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長的夜晚在秋分之後開始。天氣完全冷了下來。母親在洋油燈下，搓稻草繩，十八根稻草分成三組，編織起來搓，繩子大拇指粗。這些繩子是用來編織飯窠。飯甑裝進飯窠裏，可以保溫。稻子收割了，霜降來了，上山撿拾油茶籽。油茶籽要不了五天，撿拾完，曬在場院裏。紅薯割藤，翻挖。冬季爬上高高的靈山，坐滑滑梯下來，到了饒北河。隆冬，滿山的灌木林已層林盡染。母親最繁累的時間也在冬季。每天晚上，她在洋油燈下，把油茶籽從油茶殼裏分揀出來，一顆一顆地剝，兩個籮筐，一個裝油茶殼一個裝油茶籽。油茶殼刮手，一個晚上剝下來，手指都皸裂，母親用膠布綁著手指，膠布都是殷紅的。我家有一百來斤茶油，要剝十幾擔殼子。我們幾個小孩，圍著母親，一起剝，剝不了一會兒，我們睡著了。洋油燈冒黑黑的煙，濃濃的，額頭鼻梁，全是黑煙塵。黑煙傷眼，一個冬季下來，眼睛都沒辦法睜開，隻能眯眯眼看東西。分揀完了油茶，已進入臘月，預備過年的吃食。雖然吃食很匱乏，魚肉十分有限，但作為一個大戶之家，吃口太多，母親不能不使出渾身解數。做圓圓粿和炸油豆腐，是必須的，且量大，不然無法滿足那些張開的像山洞一樣的嘴巴。把白蘿卜紅蘿卜芋頭香菇切細切碎粒，和紅薯粉一起調成糊狀，捏成一團團，在蒸籠裏蒸熟，再擺在籮萁裏晾。要吃的時候，把圓圓粿切起來和豆腐、菠菜一起煮或紅燒。剛蒸上來的圓圓粿，有一股蘿卜的馨香，吃起來潤滑而不粘牙，軟而不裂，熱而不燙。我們都十分愛吃。蒸的時候，我們站在灶台邊，手捂在灶台麵板上，熱量傳導到四肢血脈，蒸汽從籠子裏，噗，噗，噗，噗，一圈圈擴散，沸水在籠底咕咕咕咕叫。母親在案板上，搓團子，和我們幾個孩子講她小時候的事情。我們眼巴巴地等著圓圓粿出籠。在饒北河流域，可以這樣說，沒有任何一個小孩可以例外——炸油豆腐那天，幾乎可以和過年相提並論。油是上好的新茶油，把出箱的豆腐，切成小方塊，放在熱熱的油鍋裏炸，豆腐白白的，轉淡黃色，轉深黃色，豆腐裏麵全空了，撈上鍋，撒鹽粒，裝缸。缸是大缸，可以盛一擔水。油豆腐鬆爽脆香，無論是文肉，切絲炒肉炒青椒，還是白口吃，都是上等佳肴。下稀飯，是最滋美不過了。若是在春天，雷雨之後，草皮灘上，一夜間鋪滿了地皮菇，撿拾回來，洗淨，和切碎的油豆腐一起做酸湯，撒上蔥花或碎芫荽，沒有誰不愛吃的。當然，炸油豆腐之前，母親還會炸幹薯片、生薯片、炸黃豆、炸蔥油餅、炸油粿，這一天，我們吃得再多，都不會遭父母阻止或幹涉，第二天，我們再也見不到，被母親鎖在閣樓的土甕裏。一年之中，這是家裏惟一一次開油鍋炸東西吃——母親炸完油豆腐，整個身體像是被完全抽幹了一樣，臉部幹澀，長痂斑，黑黑的，眼睛深凹，手指粗糙幹癟。她通常要臥床兩天，不停地咳嗽——接下去的時日，母親要把有限的幾塊豬肉和豬內髒，以及翻塘的魚，料理幹淨，風幹，做臘肉，豬心豬肺豬幹豬耳朵豬嘴巴和魚片，用辣椒油浸起來，等春節客人來了，作佐酒菜。這些事做完了，清洗衣服打掃衛生，殺雞宰鵝，扣魚凍——除夕已到了。
繁雜苛重的家務使母親幾乎沒有喘氣的時間。兒媳婦是不可能做這些雜活的，女兒和兒子一起，要去地裏田裏幹活。她手上的雜活無人分擔。我能做的，是在灶膛燒柴火，把木柴一根根地填進灶膛，火燒得旺旺。母親的咳嗽聲和灶膛裏木柴劈劈啪啪聲交織在一起。中醫對母親說過幾次，母親陰虛，內髒熱火上升，臉頰才會結痂，隻要吃三五次肉餅燉雞蛋、或燉白木耳、蓮子，虛火下降，痂斑消失。可哪兒有錢去買這些吃呢？母親一直拖著，拖過了我二十歲。事實上，家裏並沒什麼經濟來源，大哥是惟一領工資的人，一個月三十多塊，他娶妻之後，雖然和母親父親沒分家，在錢上，基本獨立。有一次，上班會課，班主任問：“你們的人生理想是什麼？”班主任是徐聲淵老師，戴高度近視眼鏡，蝦公背。他是個非常和藹的老師，但我們都怕他。沒人回答。徐老師開始叫人發言。陳進國說，我吃商品糧，初中畢業頂職去供銷社上班。祝小英說，當一名英語教師。老師叫我們鼓掌，說英語課代表當英語教師順理成章，平時英語教師請病假，都是她代上課呢。薑永忠說想當個武術家，像李連傑。那時《少林寺》正在鄉村熱映不久，電視劇《陳真》熱播，我們擠在電教室窗戶外，踮起腳尖，頭挨著頭，看電視以至於晚自習教室裏隻有幾個女生看書。徐老師顯然沒得到滿意的答案。他問：“傅旭華，你的人生理想呢？”我那時是副班長，管衛生和鎖教室門。我不假思索地說：“我想回家洗衣服和燒飯。”全班人哄堂大笑。徐老師以為我油嘴滑舌，很是震怒，說，洗衣燒飯可以成為人生理想，那我們的國家未來怎麼辦呢？我一下子淚湧而出。我說的是真話，我隻想做一個洗衣燒飯的人，我也從沒想過我和國家未來有什麼關聯——事實上，在我初二階段，我內心很掙紮，幾次想輟學，在母親身邊，洗衣燒飯，這沒有什麼不好的。這是多麼好的選擇。我對同鋪睡覺的曹正權講了這個想法，他說：“我混到初中畢業就幫我父親拉石灰，你不能混也不能退學，你成績多好，考上學校，你就不用種田了。”他高我一屆，幾乎不上課，專門偷東西吃，油條、清湯、包子、桃子、柚子、甘蔗、黃瓜，隻要能吃的，他都偷，吃不完帶回宿舍給我吃。
一年之後，我初中畢業，進縣城讀書。我從沒去過縣城。母親對父親說：“別人的孩子考上學校，都是爸爸送去的，你也抽一個時間送孩子去。讚雙的孩子明天去，有車子送，你順車送送吧。”父親淡淡地說，考上學校還找不到學校讀書，那他可以不讀書了。在很多年以後，我能在任何地方生活下去，並活得趣味無窮，我才理解了父親這句話。當時我有一種忿恨，覺得他不像我父親，毫無溫情和慈愛，對兒子不管不顧。我挑著行李，走了八裏的土公路才到車站。一頭是棉絮，一頭是箱子。箱子裏是衣服鞋子，和幾本破舊的小說。早班車是六點半，我整夜幾乎沒入睡，怕誤了車子，家裏又沒手表或掛鍾，我看看滿天星光，起身了。我打開房門，看見母親坐在廚房裏，昏暗的電燈使整個屋子更顯昏暗。母親坐在竹椅子上，雙手支撐著臉，見我收拾行李，說，吃一碗麵條再出門，下一餐都不在家裏吃了。我說，你怎麼不睡呢，我去讀書又不是去坐牢，我很快會回家的。我端起麵條身背著母親，悉悉索索吃起來。吃得特別快，聲響格外大——我沒辦法控製自己，淚水撲朔朔直下——吃完麵條，我挑起行李走了，甚至和母親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母親一直在站門口，看著我走出深深的巷子。月光如霜，也如海。大地在它的照耀下，晃動起來。——這是我對青少年時代的告別。
也是對楓林的告別——我再也沒回過那個洋槐茂密的村子生活。兄弟姐妹隔兩到三年，就有一個人成婚。父母一直過著身無分文的生活。父母相當於一支牙膏，每一個孩子都要用力地擠牙膏，哪怕最後一滴，直到成了空空的牙膏殼，丟棄在垃圾簍裏。十九歲，我參加工作，在鄉村，一年後到縣城，三年後到市區上班，直到我二十八歲，我把每一分錢的工資交給母親。到市裏的第二年，我把弟弟也帶出來，做汽修學徒五年。每年過年回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村裏幾個雜貨店和診所，還上母親父親欠下的賒賬錢。我三十一歲結婚，訂婚那天，我把父母接出來，說要訂婚了，一起去吧，見見女方父母。母親愣住了，說，我沒帶錢來，你怎麼訂婚呢？我說訂婚可以欠賬的，見見麵就可以。父母去了，一直坐在沙發上喝茶。我翻開掛在牆上的日曆，說，結婚時間定在十月，選一個星期六就可以。母親說，那要問問三姑夫，算算時辰日子。我說我結婚的日子就是好日子，沒什麼可算的。回到我新裝修的房子裏，母親一直哽咽，飯也不吃。到了晚上，父親入睡了，我問母親：“是不是擔心我結婚的錢呢？”母親說，你看看你爸爸，你結婚了，他什麼事也沒有，你爸爸不愁心錢，哪來的錢呢？你給了我那麼多錢，我一塊錢都沒積攢下來，我太虧欠你。母親掩麵而哭。我說，結婚哪要錢呢？你看看，離結婚還有三個月，我會把結婚的錢掙來的，我一點都不急。
從沒想過在城市裏生活，我卻以最快的速度叛逃出鄉村。我始終沒實現對徐老師所說的理想，但我並未忘記。我是一個熱衷於美食的人，這來源我對母親的敬意——我的母親是一個這樣的人，從不對我說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從不對我的事情議論，更別說下判斷，從不問我跟誰戀愛跟誰結婚什麼時間結婚，去哪兒工作，去幹什麼工作，她始終明白，她的這個兒子，幹任何事情無需她拿主意，她的這個兒子，做任何選擇都不會使她操心，哪怕她的這個兒子終身未娶，一事無成，都是正確的。我母親讓我知曉人世間的秘密。她給了我人世間最美好的禮物。母親今年七十六歲，大部分時間是坐在門前曬太陽，打瞌睡。整個身子蜷曲在椅子裏，像一堆棉花。她的腰上圍一件藍布裙，藍布裙下，焐一個火熜。火熜裏是幾塊黑黑的硬木炭。硬木炭是深山炭窯裏燒出來。燒的木頭是硬木，一年也粗不了一公分，砍下來，放到炭窯裏燒，燒紅了，把窯口封死，留兩個煙囪冒煙，把濕氣抽幹，閉窯七天，硬木成了炭。硬木炭幹硬，有木的紋理，脆，往地上摔，不碎但會裂開，一片兩片或幾片，點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一旦燃起來，特別經燒，兩個木炭能煮一鍋粥。它黑出烏金的光澤。和我的母親很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