以抓住右耳把它提起來。
有人責怪梭倫死了兒子，隻是有氣無力地灑上幾滴無用的眼淚，他說：“正因為眼淚無用我才有氣無力地灑上幾滴。”而蘇格拉底的妻子搶天呼地強烈表達痛苦：“哦，這些混蛋法官叫他死得好冤啊！”
蘇格拉底回答：“你難道樂意他們叫我死得不冤嗎？”
你若對一篇文章條分縷析，人的思想不會不在裏麵發現曲、直、苦、甜的意義和形貌。即使最簡潔完美的文字，也會產生多少虛偽和謊言？哪個異教思想不可以在裏麵找到足夠的基礎和證據借以立足和存在？由於這個原因，犯有這類錯誤的作者從來不會舍棄這種依據：以文章的解說為證。
自然中沒有無用的東西，即使無用的也有用
我們的製度，不論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處處都不完美。但是自然中沒有無用的東西，即使表麵上無用的也有用，這個宇宙中的萬物息息相關，無不有其位子。我們人身則由病態的品性黏合而成。野心、嫉妒、羨慕、報複、迷信、失望，在我們身上與生俱來，難以改變，也可從野獸身上看到其影子。殘忍性——這個違反自然的惡行——也如此。因此，我們看到其他人受苦，內心不但不表同情，還會產生一種我說不出來的幸災樂禍的快感，這一點連孩子也體會得到。誰能從人身上消除這些品質的種子，也就摧毀了我們人生的基本條件。同樣在我們的製度中，有一些必要的職能，不但是惡劣的，還是罪惡的。這些罪惡有它們的位子，還竭力在彌合我們的關係，就像我們的健康要靠毒藥維持。尤其這些罪惡對我們是必要的，共同的需要也就抹去它們的實質，從而也變得情有可原了。這樣的事應該讓更有魄力、更無畏的公民去做，他們犧牲了榮譽與良心，就像有些古人犧牲生命去拯救自己的國家。我們這些弱者，還是去扮演一些更輕鬆、更少風險的角色。公眾利益需要有人去背叛，去撒謊，去屠殺，我們不該叫那些較聽話、較懦弱的人去擔當如此重任。
自然中除了懷疑以外不存在別的
科學確實是一項非常有益的大事業。輕視科學的人隻是表明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也不會把科學的價值誇大到某些人所說的程度，比如哲學家埃裏呂斯，他認為科學包含至高無上的善，科學本身可使我們明智和滿足。我也不相信有人所說的，科學是一切美德之母，任何罪惡都是無知的產物。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倒是值得詳盡論述一番。
謹慎是對善與惡的選擇，既然惡從來與上帝無緣，謹慎怎麼可能用在他的身上呢？以理智和聰明為例，我們使用理智和聰明是為了辨明模糊不清的東西，既然上帝決不會模糊不清，理智和聰明又怎麼樣呢？正義，那是人的社會和集團的產物，把屬於每人本分內的東西交給每人，上帝心中怎麼會有它呢？節製又如何？它指肉欲的適度調節，這在神性中是沒有位子的。在痛苦、勞累和危險中堅忍不拔，與他也是毫不相關的，因為他決不會遇上這三件事。因而亞裏士多德認為上帝跟美德和罪惡都是不沾邊的。
我們要積極去認識真理，我們已經得到的認識，不管程度怎麼樣，不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得到的。上帝已經對我們進行不少教育，通過選擇平凡的人、心地單純的人和無知的人作為證人，向我們顯示他的驚人的秘密：我們的信仰不是我們的收獲，純粹是上帝的慷慨贈禮。我們不是通過的推理和領悟使自己接受了宗教，而是通過外界的權威和訓誡。促成我們這樣做的，得力於我們不強的判斷力更多於強的判斷力，盲目更多於明白。我們理解這些神聖的道理，是通過我們的無知更多於通過我們的學問。如果我們先天和後天的智力，不能想象這種超自然和天上的事，也不必大驚小怪，我們隻要表示順從和皈依。
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因為我們為什麼要把無窮無盡的漫漫長夜中閃光的這一刹那，我們永垂不朽的自然狀態中停頓的這一瞬間，看作是生呢？死亡占據了這片刻的前前後後，也占據了這片刻的好大一部分。有的人，如墨利索斯的信徒，發誓說，不存在什麼運動，什麼都是不動的（因為，像柏拉圖證明的，如果隻是一，球形運動是不可能的，從一點到另一點的易位運動也是不可能的）。另一些人說，自然中沒有延續，也沒有停頓。
畢達哥拉斯說，自然中除了懷疑以外不存在別的，對一切事物都可以討論，甚至對於一切事物都可以討論這一點也可以討論。瑙西法納斯說，在一切仿佛存在的事物中，不存在大於存在，唯有不確定是可以確定的。巴門尼德說，在一切仿佛存在的事物中，沒有事物是普遍的，隻有一。芝諾說，甚至一也是沒有的，隻有無。
按照自然的規律無人是貧困的，按照世人的意見人人都是貧困的
大自然的規律使我們學到我們必須學習的東西。賢哲告訴我們，按照自然的規律無人是貧困的，按照世人的意見人人都是貧困的，他們還細致區分從自然而來的欲望和因我們胡思亂想而來的欲望。大家看得到底的欲望是來自自然的，在我們麵前躲閃、讓我們追趕不上的欲望是來自我們的。錢財的貧乏易治，而心靈的貧乏則不可治。
一切事物誕生時都是柔弱的。可是應該睜大眼睛看著初始之時。因為小時不發現它的危害性，大時就會找不到醫治之藥。
學問肇始於感覺，歸結於感覺
學問肇始於感覺，歸結於感覺。我們若不知道有聲音、氣味、光線、味道、尺寸、重量、柔軟、堅硬、粗細、顏色、光潔度、寬度、深度，我們還不是與石頭無異。這些才是我們學問建立的基石和原則。不錯，有的人說學問不外乎是感知。誰要是逼迫我否認各種感覺的存在，他可以掐住我的咽喉，但是不會使我後退。感覺是人的認識的開始與結束。對感覺的作用可以盡量縮小，但是這點是不可回避的：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感覺的道路和媒介而輸入的。
在感覺問題上，我的第一條看法是我懷疑人天生具備所有的天然感覺。我看到許多動物，有的沒有視覺，有的沒有聽覺，依然不缺什麼地過完一生，誰知道我們身上是不是也少了一種、兩種、三種甚至更多的其他感覺？因為，縱使少了一種，我們靠推理也不會發現的。各種感覺的特權達到我們認知的極限為止。超越了感覺，我們再也不會發現什麼，也就是一種感覺不能去發現另一種感覺。
我們這些世紀最主要、最著名的學問，不就是了解有學問的人的學問嗎？
注釋注釋比注釋事物更多事兒，寫書的書比寫其他題材的書更多問世。我們隻是在相互說來說去。
書裏的注釋都密密麻麻，創作者則寥寥無幾。
我們這些世紀最主要、最著名的學問，不就是了解有學問的人的學問嗎？這不是一切學習的普遍與最終的目的嗎？
我們的看法都相互嫁接。第一個看法作為第二個看法的植株，第二個又成為第三個看法的植株。我們這樣一株接一株，從而最高的一株經常榮譽最“高”，其實功績並不最大。因為它隻不過比之前的一株高一節而已。
學問和藝術不是用模子鑄造的，而是屢次三番琢磨切磋慢慢形成的
伊壁鳩魯說，法律即使是最壞的，對於我們也是必要的，沒有法律人會相互吞噬。柏拉圖說的話也相差不遠，沒有法律我們會像野獸那樣生活。他曾寫過論文來證實這一點。我們的思想是一件不易駕馭、危險和愛惹是生非的工具，很難要它遵守秩序和尺度。在我的那個時代，那些出類拔萃、生龍活虎的人，差不多個個都高談闊論，放浪不羈。遇到一位知書達禮的規矩人，可稱為出現了奇跡。所以要對人的思想圍上欄杆，不許越雷池一步，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學問上像在其他事上，必須計算和調整他的步子，必須劃定他的狩獵範圍。於是用宗教、法律、風俗、學說、箴言、生前死後的懲罰和獎勵來束縛和鉗製它，然而大家還是看到思想在得意忘形時會掙脫這些樊籠。這是一個無形的物體，不知道往哪裏去抓，去打；這是一個畸異的物體，不知道在哪兒打個結，裝個把手。當然，有的靈魂值得人家信任，憑著自己的判斷，超越一般人的看法自由遐想，同時不忘適度和克製。但畢竟這種堅強、規矩和赤誠的靈魂不太多見，還是把靈魂置於控製下更為穩妥。
古代人思想自由活躍，在哲學和人文科學形成了許多見解不同的學派，每個學派要判斷、要選擇來確定自己的宗旨。但是現在大家都在一條路上，“大家都依附和信守一定的不可更移的看法，即使他們不同意的東西也不得不為之辯護。”（西塞羅）我們學習各門學科也按照官方頒布的章程規則，以致學校也隻有一種主導思想、相同的機構和限定的學科，大家不檢驗這些貨幣重多少、值多少，而是按照時尚的說法算多少就是多少。沒有人計較什麼含金量，隻要能當多少使用就行。其他東西的情況與此一樣。
限製我們的思想則沒有作用，我們的思想充滿好奇，貪多務得，沒有理由不認為走得了五十步，也就走得了一千步。從經驗上得知，一個人幹不了的事，以後的人會幹成；這一個世紀不知道的事，下一個世紀就會明白。學問和藝術不是用模子鑄造的，而是屢次三番琢磨切磋慢慢形成的，像小熊的相貌是由它的熊媽媽從容不迫舔出來的。我沒有能力發現的東西，還是要探索和試驗，對新事物推敲斟酌，條分縷析，為後來者提供方便，使他們駕輕就熟更好掌握。後者就是這樣受惠於前者。這說明為什麼困難不會叫我絕望，我的無能也不會令我沮喪，因為這隻是我個人的無能。
思想是一把傷人的利劍，即使對於佩劍者也是如此
思想是一把傷人的利劍，即使對於佩劍者也是如此，如果他不知道如何謹慎適當揮舞的話。猶如沒有一頭牲畜不需要戴上眼罩，要它的眼睛隻看到腳前的這條道，不讓它左右亂走，脫離習俗和法律給它確定的車轍。因而不論常規的路程是怎麼樣的，您不要偏離左右，對您來說，也比信口開河圖一時之快的好。如果哪一位新派學者，不顧他自己和您的靈魂得救，企圖在您麵前賣弄才情，這就是緊急關頭的一麵保護傘，使您避免感染天天在您的院子裏彌漫的這場危險的瘟疫，也防止毒素傳染，傷害到您和您周圍的人。
提奧弗拉斯特說，人的智慧是由感覺支配的，對事物的原因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是要探究事物深遠的本質，人的智慧必須適可而止，不然會由於自身的缺點或事物的難度而愚不可及。
命運不會迎合和屈從我們的推斷與算計
我們常說的那句話很有道理，事態的發展與結果，特別在戰爭中，很大部分取決於命運，命運不會迎合和屈從我們的推斷與算計，如這幾句詩說的：
經常，魯莽者成功，謹慎者失敗。
命運對理直氣壯的訴狀充耳不聞，
還像閉著眼睛在四下亂走。
冥冥中有一種力量，
支配、主宰、驅使世人受製於它的法則。
——馬尼利烏斯
若能很好理解這幾句詩，就會覺得我們的意見與決斷也同樣取決於命運，命運把它的混亂與不確定性帶進我們對事物的判斷。
對於人格是否完美，國人除了以自己的風俗習慣評判以外，沒有其他的標準與規則，我認為這還情有可原。因為這是人的通病，不但庸人有，差不多人人都有，都以他們自己的生存環境來決定自己的看法與好惡。
我們的風尚變化既突然又迅速，即使全世界的裁縫都發明創造新的款式，也供應不了足夠的新款新花樣，必然是某些淘汰的款式經常會重新時興，時興的款式又會被淘汰。因而同樣的看法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間，會有兩三回不但是不同、還是截然相反的變動，而且還說變就變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中間還沒有這樣的聰明人，不被這種矛盾的說法說昏了頭，迷糊了眼睛，迷糊了心。
我是命運提供給我什麼就議論什麼。對我來說一切論點都是好的，我也決不企圖把它們說透，因為我看不到任何東西的全貌。那些答應讓我們看到全貌的人也做不到。每件事物都有幾百副麵孔和幾百條肢體，我隻能抓住其中之一，有時一眼帶過，有時略加觸摸，有時緊緊摁到骨頭。我不往最寬處，但盡我所知往最深處探索。我經常喜歡從前人未加注意的方麵著手。我對一個我不熟悉的命題，也會大膽深入探討。這裏寫一句，那裏寫一句，算是各篇文章拆下來的樣品，零零星星，沒有計劃，也不作承諾，也不在乎一定要寫得好，也不因做來有趣就一成不變做下去。我還是依然懷疑與不確定，保持我的根本宗旨——這就是無知。
最近一段時間我在想，我們不論計劃什麼和幹什麼都求助於上帝。不管是什麼樣的需要，不論在什麼地方，我們由於自身的軟弱而要求幫助，從不考慮時機合適還是不合適，就是要呼喚上帝。不管我們處於什麼境地，有什麼行動，即使是見不得人的勾當，也呼喚上帝及其法力。這種謬誤的做法不知是從哪裏來的。
上帝確是我們唯一的保護人，在每件事上都可以幫助我們。還讓我們有幸訂下那份天父與人的親密盟約。主既公正又慈愛和萬能，但是更多使用的是正義而不是權力，根據人間公理而不是個人要求來寵幸我們。
在色諾芬的著作中好像有這麼一段話，他指出我們應該少向上帝祈禱，因為要祈禱就要聚精會神，滿腔誠意，讓心靈經常進入這種狀態很不容易，不然我們的祈禱不但無用還有害。我們說：“原諒我們吧，就像我們原諒那些冒犯我們的人。”不能向神獻出一顆不記仇恨不抱怨的心時，這樣說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們還不就是在呼喚上帝幫助我們密謀做壞事，加入不義行動。
這些事你隻能當麵對神講。
——柏修斯
守財奴為了徒然保存他那多餘的財富祈禱上帝；野心家為了勝利與願望的實現祈禱上帝；盜賊利用上帝幫助他克服實施罪惡勾當時遇到的險阻與困難，或者對自己輕而易舉割斷了過路人的脖子表示謝恩。他們站在他們即將越過或炸掉的房子牆角裏，做他們的祈禱，用心和期望都是充滿殘酷、邪念和貪婪。
不是法律讓我們幹得太久，而是讓我們幹得太晚
讓我們保持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是法律的一個弊病。法律不讓一個男人在二十五歲以前能夠支配自己的財產，此後恐怕還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奧古斯都把羅馬舊法令中的規定提前了五年，宣布男人到了三十歲就可擔任法官職務。塞維厄斯·塔利厄斯讓年齡超過四十七歲的騎士免服兵役之勞。奧古斯都又把它減為四十五歲。讓男人在五十五歲或六十歲以前退休，我覺得這沒有多大道理。我的看法是從公眾利益出發盡量延長我們的工作與雇用年限。但是我發現錯誤出在另一方麵，就是沒有更早投入工作。這位奧古斯都自己在十九歲已當上了萬國大法官，卻要別人到了三十歲才有資格去判決一根排水管該裝在什麼地方。
這次我埋怨法律，不是法律讓我們幹得太久，而是讓我們幹得太晚。我覺得，考慮到生命的脆弱，以及它暴露在多少日常與天然的暗礁之前，人不應該讓出生、遊閑與學習占去這麼多時間。
沒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釋得那麼透徹細致
伸張正義的法律不包含若幹不正義的成分就不能存在。柏拉圖說，誰聲稱要剔除法律中的一切不合理不適當的東西，無異是在砍七頭蛇妖許德拉的頭。塔西佗說：“一切懲罰都對個人包含某種不公正，但公眾由此得益則是對此事的補償。”
同樣，在處理世事與公眾交往中，我們的思想會顯出過分的純潔與聰敏。凡事洞察秋毫也隻是太多心與太好奇。應該使思想遲鈍舒泰，更適應世俗規則，懵懂糊塗更匹配混濁人生。不慌不忙的平常心其實更善於、更適宜處理各種事務。崇高卓越的哲學思維遇到實際問題一籌莫展。心計敏銳，多疑善變，就會使商量難以進行。人世間大事的安排不妨粗枝大葉，讓其中一部分由天命去決定其結果，沒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釋得那麼透徹細致。由於世象萬千，那麼多的角度與形式都各不相同，人人都會無從入手。
我們所謂的真理與理性，其標準也隻是憑借我們所處國家的主張與習俗而已
諸多有關死者的法律中，我覺得最站得住腳的那條是君主身後功過留待他人評定。他們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夥伴。正義不能觸動他們的人身，但觸動他們的聲譽或繼任者的利益也是有道理的——這些事我們往往比生命本身還重視。遵守這一傳統的國家可以獲得很多出人意料的好處，賢君也很樂意這樣做，不然會埋怨有人把他們跟昏王相提並論。我們在任何國王麵前必須俯首帖耳，唯命是從，因為這涉及他們的職權，但是欽佩與愛戴與否則要看他們是否賢德。當他們的權威需要我們支持，我們為了維護政治秩序，可以耐心地容忍他們的無能，掩飾他們的罪惡，對他們的庸庸碌碌提出諫言。但是當這層關係不複存在，就沒有理由不崇尚正義，不自由表達我們真正的情緒，尤其沒有理由去抹殺忠良之臣深知君主昏庸，還是畢恭畢敬、忠心耿耿輔助他的功勞，這樣會讓後代失去這個賢良的楷模。有些人抱著個人恩怨，對一位昏君也妄稱賢良，這是以私心在損害公道。泰特斯·李維說得對，在王朝中成長的人，說話總是充滿誇張虛飾，無一例外地對他們的君主歌功頌德，捧上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