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這最後一講，要談談先秦時期我國的民俗。
社會曆史的發展離不開精英人才的智慧和傑出人物的活動，也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在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中的創造。不了解一個時代的人民生活的基本麵貌，就不知道每一時代社會生活的基本麵貌。先秦時期是我國曆史的開端，是中國曆史文化的奠基時期。先秦時期的民生民俗由於時代的久遠和當時的曆史條件，有許多與現代社會不同的特點，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當代人常常了解不夠，更需要介紹給讀者知道，增加社會發展史的常識。曾經提出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口號，鼓勵了一代又一代愛國誌士為保衛民族和國家而獻身的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有一段話，概括了春秋時代以前與戰國以後社會風俗的不同：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指自《左傳》之終至周顯王三十五年六國稱王）。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春秋時講禮義重信用，而七國時靠暴力征伐不談禮和信了；春秋時各國尊周王為大宗，而七國再也不談周王了；春秋時嚴格祭祀製度，重視貴族間的聘享往來，而七國已沒有這種事了；春秋時都講宗姓氏族、親親尊尊，而七國沒有人提到了；春秋時貴族常宴會賦詩，禮樂文化盛行，而在七國再也聽不到了；春秋時各國間常有赴告策書，重視禮儀交往，而七國沒有了，國與國間沒有固定的關係，士沒有固定的主人。這些變化都發生在春秋戰國之際的一百三十三年時間內。顧炎武這一段話講得很精辟，反映了春秋前和戰國後社會風俗的不同。顧炎武所論，從時間上看隻是春秋前和戰國後的比較；從範圍上看基本隻是限於貴族和上層統治者內部的風俗。但上層風俗和下層風俗是有密切關係的，周代和周代以前的民風民俗也和秦漢以後有很大不同。本講要論的主要是民間的生活和民俗，也涉及到部分貴族的生活風俗。
我們先從和人們生活關係最密切的衣、食、住、行講起。人們的衣、食、住、行情況，和當地的土地、物產、氣候、河流、森林、山丘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遠古時代，人類的生存能力和科技水平很低，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很大，改造自然環境的能力不強，因此地理環境可以說是給人類提供了天然的食物、天然的房屋、現成的衣物，隻有那些能給人類提供現成的住處、食物、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的地方，才是適宜人類居住的。那些天氣寒冷，沒有現成的動植物資源，沒有河流湖泊等取水的地方以及山洞等現成住所的地方，人類無法居住和活動。所以幾千年以前的原始社會時期，人口稀少，人類隻是居住在適宜於居住的若幹個點上，絕大多數地區是無人居住的荒野。另外，在遠古時代，世界各地區的人類生活情況可以說基本上是相同的。到了後來，特別是近當代，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科學技術水平大大提高，使過去不能居住的地方變成宜居之處，沙漠變成了綠洲，地下的礦產和河流等水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交通發達更使沿江沿海的地區得到了優先發展的有利條件。到了近當代地理環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減少，生產力和科技水平更大地決定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麵貌，所以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差異愈益擴大，呈現出人類文明形態豐富多彩，互相補充的現象。我國先秦時期的衣、食、住、行，在最早時期應該說和其他早期文明地區差不多的，以後則逐漸呈現出中華文化的特殊性。
先講衣。
至少從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開始，我國原始先民已不再赤身裸體，將采來的野麻纖維用陶紡輪或石紡輪撚製麻紗並用簡單的織布機織成麻布，製成衣服。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留有了布紋的痕跡，南方與此時代相近的蘇州草鞋山原始文化的下層發現有麻布殘片，南北很多遺址都發現了縫製衣物用的骨針。這是我國人民用紡織品製成衣服穿用之始。
到了商代，甲骨文中有蠶字、桑字，當時人們已養蠶植桑，用蠶絲製成柔滑美觀的衣服。商代遺址出土的青銅器表麵，常粘附有絲絹的殘片。但絲綢衣服名貴，又不便於勞動和洗滌，所以民間還是普遍習用麻衣。
周代是禮義之邦，貴族間講究等級，衣服的形製多樣，成為人們貴賤等級的標誌。周代有了較完整的冠服製度。戴在頭上、圍在頸上的稱首服，有冕、弁、冠、巾、幘等種。冕是王公諸侯專用的首服，弁是較低級貴族常用的首服，冠是有一定身分地位的人常戴的首服，兒童成年時要舉行冠禮。笄和簪一般用骨器製作，是束發的工具，當時男子留長發盤結在頭上，所以笄、簪男女都用。巾幘就是布巾，形式多樣，為一般人戴用。貴族戴冕冠者須穿冕服，冕服用絲織品製成，花紋豔麗，常以日月星辰為圖案。
周人衣服已分上衣和下裳，裳似今之長裙。衣和裳相連的深衣已出現，寬鬆合體，袖子寬闊，用帶束腰，便於在各種場合穿著。衣服的材料除麻和絲以外，還有皮毛、葛等，周代青銅器銘文中已多次記載了當時貴族穿戴了皮毛製的披肩、圍裙。民間多穿麻布，也穿粗毛製的短褐過冬。絲織品多為貴族穿用的珍貴衣物。總之，周代貴族衣服精致，種類多樣，成為區分貴族禮儀等級的標誌；平民服飾也多樣化，以便於生活和勞動。
春秋戰國時代的服飾，繼承了西周時代，基本的服飾製度和習慣未有大的變化。但在某些方麵也有變革。如衣到春秋戰國時專指上衣，貼身的內衣稱“褻衣”，又稱“私衣”、“澤衣”，罩衣稱“裼”，裼外麵的外衣為“正服”。貴族衣服用絲織品，平民則多用麻毛織品，布衣一般都是用麻製成的，“布衣”成為窮苦人民的代稱。鞋有屨、履、蹤、靴等，襪子亦稱足衣。貧困人民很少穿鞋襪，被稱為蹠或赤足者。《莊子·盜蹠》篇記載了盜蹠領導的春秋戰國之交的一次人民起義，“盜”是當時統治者對起義者的貶稱，“蹠”不是人名，是光腳踩在石上地上之意，即赤腳者的意思，所以這次起義就是這一位赤足者領導的起義。
關於服飾，還應說明的是中原華夏族和周邊戎狄夷蠻族有很大不同。華夏族是務農的禮義之邦，衣服總的特點是多樣、寬鬆、長大，而北方戎狄以騎射遊牧為生，其服飾以緊身、短衣為特點，衣服原料以毛皮、麻布為主。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族與戎狄蠻夷的交往中，彼此學習吸收，服飾上出現了很多變化。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很成功，這就為秦漢以後我國衣服的更加多樣化奠定了基礎。
次講食。
中國人的飲食，最早可以從五十萬年前的北京猿人講起。據考古研究，北京人已經懂得保存天然火種，用來燒烤食物。從此，火和飲食文化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到了丁村人和山頂洞人時期，已經懂得人工取火，人們可以分布到較廣的地區，隨時取火，燒烤食物，古史中有燧人氏鑽木取火的記載，就是指的這一時期。
到了六七千年前母係氏族公社繁榮時期，古代先民已經發明了人工種植粟和稻米，北方的仰韶文化的窖穴和墓葬中，發現了大批粟粒。南方的河姆渡文化遺址發現了成堆的稻穀、穀殼、稻稈等，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人工種植水稻的國家。從此原始先民開始以食用煮熟的糧食為主食，不再以燒烤的動物為主食。當時還種植了蔬菜，發明了陶器。人工飼養的家畜主要是豬和狗，人工養的豬和打獵來的鹿、獐、羚羊、野豬、野兔、飛鳥等動物成為主要肉食。人們可以在陶器中用火燒製米飯、稀飯和菜蔬、肉食，盛放水等飲料，食品更加味美可口了。到了原始社會末期，農業有了發展，糧食菜蔬的種植有了進步，馬、牛、羊、雞、豬、狗等六畜都已人工飼養，陶器的質量有了提高，人們的食品也豐富了。
夏代留下的史料不多，傳說實現夏代中興的君王少康“作秫酒”，有人認為少康即杜康，善釀酒，秫酒是用高粱一類穀物釀的酒。代表夏文化的二裏頭遺址出土陶器中也有酒器。到了商代，農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發展，主要農作物有黍、稷、麥、秕、菽（大豆）等，中原地區也種起了水稻，果木中的果、杏等見於甲骨文，林木蔬果等的生產成為農業生產中的組成部分。家畜飼養發達，馬、牛、羊、豬、狗飼量數量很大，這些動物既供食用，又供祭祀。商王祭祀時往往一次要殺掉數十數百頭大牲畜，放在鼎等大型青銅器中煮熟後作為祭品。商代食器的種類、數量有了增加，烹調技術有了發展。另外，商代的釀酒業有了進一步發展，陶器和青銅器中的酒器爵在考古中發現很多，貴族中飲酒成風。陶器和青銅器中鬲、甗、簋、卣、盤、豆等食器種類和形態的增多，也反映了商人飲食文化有了發展。
到了周代，國家重農。當時主食仍為稻、粱、黍、稷等，菜蔬中的肉食有牛、羊、豬、魚等，蔬菜有苦瓜、蘿卜、葫蘆、葵芥等，來自野生的水上和陸地的植物如藻、萍、薇、木耳、荼，以及栗、瓜、桃、杏、梅、棗等果品，也被人們經常食用。周代無論是肉食還是菜蔬果品，都較商代豐富了，烹調技術也有進步。周代貴族崇尚等級禮製，各級貴族飯食的規格和所用器皿都按地位高低有嚴格規定。如周王飲食可用九鼎八簋，九鼎內盛放煮熟的肉食，八簋內盛放用黍、稷、麥、稻米煮成的米飯，用盤、豆、壺等盛放菜蔬、果品和酒水。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或一鼎。貴族們在祭祀、飲宴和歌舞時規模盛大，造成食物的大量浪費。直到孔子時代，貴族飲食時的等級劃分規則仍很嚴格，一向尊周的孔子還批評過破壞飲食等級製度的違禮行為。一般庶民中食品主要是自己種的糧食菜蔬，食器主要是陶器，食品遠沒有貴族豐富。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當時人們的食品更為豐富。主食為用稻、麥、黍、稷、菽等五穀煮成的食品，品種有糗（炒熟的米麥粒子）、餅、粥。副食分成肉食、蔬菜、瓜果、油脂、調料五大類。肉食的牲畜有牛、羊、豬、狗、雁、魚。蔬菜種類大大增加，有芹、韭、荼、苴、葵、芑、葑、薺、菲、薇、菭等、瓜果有杏、桃、梅、梨、棗、槁、柚、木瓜、海棠、桑葚等，油脂主要為動物油脂。在食物烹調時，放入油料，並根據季節氣候情況加入不同的調料，如夏天注意加苦味以清涼去熱，蒜、蔥等具有特殊作用的調料在蔬菜中也常使用。
當時人已把飲料從食品中分出來，飲料有水（涼水）、湯（熱水）、漿（淡酒）、醴（甜酒）等。當時人飲的酒都是低度的淡酒，所以酒器很大，貴族飲宴時能喝很多。
春秋戰國時人的食具仍分青銅器和陶器兩大類，陶器普遍使用於民間，珍貴的青銅器則為貴族使用，其式樣有鼎、鑊、鬲、甑等炊煮器，簋、豆、盆、盤等食器，尊、壺、卣等盛酒器，爵、觶、觚等飲酒器。與商周時比較，由於禮製的破壞，舊貴族的沒落和庶民階層地位的上升，原來作祭器的青銅重器鼎的形製變小，由大型的祭器變成日用的炊煮器，爵的形製也有簡化和日用化的傾向，從用於貴族祭典的大型青銅重器變成日常的使用工具，是總的發展趨勢。青銅器的形製逐漸陶器化，以便更能為廣大庶民所使用。春秋戰國時期飲食文化的發展，為我國封建社會烹調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再講住。
我國古代有“有巢氏”的傳說，講遠古時代人們受到猛獸蛇蟲的侵害，有位聖人出來，學習鳥類在樹上築巢，讓人們住在樹上，以避獸害。但是這一人住在樹上的傳說至今還得不到考古資料的證明。現有考古資料證明我國和世界最早的人類猿人，都是利用天然物，住在山洞裏的，從五十萬年前的北京猿人到五萬年前至二萬年前的柳江人、山頂洞人均如此。直到約一萬年以後的母係氏族公社繁榮時期，原始先民才逐漸離開山洞，住到了人工建造的房屋之中。遠古幾十萬年的曆史上人們一直住在山洞中，山洞陰暗潮濕，不通風不透光，居住條件很惡劣，但對於原始人來說，住在山洞中能抵禦野獸和自然災害的侵襲，山洞也有冬暖夏涼的優點。原始人在選擇自己的住居山洞時，也選擇了那些洞口向陽，近水近森林、植物繁茂、動物較多的地方，更便於生存。從考古發現來看，我國最早的人類所居的山洞，都具有這樣的優點。
母係氏族公社繁榮時期，原始先民已經住進自己居住的房屋中，現以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為例作說明。西安半坡氏族村落遺址是北方仰韶文化村落的典型，那裏依山傍水，麵積約五萬平方米，呈橢圓形。居住區周圍有深和寬各五至六米的壕溝圍繞，用以保衛或取水之用。居住區中心是座大型圓角房屋，麵積達120平方米左右，是半地穴式建築，房中央有四個大柱穴和許多小柱穴，穴旁有厚層堆泥，房是用樹木搭建，牆壁用結草敷泥，屋頂蓋的是樹皮和稻草，承重的柱子基部用厚泥打夯結實固定。大房的北麵為一批小房，小房或圓或方，亦為半地穴式建築，方形小房長寬各約四至五米，門道開在南牆，進門入室要走下土製的階梯，有柱子支撐屋頂。小房的門口都朝向大房，都基本向南。村落的壕溝以北為氏族墓地。半坡村落的房屋布局告訴我們：一個氏族是當時一個基本社會單位，大房為氏族的議事活動中心，小房門口朝向大房表示氏族成員都服從氏族的領導，表明了氏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小房分布在大房以北，其大門都向陽，便於采光通風；小房麵積較小，正適合一夫一妻小家庭居住，反映了當時人們已由女係承繼血統的族外群婚時代過渡到不牢固的一夫一妻製——對偶婚時代；氏族成員有同樣等級的房屋和氏族公共墓地，說明了當時還是原始共產社會，私有製和貧富分化還未產生，人們生前在一個氏族中共同生產和活動，接受女性族長的領導，人人平等，死後也葬在了一起。
在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中，出土了七千年前當時人們建築房屋用的木製榫卯結構。榫是榫頭，是木架或木器上稍小的突出部分，卯是卯眼，是木架或木器上鑿出的洞眼，供榫頭穿插。我國古代磚木結構的建築居多，木頭是房屋承重的主要骨架，廣泛使用榫卯結構技術，用各種木杆木條橫穿直套，建成的房屋十分堅固，遠比用金屬釘子要堅牢得多。這是河姆渡文化的三大發明之一。由此可知，母係氏族公社繁榮時期，天氣較炎熱潮濕的南方居民已住進較北方高大、寬敞、通風的，用榫卯技術建造起來的房屋中，不過當時還未使用磚瓦，房的牆壁和屋頂還是用泥草稻稈樹皮築成的。
夏代的建築在河南二裏頭文化遺址中已有發現，結構和仰韶文化建築類似，但是房基已打夯結實，還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南北約長100米，東西約長108米，總麵積有1萬多平方米，坐北朝南，殿堂在基址北部正中，寬約25米，長約36米，寬八間，進深三間，頂部為四坡出簷式大屋頂。殿堂前是平整寬闊的廣庭，麵積有4000～5000平方米。宮殿四周有完整的廊廡建築。這證明到了夏代，作為國王統治中心的宮殿，其結構、布局、方位已和後代一致。我國的宮殿建築始於此時。商代的都城建築進一步完善，偃師商都是商湯的都城，鄭州商城是盤庚遷殷前的商代中期都城，安陽殷都是商後期的都城，湖北黃陂盤龍城是長江流域商代的某方國的都城，除盤龍城較小外，北方三城發現的城牆基址均較大，如鄭州商城周長約7000米，牆基最寬處有32米，城內有大、中、小型用夯土打實台基的宮殿基址，還有鑄銅、製陶作坊等遺址。殷都的宮殿基址更大，不僅宮殿建在夯土台基上，牆壁采用版築技術，牆底常以卵石為基，柱底常以銅作柱楚，屋頂仍用草木架。夏代和商代的都城建築說明那時的貴族已生活在高大寬敞的宮室之中，城市已形成為一個居民集中的政治和工商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