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新生產關係的出現，隨著庶民地位的提高和學術文化的下移，原來的宗法等級關係的禁錮被打破，出現了在學術思想上自由討論、百家爭鳴的新現象，成為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
當時開門授徒，著書立說，進行學術爭鳴的主要學派有孔子開創、孟子和荀子繼承的儒家學派；墨子倡導的墨家學派；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以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派。儒、墨、道、法，是當時的四大學派。此外還有以孫武、孫臏為代表的兵家；以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以鬼穀子、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以呂不韋為代表的雜家，等等。
當時人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墨子名墨翟，生活的年代約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間，晚孔子約一百年。墨子和他的主要弟子是從手工業者、農民中上升起來的，占有一定財富但還未脫離生產勞動，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不算太高的私有者。他們代表了以勤勞致富的手工業者、富裕農民和部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們熟悉工藝技術、掌握一定的科學知識、工藝技術和軍事常識。他們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領袖稱為钜子，所有的人必須服從他。
墨子的中心思想是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但他講的愛、反戰、尚賢和孔子是不同的。
墨子講“兼愛”，認為人們隻有“兼相愛”，才能“交相利”。人們要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互相得利，使饑餓的人得到食物，缺衣的人得到衣服，辛勞的人得到休息，混亂的社會秩序得到治理。孔子主張仁者愛人，認為愛有差等，有等級區別；墨子的兼愛，是愛無差等，對社會上一切人都普遍適用。這種無差等的兼愛，實際上不可能實行的，現實社會中也沒有過，因為“王公大人”不會去愛勞動者，勞動者也不會去愛“王公大人”。他宣稱的兼愛實際上代表了他那個階級、階層的“兼愛”。
兼愛的目的是為了交利，即各自的利益得到滿足，各人的私有財產得到保障，國家的統治也得到了穩定。雖然“愛無差等”不可能做到，但他呼籲減輕剝削，反對奢侈腐化，要求和諧安寧的生活環境，有進步意義，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願望。
墨子主張兼愛、交利，就必然反對戰爭。他主張“非攻”，反對一切殺人放火的戰爭。但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當時的中國正麵臨著完成封建統一的任務，離開了暴力和戰爭，很難完成這個任務。這就是同樣反對戰爭的孔子和孟子之所以周遊列國卻未能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墨子反戰比孔、孟更加堅決和徹底，他反對一切戰爭。在當時兼並戰爭不可避免，人民的反抗鬥爭日趨頻繁的時期，“非攻”的主張隻能是一種空想。但墨子譴責屠殺人民、掠奪財富、殺人放火的殘暴行為，對勞動人民表示了同情和關懷，也是有進步意義的。
兼愛、非攻是墨子的基本學說。由誰來推行呢？墨子提出了“尚賢”、“尚同”的主張。他認為，曆史上最早管理國家的人是選舉產生的，因而建議打破階級局限，選舉最賢能的人來當國王，其次當三公、將軍、大夫、鄉長、裏長等大小各級官吏，即使是沒有文化的“農與工肆之人”，隻要有才能，也可以選拔他當官，使“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就是“尚賢”。他主張由這些賢才來治理國家，一切在下的人都要絕對服從在上的人，建立起由上而下的絕對統治權，這樣社會不安定的事情就不會發生，這就是“尚同”。“尚賢”、“尚同”的思想沒有提出當官出仕者必須經過學習有較高文化者才能擔任的前提，認為所有的人隻要是賢人都可以當官，是不切實際的。但墨子要求打破階級限製廣選賢才，是對西周以來世祿世官製度的否定，反映了貧賤出身而已有一定政治經濟地位的手工業者、中小地主和富農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要求，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作為勞動者出身的新興富人的代表，墨子知道物力維艱的道理，深知勞動成果的可貴。他主張“節用”，反對奢侈腐化。有一次，楚國在公輸般的幫助下要使用一種攻城器械去打宋國，為了製止楚王發動的戰爭，墨子一方麵叫學生禽滑厘帶了三百人守衛在宋國的城頭上，準備和楚軍決戰；一方麵從齊國步行十天十夜趕到楚國，腳上的鞋走破了，用布包起腳再走。他到楚國後，終於說服了楚王和公輸般放棄了這場戰爭。這種身體力行，艱苦卓絕的反戰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反對儒家宣傳的厚葬，號召“節葬”，認為貴族厚葬是浪費社會財富，這是很進步的思想。他主張“非樂”，反對浪費人力物力的娛樂活動。墨子主張節儉是好的，貴族們奢侈腐化的娛樂是應該批判的，但一定的娛樂生活，也是必要的。墨子既主張“農與工肆之人”都可以當官，反對“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命定論，所以他主張“非命”。他反對和譴責當權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殘害人民，發動戰爭的暴行，於是把天和鬼作為恐嚇和製裁“王公大人”的工具，提出“天誌”、“明鬼”的理論，宣傳“天”和“鬼”是有意誌的和客觀存在的，誰做了壞事，“天”和“鬼”就會出現並懲罰他們。這當然是迷信觀念，但天、鬼實際上是墨子推行自己主張的工具，打擊和製裁殘害人民的“王公大人”的工具，在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下可以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
墨子十大主張的核心是兼愛。非攻和兼愛是連在一起的。尚賢、尚同是實現兼愛、非攻的具體政治辦法。節用、節葬、非樂、非命既是對當時掌握國家政權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生活和世代壟斷政權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對兼愛、賢人政治的具體設想。天誌、明鬼是墨子宣傳自己政治主張所利用的宗教迷信工具。墨子的十大主張是有機的聯結在一起的，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
墨子出身貧賤，生活儉樸，注重力行。他和他的弟子們常穿粗布衣服，穿木頭或禾草做成的鞋子，不避艱辛，到處遊說。他深切地同情人民的疾苦，很多主張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對“王公大人”們橫征暴斂的剝削、奢侈腐化的生活、連續不斷的戰爭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評，表現了較高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但他在宣傳非攻時也反對革命戰爭；強調節儉時否定了必要的娛樂生活；提出懲罰奢侈貴族時借助了鬼神等迷信工具；要求兼愛時忘記了社會客觀存在的等級階層劃分；倡導賢才政治時忽視了管理國家的人才必須經過讀書學習具有較高文化知識水平的條件。這是墨子思想的不足之處。戰國初期，儒墨並稱為“顯學”，墨子思想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但由於墨子的理論不切社會實際的需要，不能在社會現實生活中推行，所以到戰國中期特別是秦漢以後，就衰落了。
孟子是魯國鄒（今山東鄒縣）人，名軻，孟孫氏的後裔，生活年代約在公元前390年至前305年間。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困，靠其母撫養成人，自幼信仰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學說。他從未和子思見過麵，但在子思的學生那裏讀過書，自認為是子思的私淑弟子。孟子的生平極像孔子，幼孤，好學不倦，開門授徒，周遊列國講學，晚年回魯國。孟子的學說是儒家後學中最符合孔子真意的一派。他對孔子的理論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揮，成為戰國時新興地主階級改良派思想的典型，是戰國儒家中影響最大的一派。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道”、“仁政”。“王道”就是先王之道，他把古代的統治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政治看成最理想的政治，即“王道”。孔子主張尊周，孟子除尊周外更把尊古推向了古代的堯、舜。他要求治政不要打破古代的舊形式，而要複興這種王道。怎樣複興呢？孟子建議行“仁政”，就是要把孔子的“仁”推廣到政治生活中去。具體辦法是恢複井田製度。他設想的井田製度是：方一裏為一井，共九百畝，中間為公田，四周八家各種一百畝，為私田，並且共同耕種公田，耕種公田完畢後才能夠耕種私田。他說實行井田製後可以使老百姓不管老死遷徙都不出自己的鄉裏，互相友好協助，有病的人也會得到扶持和照應。老百姓親睦團結，就不會有什麼矛盾發生了。
孟子所說的井田製和商、周時實際存在的井田製不同，因為他說農民有自己的土地、家屋，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時間和生產經營，有自己獨立的家庭經濟，為地主耕種一部分土地並為他們服勞役地租，農民可以世世代代安心在土地上勞動，老年人能夠有肉吃，有衣穿，八口之家的小家庭不受饑寒的威脅。所以孟子設想的井田，是一種包含封建生產關係內容的井田，是生產者能夠生活安定溫飽的井田。
仁政的另一內容是“製民之產”，即讓老百姓有最低限度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他認為應讓老百姓能夠養父母、養妻子、養子女、豐收能吃得飽，荒年也能免除死亡。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建議給農民以“五畝之宅”和“百畝之田”，統治者“勿奪其時”，並用孝悌等倫理觀念去教育他們。勞動者安居樂業，統治者不需要用戰爭就可以“王天下”了。
由此可見，孟子鼓吹的先王之道和井田製隻是為了他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小農經濟、地主經濟所使用的工具。但既然要歌頌先王之道，必然反對破壞井田製度，所以，他罵那些宣傳暴力和戰爭的法家人物是“暴君汙吏”。孟子把孔子愛人、仁的思想發展到了政治統治上去。他猛烈地批判了暴政和暴力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要求給人民以安定的生活和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在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係統地推出了安農、重農、富農的理論，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
孟子總結了春秋以來重民的思想，反對專製政治，主張民主政治。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的民貴君輕論，他說：“國君看待臣下像手足，那臣下對待國君就如腹心；國君對待臣下如狗馬，那臣下對待國君就像過路人；國君對待臣下像土芥（輕賤物），那臣下對待國君就會像仇敵。”他認為，湯殺桀、武王伐紂，隻是誅殺了一個獨夫，並不是殺國君。孟子的“民貴君輕”論表現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家生機勃勃的民主思想光輝。孟子的這一理論有很大進步意義，因為它為人民起義反對暴君提供了合法的理論依據。孟子的光輝思想，是他總結了春秋以來重民思想後的創造，也是戰國時期專製主義政治局麵尚未形成時特殊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但孟子政治思想中也有保守性。他承認和要求維護上下等級的區別，認為不能侵害“巨室”和“世臣”的利益，並把“王道”和“仁政”實現的希望寄托在這些“巨室”、“世臣”身上，反對對舊製度進行劇烈的變革和武裝鬥爭，並對孔子的“上智與下愚不移”的理論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天下之通義”。
在哲學思想上，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每個人一生下來的性情都是善良的，人性善是天生的。孟子所說的善性，是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的仁、義、禮、智等的善端，是本來就有的。為什麼後來有些人做壞事，有些人做好事呢？他認為這是由於外界不良事物的引誘引起的。為了避開外界不良事物的引誘，使人人天生就有的仁、義、禮、智的善端得到發揚廣大，孟子主張要做到“不動心”和“寡欲”，即不為一切外界事物所幹擾，不想一切心以外的東西，以養“浩然之氣”。眾所周知，人的行善行惡是受社會製度、社會條件、社會環境決定的，一個人剛生下來還沒有知識，無所謂善與惡。所以孟子的性善論是唯心主義思想。但孟子的性善論在以後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首先，性善論是為他的王道、仁政論服務的。他認為，人性善，每個人隻要發揚這種善心，就都可以做到堯、舜那樣的聖人，都可以推行王道、仁政。而王道、仁政的本質是要安定和發展小農經濟和地主經濟。其次，他認為庶民的人心也是善的，隻要培養這種善心，“人皆可以為堯舜”，從而否定了貴族和庶民之間的天生的等級界限。第三，在封建社會時代，統治者都咒罵造反作亂的人民是壞人，“性善論”給人民起義提供了一個合法的理論依據。起義群眾可以說：孟子早就說人性善，我們都是好人良民，因為無法生活下去才起義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封建社會中，孟子思想影響如此巨大，得到貴族和人民共同擁護的原因。
孟子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改良派的思想要求，他希望在不改變舊的統治形式下，不通過暴力手段來達到改革政治、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的目的。他們思想比較能夠為統治者及人民群眾接受。雖然在戰國以暴力取勝的時代，孟子的學說不能實行，但到了漢代封建統治已趨鞏固的時候，孔孟學說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孟子被尊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在中國社會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的第三位大師是荀子。荀子名況，字卿，戰國後期趙國人，約生於公元前313年，死於公元前238年，是戰國後期一位唯物主義思想家，戰國儒家八派之一。他早年時曾到齊國的稷下講學，後又遊學楚國，齊襄王執政後又回到齊國，成為稷下最年長的老師，後來他又到過楚國和趙國，並到秦國參觀，最後到楚，在蘭陵地方當官，年邁時失掉官職，在家著書，死後葬在蘭陵。
荀子處在戰國晚年，當時各國新興力量的奪權和改革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本人周遊各國，閱曆豐富，這使得他雖屬儒家一派，尊崇孔子學說，但也吸收了其他學派，特別是法家學派思想中的積極內容。他既讚成孔子倡導的禮治、孝悌、仁愛、任賢等思想，又宣傳法家的富國強兵、加強君權、統一國家、以法治國的思想，肯定和讚揚商鞅變法後的秦國。他把儒家和法家學說中適合新興封建統治需要的部分都吸收進來，加以發展和改造，構成了自己的學說。清代末年改良派思想家譚嗣同曾說：“二千年之學，皆荀學也”，指出封建社會中的儒家思想既有禮治又有法治，既宣傳忠孝仁愛，又使用戰爭和刑法，實質上淵源於荀子的思想，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政治上，荀子強調禮、義。他所講的禮和義，不是周禮，而是戰國後期的禮和義，即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社會製度和秩序。他宣傳禮、義，目的是宣傳封建倫理道德，要人民學習封建的規章製度，遵守封建法紀，安定封建統治秩序。荀子說的禮是製度，義是倫理，法是刑法，這樣結合起來，封建製度就完備了。因此他表麵上也說“法先王”，即學習文、武、周公之道；同時又強調“法後王”，即學習當世的君主。法先王隻是他作為儒家學者打出的一個招牌，法後王才是他思想的本質。他對商鞅變法後的秦國讚揚備至，認為是治國的標本。他推崇的國王，就是秦孝公這樣的當世君王。
荀子在很多學說上反對和批判了孟子。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荀子認為，人都有要吃、要穿、要利的欲望，從小到老均如此。得不到了要爭，爭起來了就亂。要去掉惡性，“化性去偽”，隻有學習禮、義，培養善心。學好了禮、義，路上走過的老百姓都可以變成大禹那樣的聖人。但事實上，農民根本沒有條件人人去學禮、義。宣傳人性惡，在哲學上講是唯心主義理論；在政治上講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倫理。荀子實際上是說：隻有遵守封建禮義和封建法律製度的人才是好人，違反的都是惡人。這暴露了性惡論的階級性。當然性惡論強調人性常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荀子重視客觀環境的影響，因此他重視教育，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孔子的言行集《論語》第一篇是《學而》，荀子和他學生的著作《荀子》第一篇是《勸學》，反映他對學習的重視。他說：“凡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孫，不學習禮義，就歸到庶人那邊去；如果庶子的子孫，能學習禮義，就可歸到卿相、士大夫一邊來。”他寫出了很多學習上的名言，如“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青，取之於藍，而青（勝）於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