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在渭水上遊活動時，還住在半地穴式的用泥木構成的房屋中，牆根和地麵都用火燒硬，稱為“陶穴”，後來在豐、鎬、洛邑等建了宮殿、宗廟等建築。陝西岐山縣鳳雛村的甲組建築遺址，房基是經夯實的土台，前有門塾，東西兩側為廡屋，各有八間，結構對稱，已具備後代宮殿的“前朝後寢”，“前堂後室”的格局。西周建築的重大進步是已使用了瓦和磚。一些建築遺址中發現了瓦片以及固定瓦片用的瓦釘、瓦環。這時期，南方的高大通風的木構建築以及後代流行的幹欄式建築已有發現。這說明人們的居住條件已有改善。
春秋戰國時期，北方的一般居民住在打夯的泥木結構房中，南方居民住在磚木結構的房中，根據各地自然條件而有所變異。貴族們居住的宮室建築繼續有所進步。宮一般指整座住房，室則指其中一個居住單位，大的宮室從南到北的排列是屏（照壁）、大門、庭、堂、室，庭就是後代所指的天井，用以通風取陽。堂為家人聚會接客之所，室為住處。庭的東西兩側有兩排房稱序，到後代稱為兩廂。堂和室之間有戶（門）相通。堂和室間有窗，室北牆也有窗，室內有床。當時還無桌椅，人們坐在鋪有草席的地上，坐姿為今跪姿，以抬高身位，用油燈照明。這種居住和生活情況，我們在描繪春秋戰國時曆史的小說和電視中經常會看到。
我國自古以來講究居住條件的科學性，背山麵水，通風朝陽，便於家族生活和團聚，便於防潮防火防蛇蟲之害，冬暖夏涼等中國建築的特點，在先秦時期已陸續形成，對家居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影響。
最後講行。
先秦時期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騎馬、牛等牲畜、坐車和乘船。
騎馬、牛等牲畜出行是古人常用的交通工具。商人先祖善養牛，秦人先祖善養馬，牛和馬對商人和秦人的起源發展和活動起了重大影響。周代的戎狄就以騎馬為俗，日常生活和打仗戰鬥都靠馬匹，直到戰國時代的趙武靈王，還向戎狄學習騎馬之術，搞“胡服騎射”改革，振興了趙國。牛在使用於耕田前一向也是人們的交通工具，直到春秋時期，孔子向之問道的老聃，還一直騎在青牛背上活動。後來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馬牛名子耕，在他們的名字上開始把牛和耕連在了一起，應是當時已有牛耕的證明。由於牛比馬更適合於農耕，馬比牛更適合於坐騎，以後騎牛作交通工具的逐漸減少了。
南方河湖眾多地區船隻是常用的交通工具，早在母係氏族公社後期，在江南的考古遺址中就發現了船槳和船體，證明長江下遊地區幾千年前就用船作交通工具。
坐車是貴族常用的交通工具。商周時代的車子是什麼樣子的？平民用的簡陋車子難以考究，但貴族用車已經考古發掘研究大致清楚了。造車是一項複雜的技術，需要木工、金工的完善配合。車子兩邊有木輪，用堅木做成，輪徑約1.4米左右，兩輪之間有車軸，軸的頭突出在輪外，軸上有輿，即車廂，用木板製成，車廂前的橫木叫軾或式，車上的繩子叫綏，車廂頂上有蓋。一般車上可坐三人，中間人駕車。如果是戰車，中間人駕車，兩邊兩位武士手執長武器如戟、矛等進行殺刺，戰車一般用四匹馬駕車，稱“駟”，一般較小的車也有用一匹或兩匹、三匹馬的，最大的車有用十六匹馬的。打仗時的戰車一般用四馬駕駛，戰車後跟隨步兵，大概一車後麵有30人左右。今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藏了一件原已破碎，經專家精心修複的殉葬器秦代青銅車模型，這一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珍貴文物，展示了戰國時期貴族所乘車輛的原貌。戰國以前的交通工具與當代比誠然是原始落後，但在當今世界人人外出都要以燃燒汽油作動力的小汽車代步，造成空氣汙染、噪音嚴重、交通堵塞、車禍層出不窮的生態災禍時，我們也體會到我國古代以人力、畜力、自然力作交通工具的可貴性。
讀完了與人們日常生活不能分離的衣、食、住、行後，我們要講思想信仰和婚嫁等民俗。前麵已經論述了孔子和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思想，這是社會傑出的精英人物的思想。現在需要講的整個社會思潮，也就是社會思想信仰的整個特點和發展趨勢。由於夏代以前資料缺乏，我們以商周兩代特別是以周代的情況為主。商周時代的思想信仰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從重天神鬼到重民思想的演變，二是從孝悌治政到忠君思想的形成。
商代和西周時期貴族和庶民都是相信和敬重天、神、鬼的。商代的甲骨文的內容就是卜辭，就是商王占卜的記錄。商王大到年成的豐歉、戰爭的勝負，小到天氣的晴雨，以至自己牙齒是否會痛，都要占卜，即請示上帝鬼神，由貞人主卜，代表上帝鬼神宣布結果。占卜的問辭和結果刻記在龜甲牛骨上，就是甲骨文。商王年年占卜，月月占卜，甚至天天占卜，從自己的日常生活到國家大事都要請示上帝鬼神來決定。商代大規模地周而複始的人祭習俗亦反映了商代貴族對天、神、鬼的崇拜和迷信。商王把自己作為天子，以為自己的統治代表了天命，神聖不可動搖。然而天神鬼並不能保佑商王統治的長治久安，當周朝的軍隊包圍了商都，商紂王逃上鹿台，認為自己的統治是由天命決定的，希望天能救他時，天神鬼並未出現，他隻得自焚而死，傳年六百的商代也就此滅亡。西周初年，天神鬼的觀念仍然占統治地位。所以當武王患病時，周公祭天神和鬼說，自己能夠比兄長更好地服侍已故的祖宗，願以己身代武王去死，但天神和鬼也未能同意周公的懇求，武王還是死了。商周之際的巨大變革告訴了人們：天神不可信，決定命運的要靠人為的努力。所以周公在給周族貴族的訓話中一再要求他們戒酒、無逸、勤政、愛民，提出了敬天保民的進步思想，對天要敬重但不能完全依靠，治國還要靠保民即得民心的擁護。
到了春秋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庶民階層的崛起，新興的士階層傳布了先進的思想，重民輕天的思想出現並得到了廣泛傳布。春秋前期，統治者中對占卜就產生懷疑，楚國的鬥廉就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由此，天意神意能決定吉凶禍福的觀念產生了動搖，東周的內史叔興和鄭國的申繻說出了“吉凶由人”和“妖由人興”的話，魯國的閔子馬也說出了“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的思想。春秋時期，頻繁發生的國人暴動、工匠和庶民起義，導致了國運興亡的史實，使人們對天意神意決定命運的傳統觀念進一步發生懷疑，重視民意的觀念普遍擴大。鄭國的子產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體會到了重視“人道”的重要，說：“天道遠，人道邇（近），非所及也”，主張把人事和天道分開，努力搞好人事，鄭國在他的治理下，出現了好的景象。
春秋戰國之際，新興勢力在向舊的宗法貴族進行奪權的鬥爭中，充分利用了民力和民意，進一步否定了天神的作用。魯國的季孫氏世世結好民心，爭取人民的支持，而魯國的國君卻代代失政，失去人民的擁護。當魯昭公被季孫氏逐出魯國後死在晉國時，晉國的新興勢力趙簡子問史墨：魯君死在外邊，為什麼沒有人加罪於季氏呢？史墨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矝之！社稷無常奉，群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民不知君，何以得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當時統治階級上層，已有如史墨這樣的認識：即君臣無常位，誰能當國君，決定於民意，老百姓早已把國君忘記了，國君死在外邊，有誰去可憐他呢？這段話，反映了春秋時期天神觀念已全麵動搖，天神不能決定國家和人生的命運。
趙簡子在晉國展開奪權鬥爭中，也充分利用了民力，他在一次打仗前的誓師詞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國語·晉語》），也就是說幫趙簡子打仗立功的庶人和工商可以升官晉級，奴隸們可以免除奴隸身分得到解放。趙簡子在打仗時沒有請求天神保佑，更沒有占卜吉凶禍福，而用升官晉級解放奴隸身分，爭取人民群眾為他打仗服務，顯示了民意的重要。
齊國新興勢力田氏一向以爭取人民支持作為向公室鬥爭的手段，他用“大鬥出、小鬥進”等手段，結好於人民，結果，“公（齊國國君）棄其民，而歸於陳氏（田氏）”，“民……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左傳·昭公三年》）。田氏得到了人民的愛戴和歸附，最後田氏趕走了薑姓國君，自己當了國君。
這種社會劇變，引起傳統社會思潮的震蕩：天神不可信，興國靠人民。於是，一些思想家進一步提出了重民輕天，民意大於天意，民是神的主人的思想。隨國的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桓公六年》）虢國的史嚚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宋國的子魚說：“民，神之主也。”（《左傳·僖公十九年》）邾國的國君邾子說：“苟利於民，孤（我）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傳·文公十三年》）這種重民輕天的進步思想，發展到戰國中期，產生了孟子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光輝的民主思想。重民思想成為一條紅線，貫穿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思潮中。這正是當時社會急劇變動，人民群眾在曆史發展和社會變革中顯示了創造曆史的力量的必然反映。
從孝悌治政觀念占統治地位到忠君觀念的形成，是周代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變化。西周時代實行宗法分封製，周王（天子）分封子弟為諸侯（國君），諸侯對天子來講是小宗；諸侯分封子弟為卿、大夫（封君），卿、大夫對諸侯來講是小宗；卿、大夫分封子弟為士（武士和陪臣），士對卿、大夫來講是小宗。整個上下等級隸屬關係大多數都發生在姬姓貴族親屬集團內部，孝悌或孝友的倫理道德就是講子孫要孝父祖，子弟間要友愛和睦，大宗非父即兄，小宗非子即弟。貴族間普遍盛行孝悌，就可以鞏固周王天下大宗的地位，諸侯一國大宗的地位，卿、大夫采邑內大宗的地位，從而鞏固整個周代的統治基礎。這種孝悌治政的觀念，突出地表現於西周初年和春秋末年兩位最傑出的思想家周公旦和孔子的言論中。《尚書·康誥》說：“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這裏的“王”指的是周公，他當時是攝政王，《康誥》是周公對衛康叔的訓詞。周公說：“封嗬！最大的罪惡最壞的壞事，就是不孝不友了。遇到這種不孝父輩不友兄弟的罪惡，你要堅決執行文王製訂的刑罰，堅決地給予處刑，決不饒恕！”以周公為核心的周族統治者在政治上實行宗法分封，在道德觀念上力倡孝悌政治。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構成了鞏固周族統治地位的強固的上層建築。
曆史發展到了春秋時代，分封製已擴展到了貴族下層。盡管周天子作為政治上共主的地位實際上已經喪失，但他名義上總是天下的大宗，而在諸侯和卿、大夫之間，宗統和君統還是基本上結合的。孔子的先世是宗法製度非常鞏固的宋國貴族，他本人又出生在姬姓國家中周禮最盛行的魯國，春秋後期正是原始宗法製度逐漸瓦解、禮崩樂壞的時代。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孔子，雖然其身分已淪為士，但他貴族的傳統觀念還根深蒂固。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活動就是希望在不觸動貴族等級秩序的前提下作些社會改革。他提出的輕賦稅、舉賢才、富民教民、節用、有教無類等進步思想，在那時有過一定程度的實施。他的學生冉求等在季氏手下工作，也實施過一定的改革。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改革並不是要徹底否定和推翻西周的統治秩序，而是要在維護西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局麵的前提下，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進行有利於國家民生的改革。所以孔子繼續宣傳和提倡孝悌治政的觀念。《論語·為政》記了這一段話：“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意思是說：有人問孔子說，您為什麼不去當官從政呢？孔子說，周書上說，“孝嗬，隻有孝的道德最高，還要友於兄弟，要把這種道德推廣到政治管理中去。這就搞好了政治，還要我出去當官從政嗎？”周公和孔子是西周初和春秋末兩位最傑出的思想家，生活時代相隔約六百年。他們的基本思想都以教悌為核心，都主張以孝悌治天下。這正是西周春秋宗法製度和政治製度密切結合的反映。
然而，忠的道德在春秋時已有產生。因為貴族最低層的士，既然不再實行分封，士階層的宗法關係就不和政治係統相結合，而士與卿、大夫之間，有的存在宗法關係，有的新興的士（如孔子和他的弟子等）和卿、大夫之間不存在宗法關係。為了保證士對卿、大夫的臣屬關係，史料上常記載了他們和卿、大夫之間要舉行冊封、效忠的儀式。如晉懷公曾把狐突抓起來，對他說：你的兒子來歸我，我就放了你。當時狐突的兒子狐偃等正是晉公子重耳手下的謀士，重耳和晉懷公是敵對勢力，當然狐偃不可能背叛重耳投靠懷公。狐突回答懷公說：“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製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就是說：兒子外出當官父親要教育他忠於主人，是古代就有的製度，而且舉行過了主人和隨從間的冊封效忠儀式，如果變心是要受到懲罰的。狐偃忠於重耳，而且也經“名書於所臣之策”，對其主人要“屈膝而君事之”，不能違約變心。這件事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西周春秋時代，雖然以宗法分封為主，形成了孝悌治政的統治思想，但由於貴族最低層的士，很多情況下還是從原始的部族親兵武士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士和他的上級貴族間宗法關係較薄弱，出現了類似歐洲中世紀普遍流行的冊封、效忠等情況。西周春秋時代的宗法分封製和歐洲中世紀的領主分封製有本質的不同，但也有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之一是：在分封異族的親兵武士時，不管分封規模大小和等級高低，存在過冊封的儀式，以建立其下級對上級的永遠效忠的君臣關係。第二，西周以孝治天下，忠的觀念隻在下層貴族中逐步萌芽發展；但到了春秋時代以後，由於宗法分封製的逐步破壞，中央集權的國家代替了原來的宗法分封國家，天子與地方統治者之間不再存在宗法關係，忠君觀念就逐漸超過了孝的道德而成為首要的統治思想。但是，宗法製度在戰國以後作為一種社會製度一直保存下來，孝道也一直保存下來，成為維護階級統治和社會和諧穩定的第二位的統治思想。當忠和孝有衝突時，總是犧牲孝而遷就忠。這種忠君觀念，在春秋時代就有所發展，大概也是在士階層中產生出來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就是新興的非宗法性的士，成為新的忠君思想的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