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中期，延續“漢武盛世”的餘波，“昭（帝）宣（帝）中興”堅持了一段時期的繁榮昌盛，經濟繼續發展，物質依然富饒，國力還是比較強大的。但由於兩漢朝廷始終難以鏟除的兩大痼疾：外戚專權和宦官幹政，自來就是劉家天子治國安邦、高坐皇位的隱患，並於最終先是毀滅了西漢，後又毀滅了東漢。西漢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成為西、東漢之間短暫的過渡期。由於王莽才德難以服眾，苛政不孚民心，社會動蕩不安，出現綠林、赤眉起義，速速將其消滅了。
而參加了起義軍的原漢室宗親劉秀，便借機悄然崛起，先是韜光養晦，漸漸羽翼豐滿，招集人才，爭取民心，積聚力量，在昆陽之捷中大顯身手，在燕趙之地上稱帝複漢，最後打回中原，定都洛陽，削平餘亂，再次統一全國。在位期間，劉秀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釋放並禁止殘害奴婢，清查土地，減輕賦稅，興修水利）；加強統治，改善政策（完善監察，推崇尚書，削弱三公；裁並縣治，撤消都尉，精簡官吏）；而他又是個好學之君（愛好經術，提倡儒學，獎勵名節），使得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達到全麵繁榮和進步，繼西漢的“漢武盛世”而出現了“光武中興”的崛起之勢。再加上此後的“明（帝）和（帝）之治”，如竇固、竇憲征匈奴，班超使西域，與羅馬建交，佛教入華……在東漢也堅持了數十年的封建太平盛世時期。東漢前、中期，在統治上沿用西漢的許多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麵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使國家趨於穩定，各個方麵實際上已超過西漢的水平，取得了光輝的成就。表麵看來，東漢似乎沒有西漢那般大開大闔、叱吒風雲、轟轟烈烈；但它穩步發展、不動聲色，社會各方麵還是在進步的。這種熱鬧與平靜的不同風格，正如漢武盛世與文景之治、康熙大帝與雍正王朝、大唐與兩宋之間的差異一樣，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可惜，東漢仍然毀於外戚與宦官之手。經過竇氏專權與黨錮之禍，國家迅速衰落；在黃巾軍狠狠的打擊下，劉家朝廷日薄西山；加之諸強割據，王朝名存實亡，百姓流離失所，“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曾經的太平盛世一去不複返；此後，三國鼎立，逐鹿中原，漢朝苟延殘喘，接近“尾聲”。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曹操病逝，其子曹丕逼漢獻帝退位，自立為帝，國號為魏，於是兩漢王朝徹底推出了曆史的舞台，長達422年（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中間包括新朝的15年、劉玄政權的2年）的統治終於劃上了句號。
在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的努力下，在局麵穩定、物質繁盛的兩漢王朝裏，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化科學成就，水平高超，貢獻卓著，對後世作用巨大。並且，兩漢的文化科學事業，明顯有延續傳承、發揚廣大的特征，往往興起於西漢，而鼎盛於東漢，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隨著政權的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國家也更趨於穩定，無論是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還是經濟生產，在西漢的基礎上，東漢均大有進步，走向全麵繁榮。
教育方麵，在西漢誕生了古代的高等學府——太學；藝術上，西漢的樂府、百戲等音樂戲曲雜技舞蹈的開創之功，影響深遠，東漢則書法、繪畫已開始漸漸成為新的藝術門類；工藝與製造業方麵，西漢出現了做工精細的陶俑及船模，東漢製陶業更是大發展，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束縛；就史學言，兩漢時期出現了兩部震古爍今的偉大巨著——西漢的《史記》與東漢的《漢書》，它們同樣也是文學名篇；就文學言，兩漢的賦（尤其西漢四大家）堪稱盛世雄文，兩漢的散文（尤其賈誼、晁錯等人的政論文）也很出色，還有漢樂府乃唐宋詩歌的重要先祖之一，東漢末年的“建安文學”（尤其“三曹”、“建安七子”等大家）可謂文學的黃金時期；在哲學、宗教上，東漢初年出現了王充這樣的唯物主義大思想家及其名著《論衡》，東漢還引進了佛教，道教也正式創立，而兩漢天子均愛儒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光武帝也“愛好經術，提倡儒學，獎勵名節”），於是中國首次出現了宗教全麵鼎盛的局麵。
在科學技術方麵，蔡倫的造紙術居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頭一個；張衡的地動儀、渾天儀是世界天文史上的奇跡與首創；撰寫為後人奉為中醫經典的《傷寒雜病論》的張仲景，發明“麻沸散”（世界最早的麻醉術）與“五禽戲”（中國最早的體操）的神醫華佗，是東漢的兩大醫學家；《九章算術》是誕生於東漢的古代數學傑作；杜詩發明的水排是工具技術上的一大進步，大大提高了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