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嫂嫁進傅家初始幾年，母親身體特別虛弱。不說全家十幾口人缺衣少食，單是每天做飯洗菜洗衣，已不是一個本來體質瘦弱婦人所能承擔的。我長侄子出生，我剛剛小學畢業。夜裏，母親披衣起床熬粥給做月子的嫂子喝。火爐在我房間的門口。是一個泥壘的火爐，可以燒木炭也可以燒劈柴。母親一邊熬粥一邊劇烈地咳嗽。我說，以後的粥我來熬吧。你怎麼會呢？生熟都不知道。母親說。我說熬了才知道。每天半夜起床，把火爐點起來，放木炭，燒紅，爐子擺在爐灶上，注清水，水沸，把浸泡好的米傾入。坐在爐灶前，我用一把破舊的蒲扇，把炭火燒得通紅。不一會兒，米漿水從爐子口潽上來，我用筷子不斷地攪動，氣泡淺下去，直到米漿水沸而不潽，蓋上爐蓋，小火慢慢煨。我靠在火爐前，臉紅紅地發燙，火的熱氣潽出來，夾裹全身。家人都在熟睡之中，弄堂黑黑的，蛐蛐在噪噪低聲地叫，呿呿呿呿。夜鷹掠過，哇呀哇呀，受驚的嬰孩一般尖叫。粥煨半個小時，米香四溢。粘稠的米香有一種米糖的味道。用勺子把紅砂糖調到粥裏，調勻，稠稠的淡淺紅淡淺黃，洇開。我多熬一碗，給母親喝。在我十五歲時，父親見我讀書很一般，對我說，你去學徒，以後做個篾匠，篾匠多好，籮筐曬席睡席，哪少得了篾匠的活兒，隻要人活著就少不了篾匠。我說我什麼都不學，就學燒飯洗衣。父親抄起竹稍，叫我跪在香案前，對祖宗起誓，不好好讀書就去做篾匠。事實上，我自小就是一個非常溫順的孩子，從不打架，也不擅自下河玩水，更不一個人離家外出。十三歲，我開始自己洗衣服。我第一次用仇視的眼神看我父親——他一點也不了解他這個內心細膩敏感的孩子——我倔強地坐在門檻上，連身子也懶得抬起，我說：“你會做什麼事情呢？除了給大隊做做賬，你還會什麼。”我的怨恨來自於我對母親的愛惜——嫁給一個不會做農事又不會做家務的男人，這個男人還要把角票鎖在抽屜裏，她所受的苦不會有盡頭。（在我二十一歲那年，我給父親寫過一封很長的信，紅線條的信紙，滿滿二十多頁。現在我記不得具體寫了些什麼，大意是：我的父親不夠稱職，我自小沒感受過一點點溫情。父親回信說，他拿在手上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把刀子。他小楷的毛筆字勻勻稱稱，短短幾句話。他說，每一個人的路都是自己走，都要接受命運的派遣。墨水有一些糊糊的，有皺褶。我估計，他提筆寫時，流下了熱熱的淚水。）父親聽了，傻傻地站在那兒，有些不知所措。但父性的威嚴不容他不落下手中的竹稍，抽在我腳上。我死死盯著父親，一言不發。
我和母親去過一個中藥鋪切藥，在鄭坊老街裏麵。老街兩邊是深黑的門板房，石板路，雨後油滑，兩排矮矮的屋簷夾擠下，路麵散發一層油光。街麵陰暗，逼仄，各色雜貨店稀稀拉拉地有人進進出出。有竹器店、彈棉花鋪、手工編織店、糧油店、文具店、食品店。在路過一家棺材鋪時，我聽見了二胡聲。鄉村有許多喜事場上的樂隊，二胡是樂隊中必不可少的弦樂。二胡聲夾雜在其它器樂裏，並不張揚，甚至有些毛糙。而棺材鋪裏的二胡聲，有一種下沉的流淌感，我停了下來，蹲在門口，靜靜諦聽。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樂曲，有嗚咽的泣訴，似乎拉二胡的人悲痛欲絕。拉二胡的人是一個瞎子，五十多歲，雙鬢斑白，低著頭，輕輕地搖動，有時頭用力甩，以輔助拉弓弦的手快速滑過鬆香。棺材有四副，擱在屋子的天井裏，油漆紫紅。拉二胡的人坐在門檻裏麵的竹椅上，架起二郎腿，他並沒發現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孩蹲在他門口，或者說，一個陌生外來的小孩，並沒驚擾他沉浸在弦樂之中。藥鋪就在隔壁，杵藥罐擺在櫃台上，藥稱掛在隨手可取的牆壁上。木質的藥櫃對著大門，滿是抽屜，有的拉開，有的閉上，有的上鎖。抽屜的外麵貼著寫有中藥名稱的紅紙。老中醫戴一副老花眼鏡，穿藏青的大褂，手指肉乎乎的，白皙。我對藥鋪的印象僅限於此。我的耳邊一直旋轉著二胡的旋律。我第一次認識了這種拙樸的樂器，竟然有如此攝人心魄的情感從兩根弦上傾瀉而來。仿佛那是兩條河流，一條是饒北河，一條是古城河，從蜿蜒的山穀彎過我門前，形成信江的磅礴支流。幽咽，綿綿不斷，在蘆葦叢中，起伏不斷。我不敢進棺材鋪，靠近那個拉二胡的人。他的眼睛是一個幹核桃。回來的路上，我對母親說，我要學拉二胡。母親說，拉二胡的人都是命運悲涼的人。草藥用黃紙包著，一共有七包，被一根麻繩綁著，拎在母親手上。土公路鋪滿粗糲的砂子，腳下發出沙沙沙沙的聲響。這種聲響有破碎感——在孩童時代，和我不期而遇。
陪母親去小鎮，順帶地可以喝一碗清湯。村裏沒有小吃店，隻有一個雜貨店。雜貨店在村街中部，租用一個居民房，一個大櫃台比我人高。櫃台裏，白糖、肥皂、牙刷、鞭炮、洗臉巾、糖果等分類碼在貨架上，布匹一捆一捆，壓在櫃台上，醬油和穀燒用缸裝，蓋一個沙布袋。吃清湯包子則要去小鎮。清湯皮是一塊塊擀出來的，包一粒肉，揉捏一下。五分錢一碗，一碗有十朵，在清水裏沸沸地綻開，成一朵花狀，撈到碗裏，舀一小勺子豬油，滴幾滴醬油，撮幾粒蔥花下去，蒸汽從碗麵漾過來。吃清湯一年也吃不到一次，坐在路邊的板凳上，看師傅在火爐上燒水，放料，香氣溢過來。母親陪著我坐，看我吃，不時地摸摸我的頭。我吃一口望一眼母親，再吃一口。最後把整碗湯一口喝完，用袖子抹一下嘴巴，坐著，還舍不得走。在我女兒十歲那年，我母親到我家裏，對我說：“這段時間不知道怎麼的，特別想吃清湯，每天下午都要去鄭坊吃一碗。”我說，這個太容易了，你不願意走路，我可以雇一個人專門擀清湯給你吃。母親笑起來，說，我哪會傻吃成那個樣子呢？我說，鄭坊的清湯當然好吃，外出這麼多年，我都沒吃過那麼美味的清湯了。有一年回楓林過年，我慫恿我女兒，說，爸爸帶你去鎮裏吃清湯，比羊肉麵好吃多了。女兒說，哪有清湯美成那個樣子，吃得肚子脹脹的。想想，鄭坊街上，我已經二十年沒去了。我的中學時代是在鄭坊中學度過的，一個橢圓形的校園，種滿梧桐樹，中間兩個花壇，花壇裏各有一叢在初秋時開出黃色喇叭狀的美人蕉。校園後門有一條深深的弄堂。青磚的馬頭牆，古舊，灰黑色，雨跡凝固在牆麵，像時間的淤痕。弄堂盡頭，是清湯小吃攤鋪。繁華的老街貫穿了這個鎮子。黑黑的屋簷，黑黃的門牆。鍾表店，牙醫診所，理發店，五金店，布匹店，小館子店……依次緊挨在街兩邊，傍晚時，尤其在夏天，婦人穿花花的裙子（睡袍）端著碗，邊吃邊聊天。小學門口的冬青樹棲滿了鳥雀，呱呱地叫。裸色的風從古城河漫卷而來，帶來田野清新而蔥鬱的青草味。上街是糧站和花圈店，和打鐵鋪，以及各種義烏小商品店。下街是醬油廠，馬蹄餅烘烤店，米粉廠，罐頭廠，再下去，是車站，醫院，電影院。古城河和饒北河在此彙流。站在校園裏，可以看到靈山修剪過的側影：蔥蘢的，墨綠的，斜斜地向下起伏，叢巒疊嶂。疊嶂間，一個方圓十裏的盆地像一個遺落的羅盤。初春，白鷺黑鸛，有時還有天鵝，越過高高的靈山，降落傘一樣，飄到盆地的水塘和剛翻耕的水田裏。河邊的洋槐，嘎嘎嘎嘎，白鷺歡快地鳴叫。冬天還是一片哀黃的山巒，這時返青，植物的根莖把地裏埋藏的色彩，針管一樣抽上來，注射到每一片葉子或初發的細芽。雨水像一個急欲趕路的人，日夜兼程，突然累了，停下來，再也不走——饒北河一夜之間漲滿石岸，淹沒稻田。柳樹，洋槐，河灘上的竹林，露出稀稀青澀的樹梢，在河麵，多麼孤立無援。魚鷹，灰色的，在河麵掠過，一個俯衝，尖利的爪刺進魚的肉身，一個斜飛，遠去。鯽魚，鯉魚，石斑魚，鮁魚，泥鰍，往小水溝逐水而遊，劈劈啪啪，拍打水麵。用飯萁套進水溝，把上遊的水引到另一條水渠裏，水慢慢淺下去，魚往後退，全進了飯萁，一般都有三五斤。去年暑假，我帶女兒回楓林，女兒嚷嚷著叫我去河裏釣魚，我坐了一個下午，指甲大的魚也沒上一條。我母親說，河裏哪有魚呢，每年毒魚三兩次，還有那麼多電瓶打漁，魚哪有活的地方呢。饒北河已死。沒有魚兒的河哪配稱作河呢？是人的恥辱。我們這一代人，是人類史最可恥的一代，以毀滅鄉村作為勝利的號角吹響。
攥著手寫的初中入學通知書——母親叫我父親送我去七裏之外的小鎮報名入學，父親拒絕了，我坐在我大哥旭炎自行車前座三角叉上，後座是一個紫黑色油漆的大木箱——我並沒有初入小鎮入學的興奮和惴惴不安，甚至有深深的失落感。一個同桌，她並沒考上初中，而是轉往另一所小學重讀五年級。我和她同桌了三年，我迷戀她臉頰和手背上的雪花膏味道——在冬天，她紅霞般的臉彌散悠悠的持久的雪花膏香味。這是我可以確定的，她是我迷戀的第一個異性，在我十一歲那年開始，我每次上學路徑（繞道一個墳崗，一塊稻田）她家，叫上她，一起上學。她家屋後有一棵柚子樹，兩棵石榴樹。石榴樹在初夏開黃紅相染的花，從樹丫冒出來，緊緊地裹成一個哨子狀，時隔兩日，翻出花瓣。柚子樹在四月，芳香溢滿整條巷子，雨水一樣濛了。她細細長長的手指，飽滿。她喜歡咬筆頭。我記得她有一口石榴一樣的白牙。有很多種理由，比如取一本書，借一支筆，詢問一道題——我常常借故去她家，在放學或星期天時，我們像兩個非常好學的孩子，在一起討論學習問題，在父母看來——其實，我們有說不完的話，與學習根本無關。去了鎮裏，我似乎再也沒去過她家，她低我一屆進入初中，但我們再也沒說過話。有幾次，在星期六返家的路上，我一路跟著她，相隔十幾米，但始終缺乏勇氣，和她並排走——兒童時代依然結束，我們有了少男少女的羞澀和靦腆。在我十六歲那年冬天（我在縣城讀書，她在鄭坊中學讀高中），我聽說我的另一個同學和她開始通信，熱絡的那種，我心裏很難過，一下子把我記憶中沉睡的部分喚醒。事實上，我已經兩年多沒看過她，對她所有的記憶和想象，還是停留在十三歲以前。她掰開一瓣一瓣彎月形的柚子給我吃，柚子是紅瓤的，汁液充滿瓤針，捏一下，汁液噗嗤飆射出來，溜下喉嚨，甜甜的涼涼的。那個冬天，似乎比往年更漫長一些。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手上已經抱了一個多月，都沒看完——看了幾頁，扔下，怔怔地看著窗外。窗外是一個矮小的山岡，野刺梨黃黃地掛在刺藤上，葉子一片不剩，山岡過去，是一條黃土路，路邊是一個教堂。教堂在冬天的霧靄中，時隱時現。雖然我們之後有某種比較隱匿的聯係，我卻從不說出我孩童時代內心甜蜜的秘密。我大哥給我報完名，去農機站上班。農機站在車站隔壁。一個大院子，停了五六輛掛鬥的拖拉機。大哥是拖拉機手，噗噗噗，不是拉石灰就是拉木柴，早出晚歸。每到星期三早晨，他把自行車停在我教室窗口下，探進半個頭，一般是早讀時間，我把手伸出窗外，從他手中接過菜罐。菜罐裏，一般是蘿卜幹、醃菜、豆幹，偶爾是辣椒炒蛋或辣椒炒鹹肉，通常是家裏來客，多炒了一點，留給我。我住校，菜是家裏帶來的，米兌換成飯票。母親常常為我帶什麼菜去學校而傷透腦筋。蘿卜幹、醃菜、黃豆、泡菜，在很多年之後，我看到就條件反射，胃液上湧，嘔吐。大哥常抱怨，說，送菜都送煩了，你考不上好學校，真是對不起這個菜罐。
每次返家，我扔下書包，摸起大碗，盛米飯吃。我不說話，站在飯甑邊，白口吃一碗，吃完了，在板凳上小坐一會兒，喝口水，再盛一大碗，坐在飯桌上吃菜。當我掀開飯蓋板，蒸汽騰騰地翻滾地冒，白汽模糊視線，飯香黏黏地撲麵而來，我知道，所有的幸福在這一刻來臨。我至死都不會忘記，端起碗，筷子把飯扒入口腔，牙齒磕碰到碗，我真想把整個碗塞進嘴巴。不會忘記筷子抽出筷子筒的聲音，飯勺壓在碗沿的聲音，牙齒咯咯磨動的聲音，在幾秒鍾之內，組合成簡單奧妙的旋律——還有什麼音樂比這旋律更美妙呢？母親怔怔地站在我身邊，拉開菜廚，端出一碗留給我吃的菜。在飯甑邊，我囫圇吞噎。母親輕輕地拍打我的脊背，說：“你這樣吃飯，很容易把人吃傷。”母親又說，吃飯快的人，都是命苦的人。我不管這麼多，隻知道，吃下去最緊要。
飯甑放在石磨架子上，用一個稻草或席草編織的筐子包著。母親嫁入傅家之後，去過的地方很少。年輕時，我大哥還沒出生，去過一次上饒，走了一天的路，和大隊裏其他幾個年輕人，到老縣城參加共青團大會。她去過最遠的地方是浙江溫嶺，我大姑小女兒嫁到那兒，作為娘家人，她代表母係親戚訂婚。她後悔死了，不該去——她和我大姑幾人回來的路上，整整餓了一天，火車上的飯菜太貴，誰也舍不得吃。母親不識字，出去不了，也無人帶她去，也無處可去。我參加工作之後，她已經沒那個體力去，她羸弱的身子隻要一坐上汽車，嘩嘩直吐，下了車，路也走不了，重病一般，近乎於癱軟在地。母親一生的時光，大部分是在門前的洗衣埠頭，廚房，豬圈，菜地，晾衣的院子，穀雨時節的茶葉地，霜降之後的紅薯地，剩下的時光是在去這些地方的路上，以及平頭床上。家裏有一個大菜籃，一個半弧形的竹箍當提手，滾圓胖大的藍肚，藍底用竹青板編織成內外兩個“田”字。菜籃堆滿一籃子衣服，在早餐之後，擺在洗衣埠頭上，母親用一個木棒槌，一把刷子，一塊肥皂，有時是一塊茶油枯餅，在無錢買肥皂時，茶油枯餅派上用場。先把衣服泡水，濕透透，上肥皂或茶油枯餅，一隻手按住衣頭或褲腳，另一隻手，在石板上，反複搓洗。搓洗後，用棒槌壓起衣服，嘣嘣嘣，敲打。在夏秋季，洗清了的衣服用米湯浸泡一下，再晾曬。米湯浸泡了的衣服，不會軟溻溻，但刮皮膚，有時還刮出血。衣服洗了一半，母親慢慢站起來，腰伸了一半，停下來，佝僂著，捶打十幾下腰，再伸直，再捶，有時叫我或我妹妹去捶。洗衣的石板是一塊青石，從一個廟裏抬回來的墓碑。父親說，這是一塊清朝的墓碑，碑記有四行字。現在，這塊青石板還在，隻是碑記已沒了，被搓洗衣服的手，一日複一日抹平，光溜溜。我會好好保留這塊青石板，它是我母親無影的照片。我覺得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是蹲在地上看母親洗衣服和站在灶台邊看母親燒菜。母親躬著身，身子隨著搓洗衣服的節奏而起伏，水珠從衣服濺出來。母親從沒留過長發，長到衣領，就剪了，用一個黑黑的發夾夾住。她的臉瘦而略長，鼻梁飽滿，像一道山梁。一個人，對故土的情感，有一半是來自於味蕾。味蕾敏感的觸覺，就是對母親細膩豐富的圖形記憶。對於一個鄉間長大的孩子而言——即使我們八十歲了，我們依然是母親的孩子——世間最好的廚師是母親。母親善廚，各種小炒、文火煮肉類、醃製菜，都是好手。即便沒菜，用醬油炒飯，都是噴香流溢。把鍋燒熱，爆炒飯，飯色略黃，用醬油再炒，醬色均勻了，放細蔥，滴幾滴豬油，再炒。醬油飯端在手上，手感略灼，飯油亮油亮地棕褐色，口感鬆軟，口腔裏滿是熱氣油香蔥味，真是能吃上三大碗。我最愛吃的是紅薯粉皮卷——通常家裏沒菜吃，母親把紅薯粉調稀調勻，用勺子燙在熱鍋上，水汽蒸發，成了皮卷，一塊塊，用鍋鏟鏟上案板，刀切成一個手指寬的條帶，把鍋燒紅，放點油，水煮沸，撮一些鹽花下去，把切好的條帶投入沸水裏，滴幾滴醬油，撒一把蔥花，在撒辣椒粉，上鍋。皮卷燙燙的，油滑，軟而有韌性。假如雞窩裏還有兩個蛋，摸出來，把蛋調到紅薯粉裏，做湯時，燙一小把青菜下去，吃起來，我會把自己的舌苔吞下去。若是在冬天，地裏的蒜苗剛剛抽出一指多長的苗芽，用苗芽、辣椒絲、兩片鹹肉、白菜梗子，炒皮卷，別有一番風味。每次燒菜，我站在灶台邊，幫忙切薑蒜，我愛聞柴鍋冒上來的油煙味，尤其是鹹豬肉熬豬油，吱吱吱吱，肉香撲鼻。我二十四歲以後，幾乎不吃豬肉了，但熬豬油渣的香味，還是很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