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家裏來的親戚太多了，儀式被迫簡化了，因為要磕太多頭。新人進行了交杯酒儀式，之後是短暫的休息和午餐。這個盛會持續了三天，雙方家庭共設宴了兩次，一次是男方家庭在後海的高級餐廳“會賢堂”舉辦的，另外一次是女方家庭在金魚胡同的“福壽堂”舉辦的，都來了許多客人，還包括了外國人：意大利人巴爾第，首都郵局總管，當時的首都郵局還在北京飯店後麵；家族好友，年邁的盧拉醫生；一位英國軍人，郝懷特；一位年邁的俄國人，妻子是教油畫的，和一位奧地利老婦人。“會賢堂”餐廳現在還在，盡管已經很破舊，那裏有一個花園，園子裏有一個舞台，聽說梅蘭芳大師就經常在那裏表演。宴會包括了魚翅羹、烤乳豬、甜點，還有紹興黃酒等。閻家為10人一桌的酒席支付了每桌12個銀元的價錢。
第二天是和叔姨侄甥們合照留影的日子，家裏林林總總算起來大概有50來人。一個星期後，新人們去新娘家回門，拜訪親戚，拜祭去世的親人，根據傳統禮儀，他們還需要去家族的祠堂拜祭祖先。所以也得拜訪親戚，比如溥儀的父親，在他什刹海的府邸。那次會麵中，載灃問了振嶽的家族情況及他的父親是幹什麼工作的，隻是一次簡短的會麵，之後便請安告辭了。
振嶽承認結婚的時候自己還隻是一個不成熟的學生，是他的妻子教會他與長輩與親戚相處的滿族禮節，但這種禮節並不是強迫性的，一切都是自然俗成的。就這樣兩個年輕人逐漸相識相知，互相崇敬，愛慕。
亞英是在2007年11月11日因為一次摔跤去世的，壽終92歲，在這之前，她已經在床上躺了三年，這三年來一直是她丈夫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振嶽回憶說：“我們在一起整整70年了。我給她寫了這樣的葬禮詞：無榮辱無煩惱安息了天堂路！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所以她能夠與我的大家庭和睦相處，要知道與50人的家庭相處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至於這對夫婦的日常生活，1949年前他們經常去北京近郊和山上散步，亞英結婚前，她父親經常帶她去爬香山。他們也經常參加一些社交活動，看電影，去東單的舞會，等等。有時候他們還會在家裏的花園舉辦舞會，還會邀請一些外國人。
亞英是活躍的，獨立的，因為年輕貴族的日常習俗影響，她對很多方麵都很感興趣。振嶽記得當時他並不知道，亞英向《小實報》投了不少稿，用的筆名是王小紅，講的主要是婦女解放問題，比如能外出工作的權利，不應該屈服於父親或丈夫的家權下，解放漢族婦女的裹腳，等等。直到有一天主編寫信來約她見麵支付她稿酬的時候，她輟筆不寫了，也在那時，她才向丈夫坦白她寫作的事情。
40年代初期，日本人入侵時期，認識《益世報》的一位記者，並讀了報上關於延安的文章後，亞英見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者於光遠，那時他住在宣武門外，並向他表達了想去延安參觀的想法。於光遠看這樣一位貴族女性也想認識中國最著名的革命根據地，就答應幫她。振嶽也同意，不過婆婆很反對，最後亞英還是放棄了她的想法。
其實振嶽也非常激進，他在家裏招待很多的左翼官員，資助他們，甚至幫他們藏武器。妻子對此也很支持，她曾帶著關於共產黨政策的小冊子來到了當時在府右街國民黨控製下的北京市政府，由於她那貴族臉龐和堅毅的神情，進門的時候誰都不敢攔她。
1949年後，亞英在協和醫院工作了一段時間，在那裏，因為自己的藝術天分，她描畫了外科手術各個階段的圖表，之後被當作醫學院學生的教材使用。50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期間，亞英調去了東交民巷的整榮醫院，救治那些抗美援朝前線上下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受傷戰士，但很快她就被辭退了，因為她的姓是前清皇朝的姓氏。亞英的丈夫就是我們今天的主人公閻振嶽當時在人民銀行工作，幫她找了一份保險的工作，但她拒絕了，她選擇做了家庭主婦。
在他漫長的一生中，閻振嶽參加了一件對中國意義重大的事，那就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他回憶說：“慶典在10點的時候開始，當時天安門城樓下還沒有看台，於是隻能與銀行界的其他要員們一起在城樓下站立了幾個小時。毛澤東宣布了共和國成立後，就開始了閱兵儀式（步兵方陣，騎兵方陣，機械化方陣，裝甲車方陣），隨後是手持鮮花的兒童、工人、學生和群眾遊行。”
隨後幾年的國慶慶典時，振嶽從石鋼所在地石景山坐火車到西直門（大約有20公裏），從那裏走路到閱兵的起始點東單。對他來說，走十來公裏的路沒什麼，因為他是運動健將，但其他的石鋼工人就有點吃不消了。
他告訴我說，1949年後，他的滿族妻子亞英被指定為少數民族的代表，後來又作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被選為政協委員。
“文化大革命”期間，與其他滿族貴族不同，他們兩夫妻由於受到周恩來的保護，生活依舊平靜。亞英對誰都很大方，這也是振嶽愛她的理由。在石鋼，閻振嶽被人起了一個外號“駙馬”，由於他開放、隨和的性格和簡單的生活也結交了許多朋友。
閻振嶽能夠在這樣一個大事迭起的時代生活得如此平靜，長壽，健康，他有什麼秘方嗎？他回答說：“開放的性格，對新鮮事物的熱愛和較強的適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