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村裏都有幾個人考上大學，暑假了，有人問東坤：“你兒子今年高考怎麼樣啦，擺喜酒要叫我呀。”東坤說，高中畢業可以擺酒席的話，我擺，我兒子大學是考不上的。東坤兒子高中三年，讀了六個學校，高一一個，高二三個，高三兩個。兒子永華會讀書，但愛打架，讀到哪個學校打到哪個學校，班主任不敢要這樣的孩子留在班裏，怕帶壞其他孩子，客客氣氣地勸退。東坤花錢幫孩子轉學，最後轉到另一個縣重點中學讀高三，半年下來，班裏一個女同學的肚子大了起來。班主任把東坤叫去學校，說，你兒子幹這事兒，不能再留了。東坤又把兒子轉回縣裏，給校長寫保證書，發毒誓，校長才答應。大肚子女孩跟東坤回到楓林，成了兒媳婦。兒媳婦像一朵玉蘭花，很是魅眼。
楓林的深冬初春陰濕，冷，針刺骨頭一般，風把樹葉當蕭吹，嗚嗚嗚，長長地嗚咽，吹出悲沉的長調，早晨的陰霾久久不散。烏鵲、灰雀、鷓鴣窩在鳥窩裏，中午時分，撲愣愣飛進農家的院子，啄食，啄一口，四處看一眼，再啄，跳跳停停。東坤不怕冷，穿青色的棉花襖，腰紮一條靛藍圍裙，結著鹽巴一樣灰白的手在補鍋，偶爾美花也幫他拉拉風箱，把炭火燒旺，紅紅的。東坤看老婆一眼，笑笑。美花也看東坤一眼，笑笑。
風在吹。村子沉潛在一片霧靄裏。夕陽降息未息。山梁延綿，群山中的盆地比想象之中遼闊。饒北河在叫，嘩嘩嘩地叫。一場大雪來臨。
四張臉
坐在屋簷下打瞌睡，是東梅奶奶多年的習慣。吃過午飯，躺在竹椅上，蓋一條破棉絮，她瞌睡了。黑貓慵倦地卷縮在她懷裏，撲扇一對小耳朵，長長的銀色胡須在抖動。屋簷斜斜地形成坡，陽光奔瀉下來，柚子樹蔭也奔瀉下來。她臉上覆蓋了一層薄薄的靜溢和安詳。
這是一棟舊木房的一半，一個廂房一個柴灶房一個沒有門的廳堂。另一半拆了，蓋了樓房，屬堂叔子水炎的。東梅奶奶孤寡了二十多年，無子嗣。丈夫水福死的那年，東梅奶奶種了這顆柚子樹。現在，柚子樹有缽頭粗，四月，粘稠的花香挾裹著水蒸汽，撲入人的肺腑。她喜歡毛絨絨的柚子花香。花香裏有雨水的潮濕味，有生木的青澀味，有泥土的鹹腥味。
瞌睡之後，東梅奶奶背一個扁簍，到各條巷子裏撿易拉罐、塑料瓶、廢鐵絲，也撿木塊、柴枝。廢品堆在廳堂的大木桶裏，賣給廢品站，木塊柴枝燒鍋。有時，她越過水溝，到河灘去撿。河灘有一個駕校，每天有十幾人在那裏學開車。水溝有一米多寬，她跨不過去，搬來石塊墊在腳下，用手扶著矮牆，把扁簍扔到牆垛上，一隻腳搭上去，勾住牆垛，然後整個身子滾上去，爬起來，用手拍拍衣服上的塵土。一天下來，東梅奶奶能撿五十多個廢瓶子，在節假日，能撿一百多個。
“東梅嫂，你去敬老院住呀，吃住都不要錢呢。還有人照顧。”有人這樣勸東梅奶奶。村主任雇人用貨車把東梅奶奶送去敬老院，帶上衣物，住了一個多月，又回來了。東梅奶奶說，不習慣，白菜煮得又黃又爛，難吃，服務員用竹梢打人，打腳，罵這些老人老不死。孤老的人，不願去敬老院，服務員態度差，打人，冷言冷語諷刺人，還餓人肚子。前年，一個老人死在床上，第四天才被人發現。沒錢給，誰願意苦心伺候老人呢？東梅奶奶找了幾個堂侄兒，說，誰願意養我終老，我把房子、田地留給誰。可誰也不願意，破房子不值錢，田地不值錢，三分田五分地，不夠一場大病的花銷。
孤寡著，在半棟舊房子裏，東梅奶奶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說話。她說，死了多好。她又說，死，真難。她自言自語：“活在世界上，真好。”她的臉上有許多油瘡，一粒粒斑紅的小泡泡，有的已經結痂殼。痂殼脫落下來，留小圓圓的白斑。白斑花花的，像蒼耳子的花。臉門窄，像小腳女人的鞋樣，皺紋像曬幹的粉皮。她的眼睛有白翳，看人的時候，看好一會兒，才緩過神來，有時反光，她用手遮住眼角看。她用一塊印有棗花的青布，把頭部紮起，整個臉突顯在虛無的空氣裏，讓人一眼確認出她內心的真相。
二零一二年中秋節，東梅奶奶躺在竹椅上打瞌睡。黑貓伸出長長的舌苔，舔她的臉，喵喵喵地叫。她的臉有一種疲倦消失後的平靜。潮水退去，裸露出風蝕的礁石。她一直瞌睡到月亮盤踞在柚子樹上，被人抬上了木板床，被一條寬大的白布遮蓋。貓在床上跳來跳去，最後趴在她身上睡著了。
“你怎麼還挑尿桶澆菜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回楓林，去俵哥磚廠玩，回家的路上，我遇見了棺材伯伯的老婆，驚詫地問。“她不挑桶，誰挑？”我母親在邊上應了一聲。“那棺材伯伯怎麼不挑呢？這麼重的活兒，不是你能幹的。”我說。
“我多挑幾趟就可以了，每擔挑少一點。”棺材伯伯的老婆用尿勺伸進桶裏，把尿勻灑在白菜的根部，說，“棺材就是一副棺材，把我趕出門了。”
我聽了有幾分憤懣，說，哪有結婚一輩子，臨老把婦人趕出門的。棺材伯伯比我父親大二歲，今年七十九歲，他老婆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他家離我家隻有一百多米。棺材伯伯早年喪妻，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娶了同房的侄媳婦作續弦。房侄婚後三年早逝了，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叫豆亮，女兒叫英國。棺材續弦後，生了一個女兒，叫時春。時春比我小三歲。我年少的時候，棺材伯伯經常和我父親開玩笑，說，以後時春嫁你兒子旭華，時春也喜歡旭華。十六歲後，我離開楓林，哪還記得時春呢？事實上，快三十年了，我也沒見過她。
菜地在我家門口的溪澗邊，白菜茵茵。一壟壟的菜地，齊齊整整，看得出種菜的人悉心栽種。我問：“豆亮不種嗎？”
“豆亮十四歲開始學做木匠，一直在義烏做，差不多做了三十多年了。每年正月十五出門，到了過年才回家。”棺材伯伯的老婆說。她比母親小九歲，看起來比我母親蒼老。她身材矮小，踮起腳尖才能挑尿桶。她把尿桶的繩子多紮一個死結，剛好挑起。尿桶前後晃，她身子也前後晃。她走三十幾米，歇一下，哈呼哈呼地喘氣。她的兩個肩膀，像一座小小的石拱橋，橋上長滿苔蘚和雜草。
“誰知道是這樣的結局呢？過年就七十歲了，被人用掃把趕出門，嫌我光吃不做，嫌我老年多病。”棺材伯伯的老婆說，說得咬牙切齒，把尿勺狠狠地擊打尿桶的木板。她說，做了四十年多的後娘，把孩子帶大，嫁人娶媳婦，一手操辦，現在好了，自己倒成了一堆甘蔗渣，甜味吸完了，隨地一吐，滿嘴渣，掃到菜地裏當肥料。
“棺材伯伯一時糊塗，會貪戀你的好，把你接回去的。兩個老人在一起有話說有照應，分開，兩人老得快。”我說。我母親用鼻子吼了一聲，說，不嫌老太婆死得慢，都算有良心。我母親說，年輕的時候，棺材伯伯吃飯，蹲在長板凳上，看見老婆吃第三碗，用筷子抽打桌子，啪啪啪，亮開嗓子罵：“吃的飯比人重，浪費糧食。”婦人再也不敢吃，等大家吃飽了，婦人把剩下的菜湯喝掉填肚子。棺材伯伯的老婆聽我母親說這些事，眼睛紅了起來，說，吃過的苦，十天半個月也訴不完，他哪會念情份呢？念情份，我也不至於這樣，被她女兒罵賤婦，挨她筷子打頭。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擦眼睛。她的右顴骨上有一塊皮癬，像剝了鱗的魚皮。她蔴白的頭發垂了下來，遮了耳根。臉幹燥，枯色，風吹時，頭發一絡絡地掀動。臉凹進口腔兩邊。臉上有很多麻斑，露出小白點，鹵花一樣。圓圓的臉，現在幹癟，和一個柚子掏了瓤差不多。她的神色有些微變化，但無法察覺，一閃而逝。
我陪母親回到家裏，母親坐在板凳上嗑南瓜籽，嗑出一地的殼，碎碎的。雞圍過來，啄殼吃，咯咯咯，邊啄邊叫。
月秀哭的時候，淚水像屋簷水一樣，披掛下來，一滴連一滴，串成綿綿的雨線。淚水幹了，臉上布滿漬跡，和一張細密的蜘蛛網沒區別。
這一生，她哭得太多。七歲，她父親建房子，從梁上掉下來，在床上躺了三個月，撒手而去。九歲，她母親下堂，嫁到楓林，做了石凳的老婆，月秀隨母親來到楓林。十七歲，她母親難產，淌了一床的血，嬰兒的腳露出半截，母親無力生產，渾身濕透，水泡了一般，被繼父用一條爛草席裹上山。二十歲，月秀嫁給本村的殺豬佬田七，生了五胎，前麵四胎是女兒，生一胎女兒，挨一次棕繩打，吊在花床的架上打，打得全身青腫，火燒一樣痛。三十六歲生下兒子。月秀把兒子當寶貝，天天抱，抱到兩歲，兒子還不會走路，也不會拿勺子，到省兒童醫院檢查，查出兒子腦癱。殺豬佬再也不回家，要回家也是醉得死豬般嚎叫，嚎叫停了，用棕繩打老婆。
用棕繩抽，啪，啪。月秀再也不哭了。她的眼睛空了，像個陰寒的山洞，吹出冷嗖嗖的風。風打在人身上，令人不可控製地打寒顫。風從月秀的內髒裏，鑽出來，穿過眼睛幽深的洞口，射出來。也從她臉上的每一個細胞射出來。月秀的臉已經幹裂——水泡過的泥漿，曬幹了，有密密麻麻的縫隙——有石灰刷過後的粗糙感，像塊日曬雨淋的瓦。雨打在瓦上，四濺而散，吧嗒吧嗒。她的臉上蒙著一層陰影，厚厚的，冰寒的，陰影投影到她的全身，加重了她身體的重量——她慢慢地走路，整個頭縮在脖子上，身子縮在窄小的衣服裏。她晃晃頭，努力把頭從衣領裏挪出來，反而落下去更深。她手抄進衣袖裏，移著步子走路，低著頭，別人叫她，她也聽不見。她不聾。她把頭發光潔地梳成一個簪，簪上插一支黃塑料發夾，額門整個坦露出來，扁塌，像一塊荒了多年的地。
殺豬佬田七躺在廂房裏，再也起不來了。他得了中風，還患有哮喘。月秀一天喂兩餐給他吃，用勺子舀飯，塞進他嘴巴。十五歲的腦癱兒坐在一個木桶裏，看電視。電視是一個親戚送給月秀的舊電視，屏幕有雜色的波紋，嗞嗞嗞的雜音。腦癱兒看著看著，尿從木桶裏的縫裏湮濕出來，沿著桶板，濕了一地。
四個女兒早早出嫁了，月秀操持一個家。她習慣了操持。當她聽到兒子哭聲時，淚水就不斷翻湧，但流出的不是淚水，而是風，風把眼球吹幹了，吹得枯澀。她抬頭望一眼天空，天空是空的，比眼睛更空。風在她臉上呼呼叫。
中飯，晚飯，二嬸端一碗飯站在我家門檻吃。我母親把碗筷都收了，二嬸才開始吃。她靠在門框上，和我母親閑聊。二嬸是鄰居銅頭的老婆，陳坑人。她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做石匠，受過摔傷，頭歪著，滿頭白發，現在給票務公司賣票，一個月一千兩百塊錢，媳婦嘴巴鼓起來，扁頭，罵人能從早上罵到晚上睡覺，嘴角有長長白沫。二兒子做油漆，和媳婦一起，出門七年了，把兩個女兒留給奶奶帶。二嬸每餐吃一大白碗飯，飯麵上放一些菜。菜一般是白菜蘿卜，或者鹹菜醬椒。她老頭幫鄰居蓋房子或修廁所。銅頭是個石匠，常年忙碌，幹一天八十塊錢，下雨的時候，他找喇叭炎和癩痢打麻將。銅頭六十歲才開始學麻將，學會了，對老婆說，世界上最好玩的東西，是麻將。二嬸問他玩過世上哪些東西，銅頭說什麼也沒玩過，手裏隻拿過鋤頭、刀、扁擔、鐵錘、泥刀、耖。銅頭打麻將基本上都是輸，打一次輸三四十塊。他不打大麻將，一個胡五毛。輸了還想打，贏了更想打，覺得贏錢比做工來得快來得輕鬆。二嬸罵他：“總有一天，你死在麻將桌上。”二嬸女兒，小我四歲，在她二十二歲那年，懷孕時去世。她懷孕全身浮腫，到了八個月，在去醫院的路上死了。她患有先天性心髒病，隻是從沒做過檢查，一家人不知道。
女兒葬在油茶山上，二嬸天天在晚邊時分去哭，蹲在油茶樹下，哭了一年多。大兒媳婦凶悍，常常吵架，砸鍋摔碗，扇兒子耳光，對天詛咒。二嬸躲在我家哭，扯自己的頭發，用頭撞門板，哭一個下午，又去女兒墳上哭。
短短的三年，二嬸老得很快。先從胃部老，飯量下降，一餐吃一小碗；再從膀胱老，一天上七八次廁所，半夜還上兩次，她經常對我母親說起上廁所的苦惱，到菜地種菜，中途還要蹲在牆底下放鬆一下；最後從臉上老，水份流失，像一根樹抽幹了水，樹枝幹硬。她的臉和經曆了霜凍的牆體差不多，手一碰，粉漿殼連片剝落。臉是她對生活的一種指認。
兩個孫女坐在水溝邊，把腳伸進水裏，劃動著。孫女大的七歲，小的三歲，都拖著長長的鼻涕。鼻涕黑黑的，有灰。我帶水果回家，也端幾個給這兩個小孩吃。我吃水果，她們站在我下巴下麵，仰著頭看。我嚼動嘴巴，她們也嚼動嘴巴。有人送包子上門叫賣：“一塊錢三個呀，熱的。”包子是小包子，肉餡。我買兩大碗，大家吃。二嬸忙不迭地對賣包子的黑炭老婆說：“仙媽，我拿六個，錢等老二回家還上。”二嬸托一個鐵碗，把包子放在碗裏，拉著孫女回家吃。二嬸返身來我家坐，孫女又跟了出來，說，包子吃完了，還想吃。二嬸從地裏撿了一根竹稍，打大孫女，責罵：“你個死吃的，都不知道留一個奶奶吃，一下子吃完了，你爹哪有那麼多錢買。你爹做累死了，也救濟不了你這兩張嘴。”兩個小孩嗚嗚地哭，在地上打滾，滿身灰塵。我把包子塞進她們的嘴巴，哭聲沒了，羞答答地爬起來，又坐在水溝邊玩水。二嬸的臉陰沉下來，壓著烏雲。她原本寬闊的臉，已經完全收縮，皺皺的臉皮塌陷下來，顴骨突兀，嘴巴顯得大，兩個門牙爆出來。她的額頭有三條深深的溝壑，眼睛凹進去，看起來像個遠古的人。
南方的憂鬱
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法國畫家 保羅·高更
【1】
在通往祖父祖母墳塋的路上，我一言不發。落在田野上的，仿佛不是稀疏的陽光，而是時間大片大片的積雪。荒蕪的也不是冷寂的大地，而是春天。我並沒有感到多少悲涼。朝覲一對死去十餘年的先人，與探望一個親人沒有什麼兩樣。我跟在我父親的身後——他端一把鋤頭，穿厚實的冬衣，後腦勺像個葫蘆，渾濁的鼻聲翻滾——我不知道他內心想些什麼。父親為這次元宵祭奠祖父祖母誕辰一一百周年，已經準備了十三天。正月初三晚，父親召集有祖父血統的男丁十餘人，商量祭奠事宜。祖父在一九九五年去世後，我一直沒上過墳。我說，我再忙也會早早趕來。父親今年七十二歲，他要做他最重要的事。初四早晨，我姑父等七八人，開始買砂石、水泥、磚頭，為祖墳翻新修葺。
圓錐形的天空，它的懷中空無一人。我有理由相信，那是一個沒有溫度的懷抱：稠密的黏液，墨黑的擴散的河水，消失的回聲，油菜花慢慢上升又迅速返回的焰火。它要擁抱什麼呢？田疇像一張撒開的漁網，阡陌如織。油綠的白菜。抽出白色花苞的李花，一團一團的，粉細，勻稱，壓在枝上，彎曲，欲墜。泥漿黑色。馬蘭頭撲在地壟，吐出一團團的霧氣。一條小路沿山邊，沒入茅草叢中。
這個春天，我回到了血液中的源頭。在整個曠野中，即使孤身一人，也不是孤單的一個。光，春天，村莊，先祖，河流，它們不被窺視，它們的動脈與靜脈都會在這個人身上密布。我無數次陪祖父走過這條路——中蓬、水頭、山底、夏家墓、錢墩——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走，從十三歲，我入鄭坊中學讀書，泥濘的彎道就這樣蜿蜒。我沒有想過這路邊的山岡，最終會是祖父祖母的安息之地。我熟悉這樣的春天，田裏的泥土還在沉睡，紅花草與天空的蔚藍呼應，野草青澀的氣息在空氣中滾來滾去。饒北河的汛期還沒有完全到來，桃花剛剛躍上枝頭，芽孢是春色的乳頭，和煦的風伸出長長的舌苔，一遍又一遍地吮吸。我記得山底的坡上，有一個草坪，養蜂人過了元宵，用東風車拉來蜂箱和帳篷，在草坪上落戶。帳篷是厚厚的油毛氈，黑色的，蓋在毛竹搭的矮房空架上。養蜂人從農戶家借來竹床，把蜂桶一個一個依序排好，蜂箱一列一列擺出方陣，群蜂在村前的油菜花上縈繞——春天突如其來地跳進了我們的生活。養蜂人說上海話，軟綿綿的。養蜂人的生活讓我們好奇：臉上蒙著薄薄的白紗巾，手上戴著棉織手套，燒菜的時候放一勺白糖，櫥櫃裏是灌滿蜂皇漿的玻璃瓶。棉織手套我見識過，我小學的語文老師有。語文老師是個女的，還未婚，叫全初圓。冬天，她提一個火熜，戴一雙棉織手套，坐在教室裏給我們朗讀課文，她板書的時候，就把手套脫下來，放在案台上。我很想得到一幅這樣的白手套。我這樣想的時候，冰冷的手仿佛會突然暖和起來。有一次，我把一雙舊襪子剪下來，用針縫成手套的樣子，一個人在房間裏寫作業時，戴上。手套是五顏六色的，手背上有一個破洞，蠶豆一般大。說是手套，不如說是兩個布兜，手套進去，手指伸不直，卷曲著。
我和強佬經常放了學去養蜂場玩兒。強佬手腳都很大，走路嘩嘚嘩嘚，泥漿在腳底下濺開來。即使是冬天，他也穿一雙汽車輪胎皮做的鞋，單褲被風吹得嘩嘩作響。有一天，我對強佬說，我們向養蜂人要一雙手套吧。強佬說好啊，他不給，我們就用尿射他蜂箱，把蜂淹死。我說，拉尿不行，蜂叮雞巴怎麼辦？還是挑一些石灰撒進蜂場，把蜂毒死。我們並不會想到毒藥，以為石灰可以像毒魚一樣毒死蜜蜂。一路上，我們想了很多作弄養蜂人的惡作劇。我們到了養蜂場，養蜂人並沒有搭理我們，手上拿著蜂槽，坐在木板凳上，準備刮漿。強佬個頭比我高大，站在我前麵，對養蜂人說，叔叔，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雙手套。養蜂人是熟悉我們的——他每年春天都會來楓林，我們在養蜂場也一直玩到東風車把他帶走。除了身高、嗓音，和鼻子裏稀稀的清涕越來越少以外，我們幾乎沒有變化。養蜂人說，你要手套幹什麼。我緊緊地縮在強佬身後，把手抄進袖筒裏，仿佛他問的不是手套，而是想看我的手。強佬結結巴巴地說，不知道。養蜂人說，給你一雙手套可以，不過你要給我兩斤泥鰍。
回到家，我從樓上翻出魚窠，提一個木桶，往水頭走。對我而言，捉兩斤泥鰍不是一件難事。我大概在七八歲，開始學習用魚窠兜泥鰍的技藝。魚窠是竹篾絲編的。祖父把泡了半個月的毛竹從門前水坑裏撈上來，用柴刀劈成兩半，再剝成絲，坐在門前的院子，編魚窠。魚窠是葫蘆形的，窠口往裏收縮，泥鰍遊進去了，就別想出來。每年的春天，桃花汛泛濫，雨水梳洗著晦暗的大地，從山壟彙集而來的水流咆哮，撲打菜地、田疇、高而窄的水渠，竹筍瘋狂地飆長，田野已經翻耕，油黑和蔥翠的色彩在楓林這塊調色板肆意地汪洋。祖父通常在深夜，背一籮筐的魚窠，到水頭的溝渠裏兜泥鰍。祖父把小水渠築個小壩，使水形成一個有落差的水渦，把魚窠埋在水渦的尾部，再把上遊的水斷了，泥鰍一邊遊一邊退水，全落進魚窠裏。第二天，祖父起個小早，背個魚簍，收泥鰍。最多的一天，能收二十多斤。我跟在祖父身後，提一個鬆燈，黑魆魆的山巒聳立，豆大的星光細雨般撒落，泥土吐出清新的氣息，蛙聲一陣緊似一陣，水浪一樣似遠似近。鬆香冒出濃黑的煙，一圈圈。潮濕的，粘連的，略帶春寒的夜風，一直在這個少年的內心回旋。我很想知道，那樣的夜晚給少年帶來了什麼——這些能否構成他三十年後懷鄉的理由，成為他墨水的源頭？
強佬大我兩歲，住在我家後麵，我站在後院，可以看見他家斜斜的、低矮的屋頂。他媽媽是個說話語速很快的人，我叫她東蓮奶奶。小學的東麵是一塊菜地，有許多荒草茂盛的墳墓，也有許多柿子樹。葉子泛黃的田埂豆，夾雜著青蔥的水稻，在饒北河兩岸鋪展。柿子樹掛滿青黃色的柿子，黝黑的樹葉披掛下來。在初秋之際，大自然把濃烈的顏料的漿水，肆無忌憚地向原野噴射，仿佛要在冬天到來之前，把內心全部的激情用完。我家的米棗已然熟透，棗皮上盡是紫紅的斑點，像醉酒似的。我用書包兜一碗米棗給強佬吃。我們邊吃邊往柿子林走去，他的肩上扛一根竹篙，他赤裸的上身布滿桐油一樣的汗水。我們是去偷柿子的。他爬上樹，用竹篙打，我在地上撿，撿滿一書包回家。青黃的柿子不能生吃，有澀味。我煮半鍋熱水，倒進缸裏，放一小碗鹽，把偷來的柿子泡在鹽水裏，用沙袋蓋上缸口，儲藏半個月，柿子又脆又甜。在整個年少時期，我沒有發現比這個更好吃的東西。是的，我們的年齡那麼小，胃像個窟窿，怎麼也填不滿。我們對吃的智慧，與生俱來。除了讀書，我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尋找食物上。山楂，黃瓜，獼猴桃，毛冬瓜，野刺梨，烏飯果。我們還去捕田鼠，捕黃鼠狼，用豬肝片釣甲魚，掏鳥窩。一次，強佬對我說，雷公蛤蟆可以生吃。我們坐在我家門口的大樟樹下，蟬聲如鼓，熾烈如火。我說，我沒有看過雷公蛤蟆，是不是石雞？強佬把矮牆上的石頭一個個翻開，一個大拇指模樣的蛤蟆撲在陰濕的泥裏，頭呈三角形，有灰黃色斑點。強佬說，這就是雷公蛤蟆。他摘了一片南瓜葉，用手拍爛，把雷公蛤蟆包起來，頭往後一仰，蛤蟆塞進嘴巴，吞了下去。他說，有一口酒就好了。而我死活都不敢吃。
不知是哪一年，在饒北河岸的荒洲上，墾出一片玉米地。直到我家從生產隊裏分了一擔玉米，我才知道有那麼一片地。我和強佬沿上遊走，走了三裏多路，一片倒伏在沙洲上的玉米稈讓我們驚喜不已。原先我們是想撿拾一些玉米的，強佬說，玉米稈有甜味，可以吃。我們坐在壟上，太陽白花花的有些晃眼，麻雀一群群飛來又飛走，四野寂靜，虛無的嗡嗡嗡的聲音籠罩著。我們把玉米稈一節節地剝下來吃。強佬說，你吃過高粱稈麼？玉米稈比高粱稈甜多了。我說我吃過甘蔗，甘蔗的樣子和玉米稈差不多，但比玉米稈甜。強佬說，吃甘蔗要錢，吃玉米稈不要錢。強佬又說，明天放了學我們再來吃，你不要告訴別人，我們把這片玉米稈全吃完，夠吃兩個月的。我們一直吃到太陽滾落山岡。我們吐出的口痰有淡淡的血絲，腮幫紅腫得鼓起來，口腔和咽喉有火苗燒的痛。回到家，一家人正在吃飯。我的鼻血蚯蚓一樣從鼻孔裏爬出來，怎麼也止不了。我母親慌了。我說我吃了一個下午的玉米稈。隔了一個星期，我們再次去玉米地，已是荒野一片，牛低著頭，啃食玉米葉。我們有些失望，我們儲存的幸福仿佛一下子被人掏走。饒北河亮亮的水光使天空明淨起來。我無所事事。整個村莊像我這樣無所事事的少年沒有幾個。我到了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就坐在強佬家的門檻上，等他砍柴回家。他家隻有兩間房子，一間是他哥的臥房，一間是廚房和飯廳。他哥已經結婚，他嫂子是村本的。他和他媽媽睡在閣樓上。我記得有一次，他家請木匠師傅，東蓮奶奶煮麵條當點心。麵條隻有一碗，是給師傅吃的。東蓮奶奶說，老六（我的小名），你喝一碗麵湯吧。麵湯上漂著一層辣椒油，浮著幾朵蔥花。我說，我想麵湯泡飯吃。她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臉上。我打開她的飯甑，空空的。她說，我去借一碗來。她端著空碗，出門借飯。
強佬的父親是哪年去世的，我忘記了。我記得的是冬天。那年的雪異常的大，瓦楞上掛著冰淩。田野上凍死了許多鳥，黃鼠狼時不時跑進雞圈裏偷食。強烈的雪的反光，使天空有些灰暗。他父親死後，他再也沒有上學。他被饑餓所折磨。他隻有十來歲，他每天上山砍柴，把柴賣給窯場。強佬直到現在還沒有娶妻成家。他的房子已經完全倒塌。他哥哥蓋了新房。他母親成了青光瞎。他母親已經八十多歲，躺在搖椅上，很少出門，就是曬太陽，也要人攙扶。強佬三十歲那年去了浙江溫嶺，出海捕魚，一直沒有回楓林，。我之所以對饑餓沒有更多的印象，是因為我有一個無比勤勞的祖父。我有九兄妹，我是我祖父的第四個孫子。當然我不能說我父親遊手好閑。我父親是個大隊會計，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算盤是全村打得最好的。但他並不會幹農活。他是全村惟一不會幹農活的農民。祖父在山塢裏開了幾塊很大的山地，種滿菜蔬。他還到幾裏外的荒山上墾荒，種紅薯。霜降後，我家的地窖堆滿紅薯。這些紅薯是冬季和春季的口糧。紅薯有四種。白皮的是浙江薯，葉子灰白，梗也灰白，肉白，甜脆，模樣和地瓜差不多，適合生吃；堅硬，連牙齒也咬不動的是石頭薯，破皮處，會流白色的汁液，熟吃有粘粘的口感，適合煮粥和燜食；皮紅，肉有南瓜的紋理，叫南瓜薯，吃起來軟塌塌，糖份少，卻個大，是豬吃的上好料；皮紅，肉黃，沒有紋理，是紅心薯，澱粉多，是用來機碎做澱粉的。我二哥把洗淨的紅薯倒進一個大木桶，用大鐵鏟把紅薯舂成豌豆一般大，在竹篾墊上曬幹。母親蒸飯的時候，一半米一半紅薯粒，參合在一起蒸。早飯則是紅薯和黃粟米燜粥。而我祖母控製著家政大權，管著一家十三口人的吃飯穿衣。我父親很多時候是酒意懵懂回家的。
晨光把夜晚的黑衣，一件一件地剝下來。天空腫脹，翻白，有琥珀的質地。祖父挑一擔糞萁，手裏拿個鐵鋤，滿村撿拾牛糞狗糞。祖父起床，我也起床，坐在院子裏，朗讀課文。傅姓沒有家族，祖父也隻有一個兒子，傅家是孤寡的一家。我祖父對我父親的溺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我父親麵前的威嚴也是不可動搖的。大哥已經參加工作，在公社的農機站開拖拉機。當年我父親是極力反對我大哥去湖村共大讀書的，說家裏的負擔承受不了。祖父說，你不讓旭炎（我大哥）讀書我就不幹活了，你自己讀書都讀到十七歲，怎麼能不讓自己兒子讀書呢？盡管我母親十八歲嫁入傅門，但一直是個小媳婦，對家事沒有什麼發言權，就連去她娘家拜年，她也無權過問要帶些什麼禮物。這種處境直到我祖母在一九九三年秋去世，才完全改觀。我三姑父在今年正月，在我家還說，傅家有兩個人是值得特別尊敬的，一個是我祖父，另一個是我母親。這個即將退休的小學教員說，世上很難找到比嫂子更能受委屈的人，這是大境界，大包容。
【2】
我就讀的小學離我家有一華裏。在去學校的路上，有一戶人家，是我每天要去的。那是一座泥房子，矮矮的，門前堆著木柴，後院是一片菜地。菜地上有一棵老桃樹，一棵板栗樹。開春，桃花紅豔豔的，仿佛對我們怒吼。我們遠遠的就能聽到這種重金屬相互擊打的聲音，哐當哐當，刺耳，有破碎感。桃花，一個在鄉野凋敝的宿命論者——它的盛開雖然有繁密和喧嘩，但是多麼的幹巴巴，甚至冷坐高枝，有絕世的華美，也有絕世的高孤，它過於高蹈，以至於與楓林簡樸、肅瑟的風格相疏離。當然，我並不是對桃花感興趣——我家大院有一棵，樹杆開叉，虯曲，樹蔸流濃濃的粘液，捏在手上軟綿綿的，有綿長的香味——我感興趣的是這泥房子裏的地道。
這是我迄今惟一見過的一個地道。不過，我隻進去過一次。地道口在矮房內廂房的書桌下。內廂房的主人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叫烏鯉，姓伍。他已經高中畢業。吃過午飯，我和強佬就往烏鯉家裏鑽。他的父親用很長的煙杆抽煙，一邊抽煙一邊按住胸口咳嗽，聲音沉悶，冗長，是頭伸進土甕裏咳嗽的那種。他的眉毛濃厚，邊角很長，眼睛有一層灰色的眼翳，樣子有些恐怖。他躺在躺椅上，光著雙腿，注視著每一個進他家的人。廂房很暗，即使是中午，也亮著電燈。燈台是子彈殼做的，黃銅的色澤顯得渾厚。烏鯉皮膚白淨，穿一件短袖的白襯衣，和一條黃色燈心絨的短裙式樣的肥短褲，踏一雙木屐，有一頭蓬鬆濃密的頭發，和一口潔白的牙齒。這是我腦海中的有別於鄉村的印象。楓林的年輕人，一般是光腳，上身赤裸，腿上有幹結的泥漿或豬糞，頭發堆疊在一起，牙齒有黃垢。他廂房裏擺著一架縫紉機，一張書桌。牆麵用報紙糊了一層，貼滿了他自己畫的單色畫。有列寧、馬克思的炭筆畫，胡子又長又密，眼球微微凸出；有抽煙杆的老人，蹲在地上，手指粗壯，青筋暴出；有穿長裙子的少女，頭發卷曲。烏鯉高興的時候，也會給我們畫一張速寫，在白紙上，用鉛筆唰唰唰，看我們幾眼，又唰唰唰，好了。但他的地道從來不讓我們進去——最大的限度就是把書桌底下的地道口打開，讓我們看一眼。地道口是用木板蓋著的，蓋子一打開，一股陰冷的寒氣往我們臉上衝，源源不斷，嘀嗒嘀嗒的水滴聲有破空的重量，似乎懸在空中，不願滴落，一旦滴落，回聲冗長，沉重，好像來自另一個世界。書桌上方的牆上，掛著一個毛竹筒，毛竹筒連著一根電線，把毛竹筒放在耳朵聽，有轟轟轟的聲音。烏鯉說，誰進了地道，我把毛竹筒放在耳朵一聽，就知道。地道一直通到桃樹底下。有一次，我把家裏的自行車鏈條脫下來，給他，說，我鏈條給你，你讓我進一次地道。他笑了，把鏈條還給我，說，地道和山洞差不多。他領著我，從書桌下的道口，爬下去。地道布了一根電線，亮著黃黃的燈，陰冷潮濕，水滴不時地滴進脖子。地道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般神秘，也不像電影中的那樣，四通八達。這多多少少讓我有些失望。他的地道沒有人敢進，他的桃子沒人敢偷。據說，他的後院埋著自製炸藥。有一年，一條狗跑到他後院裏找東西吃，轟，狗當場炸死，身子七零八落，狗頭飛到鄰居的屋頂上。
讓我們癡迷的，還有他自製的手槍。在我們沉醉於彈弓的階段，他的手槍讓人驚駭。槍管是半米長的空心管，槍膛是用自行車拉鏈做的，助射器是彈簧，子彈是鐵釘。村裏的大部分年輕人都有他製作的手槍，三塊錢一把。他像個鄉村騎士，傍晚時分，他提著自製手槍，到饒北河的河灘上打鳥。河灘有茂密的洋槐林，灰雀，白鷺，成群成群地覓食和嬉鬧。河灘，這是一個與神坻相媲美的詞。它的外延是：豐美的水草，牛群，四處奔跑的孩子們，枝頭上困倦的打瞌睡的鳥，石頭鋪就台階的埠頭，緩緩的水聲，清晨或者傍晚漸漸彌散的薄霧，流動的晚霞，秋天被風吹拂的蘆花，放鴨少女的歌聲……在打鳥之前，烏鯉先遊一會兒泳。他的內褲是白色的，沒有鬆緊帶，在右邊開一條縫，用縫邊上的白帶子打個小結係著。他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設計和縫製。他是那樣怪異，就連內褲也和我們的不一樣。他站在埠頭圓滾滾的石礅上，雙手擴胸，彎腰壓腿，雙手伸直，一個俯身，躍入水中，雙腳魚尾一樣擺動，一眨眼，他就遊到了對岸。他在水中閉氣的時間，是我們村裏最長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十來個，跟在他的後麵，去河灘打鳥。他一槍射去，嘭，鳥一個跟鬥從樹上栽下來，鳥身被射穿。
烏鯉似乎沒什麼朋友，除了我們這樣的小孩跟在他屁股後麵，幾乎是獨來獨往的。他在村供銷社上班。說是供銷社，其實是一個小商店，隻有一個櫃台和一個貨架。櫃台比我的個頭還高，我要踮起腳尖才能看到貨架上的東西。我母親燒菜的時候，搖搖醬油瓶，空了，給我五分錢，說，去打瓶醬油來。我們家很少用醬油，一般是用自己做的豆醬。把黃豆泡一天，蒸熟，用簸籮晾開暴曬，用皂角樹枝蓋著，黃豆發酵黴變，收進醬缸，加鹽、椒粉、八角、茴香，在太陽底下再暴曬一個月，醬就熟透了。豆醬可以做調料，也可以直接下飯。那時，我總覺得豆醬不如醬油好吃，偷偷摸摸地用醬油、豬油伴飯吃。醬油飯有些金黃色，豬油泛著光，一下子把人的食欲調上來。可惜一年也吃不上幾次醬油飯，因為豬油隻有到年前年後才有，其它時間都荒著。我打好醬油，卻不願離開櫃台，眼睛死死地看著貨架，腳挪不開半步。貨架裏有包好的糖果，紅沙塘，冰糖。貨架很高，一直聳到閣樓，擺著各色日常用品和副食品。櫃台上碼著一板一板的布匹。小商店是村裏最熱鬧的地方，閑散季節，男男女女都愛站在門口，閑雜地聊東聊西，一杆黃煙在眾多的手中，傳來傳去。尤其是春節，地上都是糖紙，甘蔗渣，煙蒂，口痰，南瓜籽殼。誰家吃飯時少了一個人，準能在這兒找到。
小商店有一個木格窗戶，光線混濁，有冷嗖嗖的氣息。窗外是村裏的惟一街道，街道另一邊卻沒有房子，是一條一米寬的渠。所以楓林街叫半邊街。渠的外麵，是肥沃的田疇。這條街道有三華裏長，一個路口有一條弄堂往山邊伸，房子就這樣牛屎餅一樣攤開。小商店在街道的中間路段，與我家、烏鯉家，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烏鯉坐在高凳子上，沒人買東西時，就看電工書。
有一年冬，供銷社失竊。烏鯉深夜跑到我家，滿臉驚慌，對我父親說，店裏失竊了，竊賊逃脫了，這是天大事，我怎麼負責得了。我父親穿一件舊的軍用大衣，往店裏走。那天有鵝毛大雪，地上積了厚厚的一層。我父親說，烏鯉，失竊的事，你還跟誰說了。烏鯉說，你是第一個，還沒對其他人說。烏鯉又說，我看見是個女的，長頭發，沒看清臉。我父親和烏鯉一起，清點了貨物，並沒有失東西，隻是木格窗被砍爛了。他們打著手電筒，沿雪中的腳印，尋賊跡。腳印從店門口拐一個彎，往小弄，在殷茅伯伯家門口，斷了。我父親說，回去吧，已經知道誰了。烏鯉說，要不要去公社報案。父親說，不要了，東西還在，一個女孩子的名聲還是留著吧。第二天，烏鯉雇了個木工，把窗戶用鋼筋封死。村裏人也知道供銷社進了賊，家家戶戶有些驚慌，但表麵平靜。
第二年的夏天，殷茅伯伯的女兒過門嫁給了烏鯉。我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好上的，很是想不通，也沒多問。但村裏鬧賊，一次比一次凶，大隊辦公室的鍾、裁縫師傅家的縫紉機、電話線、生產隊裏整包整包的水泥，接二連三地失竊，大家卻束手無策。我們都懷疑是進村討飯佬幹的。我們村裏，每天都有外地來的討飯佬。他們的裝扮沒有差別：戴長耳朵的棉帽，手拿搪瓷碗，背長筒棉布袋。我們給他一酒杯米，或一碗熱飯。直到秋後，機米房旁邊的變壓器被偷，縣公安局來了人，才真相大白。烏鯉被他父親扭送到大隊，被一輛吉普車帶走。全村的人都懵了。怎麼可能呢？烏鯉被判了四年。烏鯉的父親一夜白了頭，身子佝僂。烏鯉的老婆住回娘家，一年不到，跟一個山裏人跑了。山裏人是有老婆的，她住在偏房，三天兩天挨打，但就是不回楓林。烏鯉的老婆叫什麼名字，我忘了。她有一頭很長的頭發，紮一條拖到屁股的辮子。我此後再也沒有看見過她。我聽我父親說過，她跟的那個男人，後來被判重婚罪，在勞改農場割草養牛。有一年，我父親去山裏買木炭，看見她和那個男人生的兩個兒子，用木桶到溝裏抬水，個頭比木桶略高一點，上坡時，木桶往後滑，人摔倒在地。
一九八三年是實行分田到戶的第一年，我在小鎮鄭坊上中學，讀初一。現在的楓林，山上都是一些茅草，地衣植物，灌木也是矮矮的——在一九八三年初春，山上都是缽頭粗的鬆樹、青白色桉樹，還有茂密的板栗林，以及山雀喜愛在上麵做窩的梓樹。風吹過去，山坳有海浪一樣的洶湧和呼嘯。那年夏天，生產隊通過村民大會，決定把樹全部砍伐，按立方米，分到各家各戶。因為隻有荒山，才便於實行山地承包。對於楓林，這無疑是一場恒久的災難。但沒人反對。大家把分到家裏的木頭，用來打家具，蓋簡易的泥房。記得梅雨後的樹林，有銅錢大的蘑菇，我們提一個竹籃，撿拾蘑菇。厚厚的地衣鬆軟，大地完全複蘇的氣象使我們渾身燥熱。山蕨抽出筷子長的芽穗，粉粉的，在風中一搖一搖。映山紅殷殷地開，從這邊的山塢一直連到另一邊的山梁。太陽和煦，不遠處的田疇插滿秧苗，清清朗朗。菜地邊上的荊條花，粉細，嫩白，小雲朵般，一層鋪上一層。也是這一年，我大嫂嫁入傅家。我大嫂珠潤玉圓，是個鄉村美人。也是這一年，烏鯉出獄。但他並沒有回到楓林。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烏鯉有一個哥哥，叫團魚。他父親隔三差五來我家，對我父親說團魚虐待自己，不給飯吃。他父親邊說邊脫上衣，後背露出一條條竹梢鞭痕。鞭痕交叉，重疊，有淤血，紫黑。他父親幾次哭得身子抽搐，說，我不該把烏鯉送進去，是我害了他，我沒想到團魚是個畜牲。他對我父親說，當年偷縫紉機，偷電話線，偷變壓器，都是團魚幹的。他父親說：“我貪念團魚有兩個小孩，團魚進去了，小孩怎麼辦。早知道這個樣子，團魚就是挨槍子，我也不會把烏鯉送進去。”
烏鯉回到村裏，已經到一九九三年，我都參加工作四年了。團魚全家離開了楓林，在上饒市租房子住。但團魚經常回楓林，帶一些說貴州話的女人來，介紹給村裏的老單身，一個收伍千塊錢好處費。團魚穿花色或大紅的襯衣，皮鞋光亮，頭發油光。團魚的老婆擺地攤，賣些發夾、頭花、木珠手鐲。烏鯉在家裏擺了個自行車修理攤，晚上修電視機、收音機。他的地道被他父親堵了，用來做紅薯窖。他家的桃樹早砍了，桃木做了香火桌，他父親整天點著菜油燈，供佛。烏鯉還帶回一個女人，和一個剛上學的男孩子。女人會抽煙，短把的，一根接一根。烏鯉的頭發變了麻色，剃個平頭，勞動布的夾克洗得發白。他挑稻子，腰彎弓一樣，隻挑半擔，籮筐來回地晃。他幾乎不說話，看見人，嘴角往兩邊拉一下，算是微笑，打個招呼。沒事的時候，烏鯉坐在門檻上，望著天空發呆。村裏誰家電視沒有信號，烏鯉就背一個電工包，端一架樓梯，上屋頂，重新架天線。他不收錢，也不吃人家的飯，修好了，走人。他走路低著頭，身子往前傾，他不再像十多年前一樣，邊走路邊吹口哨。那時他的口哨吹得多麼嘹亮，籲籲籲，有旋律，猶如一群陽光下的鴿子。他去饒北河遊泳，手上托著一疊潔白衣裳，折得工工整整。我們跟在他身後，啊啊啊，一路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