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13
促進兩岸經濟往來
我選擇大陸，畢竟我是中國人！——王永慶王永慶促進兩岸經濟往來密訪祖國大陸
1989年11月30日，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王永慶在家人的陪同下從美國出發，取道日本，經大連進入大陸。對於王永慶的到來，國家高層領導給予了高度重視，並派專人赴大連機場迎接。
王永慶一行到達北京後，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親切接見。在當時，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王永慶一行被安排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受到高規格的接待。
在王永慶到來之前，國家高層領導人曾專門召開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會上，大家認真地落實了多項接待活動的細節。
一時間，王永慶的內地之行成為熱門的話題，並演化成一場“王永慶赴內地考察風波”，各界人士都對此事深表關注。
台灣當局“經濟部”的一位高官憂心忡忡地向報界表示：如果台塑真往內地投資設廠，跟著前往的廠商可能“會像旋風一樣”，因為正在觀望的其他企業集團及其產業衛星工廠，也將不甘人後地拋開疑慮奔向內地，“那可不得了！”
這位高官的擔憂不是憑空而來的，當時台灣不少大企業集團都在躍躍欲試，探索前往內地投資的途徑。較早之前就有台灣知名企業集團，頻頻往返於兩岸之間，而另外一些大企業則透過香港等地的子公司，前往內地彙集商情與開拓據點。與官方的擔憂形成對照的是台灣民眾的理解。
1990年2月11日的台灣《經濟日報》登載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78成的生產企業及87成的一般民眾認為，王永慶如果將部分企業移至內地發展是可以諒解的。
這項由台灣一家投資顧問公司舉辦的“王永慶大陸考察風波問卷調查”，分別訪問了200家生產企業和400名一般民眾，除了得出上述結果外，還有42成的受訪企業和76成的民眾表示，台灣投資環境惡劣，企業外移是必然現象。
至於被問及王永慶企圖將企業外遷的原因時，有4成生產者和57成的一般民眾表示，台灣不論工資、環保意識、地價等，均已不適合勞動力密集的工業發展。
雖然被訪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帶著主觀臆測的成分，卻與王永慶的看法不謀而合。
王永慶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解釋他為什麼要把投資轉向內地時，列舉了四大理由：台灣的治安不好，有錢人常受到勒索；台灣土地價格過於昂貴，甚至比美國還貴，不少財團又利用老百姓就環保問題向企業施加壓力，使得經營更為困難；勞動力資源短缺；工資上漲，勞資糾紛增加。
上述四點也是王永慶執意要把投資轉向祖國大陸的重要因素。他希望通過訪問大陸為今後投資做好準備，他有一個投資70億美元的計劃。應該說，70億美元對於剛剛改革開放10多年的大陸經濟來說，的確是一個大項目。對於如何承接這筆資金，當時許多人心裏並沒有底。
盡管如此，大陸一方仍然為此做了大量紮實的準備工作，並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工作班子，分成幾個工作小組，分頭承擔各項接洽任務。
王永慶的總體設想是投資70億美元，建造一座年煉油1000萬噸、生產乙烯70噸的石化工廠，並自備電廠和遠洋與內河運輸船隊，產品100%供應國際市場。
王永慶圍繞這一設想，他向大陸有關部門提出了3個條件：一是大陸向台塑提供一定數量的原油；二是雙方以合資方式合作；三是由大陸提供可供建廠的土地。
另外，為表示合作的誠意，王永慶親自選派當時擔任長庚醫院院長的張昭雄與大陸衛生部門洽談，並提出，台塑集團願向大陸捐獻兩座各3000張床位的醫院。
而在王永慶一邊，台灣當局是否允許他赴大陸投資還是一個未知數。兩岸關係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雖說已顯露進入“快速發展”的征兆，但實際上仍是外鬆內緊。
早在1988年7月3日，《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正式實施，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大陸對台經濟工作的一個裏程碑。但是4天之後，在國民黨的“十三大”會議上，李登輝卻在致辭時宣布，台灣當局對中共“絕不存絲毫幻想，也絕沒有任何妥協可言”。李登輝的致辭可被看作是其日後“戒急用忍”政策思路的高度概括。
兩岸關係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了雙方投資者之間的經濟往來。1989年5月13日，台灣政界人士陳履安重申，禁止島內企業界直接投資大陸。
1989年5月24日，台灣有關官員透露，當局已擬具“原則禁止，例外規範”的間接投資要點，準許“合乎規定的”台灣廠商以間接方式赴大陸投資。所以說，王永慶在當時的情況下赴大陸考察，仍舊冒著被人說成“通匪、資匪”的風險，更何況台塑不是中小企業，而是台灣民營企業的一隻領頭羊。
從時間上看，王永慶早有赴大陸投資之意。就在陳履安發表談話的當天，王永慶也對外宣稱：“隻要當局今天點頭，我明天就去。”其實，早在兩年前，在台灣當局剛剛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之後，台塑集團的幾個母公司就開始通過美國公司的關係，間接派人到大陸去考察。
據說，考察團共有5個人，以石化專家及技術人員的名義從美國前往北京，並在中國石化總公司的安排下，參觀大陸的石化工廠及考察未來大陸可能發展石化工業的地點，全部行程近一個月，從北至南，對大陸的石化工業狀況作了一個通盤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