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就在家中寫書。他寫的書傳到秦國，當時秦王嬴政正在準備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適合封建統治需要的理論，所以看到了他的書後讚揚不已，說：“我如果能夠見到這個人，和他相處在一起，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了。”秦王命令攻打韓國，要求韓非歸秦。公元前233年，韓非到了秦國。秦王嬴政高興極了，和他日夜議論政治，商討加強封建國家統治的辦法。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後的重大政治措施，實際上都是按照韓非的理論來製訂的。但是，這位對我國封建社會政治製度和統治思想的發展有很大貢獻的思想家，在入秦後不久，竟受到他的老同學李斯以及姚賈等人的忌妒、打擊和陷害，最後被他們殺害了。
韓非和商鞅等一樣，主張曆史進化觀。他反對孔子、孟子稱頌夏、商、周三代及老子讚美“小國寡民”、“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崇古言論，認為曆史是前進的，時代是發展的，在三代是合理的進步的東西，到了後世就會變得荒謬悖理。為了批判儒家等學派經常稱道古代的言論，韓非舉了曆史上的例子宣傳進化觀點：在上古時，因為人民要避開野獸的侵害，所以有人出來作巢，使人住到樹上去，人民擁護他當王，稱有巢氏；人民吃生的動植物經常生病，所以有人發明了鑽木取火，使人能吃熟食，人民擁護他當王，稱燧人氏。在中古時，天下洪水為災，所以有鯀、禹治水。在近古時，桀、紂暴虐，所以有商湯、武王的討伐。如果有人在夏代的時候還迷信上古，還要在樹上築巢，用鑽木取火，難道不要被夏代的祖先鯀和禹所笑了嗎？如果有人在商代和周代還迷信夏代的方法，還要像鯀、禹那樣去治水，難道不要被商代和周代的創建者商湯和周武王所笑了嗎？然而在今天的時代，有人還讚美堯、舜、禹、湯、武等人的治世方法，不是會被新的聖人所笑了嗎？韓非以曆史事實為依據，批評了老子及儒家等學派鼓吹複古的不合時宜。他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的主張，呼籲要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製訂政策。能這樣做的人就是當世的聖人，這個聖人當然就是采用了法家政策的當代的國王了。
韓非對如何搞好當時的政治提出了法、術、勢的學說，要求當今國王把法、術、勢結合起來建立一套完備的統治機構和統治手段，來鞏固新興國家的統治。
韓非認為：商鞅強調法治，申不害強調術治，慎到強調勢治，應該彼此互相補充，將法、術、勢結合。商鞅的法治對秦國的發展起了重大進步作用，但這個法有片麵性。韓非說：商君之法規定，斬敵首一級可以當俸祿五十石的官，斬敵首隻要有勇力即可，而當官要憑智慧，怎麼能叫隻有勇力的人去當智能之官呢？他又認為，商鞅講法治而不講術治，使得打了勝仗的大臣更尊貴，擴大了國土的大臣受封土地更多，利於大臣而不利於君主。韓非也稱頌過申不害，但他又批評申不害談術治而不談法治，使韓國十次用術，而法令經常變更，由於沒有統一的法令，官員不能執法到底，而人民犯法的越來越多。
韓非總結了商鞅和申不害的學說和經驗，認為法是官吏據以辦事的規章，術是人君統治的手段；法是主要的，但還要有術來補充，才能加強國君的統治權力。除了法、術外，韓非還強調勢治。勢即威勢。韓非認為，君主有威勢才能統治天下，沒有威勢，就是古代的聖王堯、舜也不能定天下。他要求國君們運用法和術，建立一套統治全國的情報網，以便居於深宮而能駕馭四海，這就是勢。韓非認為，國君善於用勢來統治則國家安全，不能用勢來統治則國家危險，國君有了勢就能“製天下而征諸侯”，就能使老百姓聽命服從。國君必須全麵地掌握國家統治的基本的法律規章製度——法，統治人民的權術和手段——術，國君擁有高高的駕馭人民的威勢——勢，才能鞏固新興國家的統治。
韓非主張性惡論，但他不主張用荀子的禮義去教育，而鼓吹用嚴刑酷法去鎮壓。他批判儒家宣傳的仁政，認為治理國家不能靠仁義和德政，而要用嚴刑酷法和權術威勢。他說：“家規嚴厲就沒有凶悍的奴仆，慈愛的母親往往有敗家的兒子，威勢可以禁止暴虐，而德厚不足以製止亂事。”他又說：“母親愛護兒子往往超過父親一倍，而兒子聽從父親的命令往往超過母親十倍；官吏對人民不講仁愛，而人民聽從官吏的命令又超過父母一萬倍。”因此，他要求國君“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因為他認為人性惡，所以國君隻有用嚴刑酷法加權術和威勢，才能糾正人性惡的一麵，治理好國家。韓非發展和擴大了荀子“人性惡”的理論，但荀子要求用禮義來教育，韓非強調用刑法來糾正。
韓非對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的不足的批評是對的。他把法、術、勢結合起來，構成完整的法家學說體係，建立了一套君主專製主義理論，在當時對完成封建統一，結束分裂割據，加強中央集權，否定宗法性的世官世祿製度，推行任人唯才唯賢、官吏由上級任免、獎優罰劣等新的社會製度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韓非的理論有極大的消極麵。商鞅的理論往往從整個封建國家的利益出發，而韓非的理論處處為國君的個人利益著想；荀子說人性惡，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但他還說人可以教育好，韓非把人人都看成惡的，必須用刑法來鎮壓。在這方麵，韓非比他稱頌的這兩位前輩思想家都倒退了。
韓非法、術、勢結合的理論，在當時對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是必要的，但絕不是達到長治久安的妙法。他的理論，不僅為秦始皇，也為後代的封建帝王搞君主專製、鎮壓人民提供了理論依據。從韓非入秦到秦統一的十幾年中，韓非的理論對秦國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發展和消滅六國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秦統一以後，秦始皇繼續用韓非的理論，對人民進行嚴刑酷法的統治和殘酷的壓迫剝削，終於激起了秦末農民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的統治。曆史實踐證明，韓非治國理論有嚴重缺陷，所以西漢建國後，統治階級總結了曆史的經驗，到漢武帝統治時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確定經過改造了的孔孟學說作為封建正統思想，起到了鞏固統一、穩定統治、安定社會的作用。
孫武和孫臏是春秋後期和戰國中期著名的軍事家，都是齊國人，孫臏是孫武的後裔，兩人生卒年代不詳，孫武的出生地根據當今學者研究或在今山東廣饒，或在今山東惠民；孫臏的出生地則在今山東鄆城。孫武所寫的《孫子兵法》是世界著名的軍事學著作。孫武首先強調了戰爭的重要性，他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列舉了傳說中的為人們所稱道的帝王，都是通過戰爭擊敗對手，建立和鞏固自己統治的事實，說明“戰勝而強立”，隻有戰勝敵人才能使國家富強。靠“仁義”、“禮樂”等“以禁爭奪”是不可能的。隻有通過戰爭，才能建立一個“萬乘國”、“萬乘王”。
孫武強調指揮軍隊必須嚴格軍紀，賞罰分明。他在吳國練兵時，吳王把一百八十名宮女交給孫武，要看看他的軍法能不能調動嬌生慣養的婦女。孫武把吳王寵愛的兩個妃子作為兩隊的隊長。在訓練中，宮女們嘻嘻哈哈，不照規定的動作去做。他命令重做一次，宮女還是不聽指揮。他令再重做一次，宮女們還是嬉笑不止。孫武下令按軍法辦事，把擔任隊長的兩個寵妃殺掉了。以後繼續操練，宮女們都認真去做了。孫武執法如山、不避親疏、不分貴賤、嚴明軍紀的做法，是他在吳國指揮軍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孫子兵法》中，強調要充分發揮將帥和士兵的主觀能動作用，利用自然條件，嚴格執行軍紀和法令。在作戰的指導思想上，強調要深入掌握敵我雙方的軍事情況，“知彼知己”，才能達到“百戰不殆”。作戰中要爭取主動權，攻其不備，避實擊虛，善於隱蔽，並根據兵力的多少和戰爭的發展，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孫子兵法》為日本人推崇為“世界古代第一兵書”。
過去有人認為，是孫臏寫了《孫子兵法》，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既出土了《孫子兵法》，又出土了《孫臏兵法》，兩書內容根本不同，證明《孫子兵法》確為孫武所著，而孫臏自己獨立著作了《孫臏兵法》。從《孫臏兵法》來看，他對孫武的軍事理論作了補充和發揮。如孫臏認為將令要“知天”、“知地”，內得民心，外知敵情，要做到“見敵所長、則知其所短；見敵之所不足，則知其所有餘”。使自己時時處於主動而不至陷於被動。在進攻時，要集中優勢兵力，充分發揮自己的有利條件，以眾擊寡，以逸待勞，以快勝慢，避實擊虛，以充裕勝虛弱。打仗必須建立在以進攻為主的基礎上，“必攻不守”。孫臏指揮齊國軍隊，在桂陵、馬陵兩次戰爭中，大敗魏國，證明了他的軍事理論是有效的，是我國重要的軍事遺產。
當然，孫武、孫臏的軍事理論也有些不足。如未能區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沒有指明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作用，過分強調將帥的作用等。這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條件和階級局限性所決定的。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惠施的著作已失傳，其學說保存在《莊子》、《荀子》、《呂氏春秋》等書中，主張“合同異”，即注重事物性質的“同”的方麵。公孫龍有《公孫龍子》一書保存其學說，其學說的特點是“離堅白”，即強調事物性質的異的方麵。總的來講，名家就是按自己的觀點來校正事物的名和實，調整事物的名和實的矛盾，由此發展成為進行名詞和概念的探討，稱名辯學派，簡稱名家。
惠施的學說據《荀子·不苟》說：“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卵有毛，是說者之難持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由此我們知道惠施“合同異”就是抹殺不同事物間的差異，把不同的東西和不可能的東西硬說是相同的和有可能的。這當然是錯誤的詭辯了。但惠施的思想也包含了某些辯證因素在內，如他說“物方生方死”。生物要麼是活的，要麼是死的，沒有同一生物既是活的又是死的，所以一般來說是錯誤的；但它也說明了事物在變化發展之中，生命的開始就醞釀著它將來的死亡，所以也不能說它全錯。但這個分析隻能從某種特殊意義上來看才有正確性，而惠施正把“合同異”推而廣之，看成普遍規律，就陷入了相對主義的錯誤的詭辯論中去了。
公孫龍的思想更具有主觀唯心論和詭辯論的特點，他認為“白馬非馬”，因為“白馬”這個東西中包含著“白”和“馬”兩樣東西，白是顏色，馬是形體，所以“白”“馬”兩個概念不等於“馬”一個概念。一塊又堅又白的石頭，顏色是“白”的，質地是“堅”的。當人們看到“白”的顏色時就沒有接觸到它的“堅”，當人們接觸到它的“堅”時，就沒有看到它的“白”，所以“堅石”是“堅”和“石”，“白石”是“白”和“石”。公孫龍的詭辯，否認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否認了根據人們的實踐早已認識了的外界一切事物的客觀存在，強調事物隻是依賴於人們的感覺而存在，當你以一種感覺器官接觸某件事物的一種特性，就存在這一事物；當你以另一種感覺器官接觸這一事物的另一種特性，就存在著另一事物。所以他的思想，完全是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是荒謬悖理的詭辯術。
名家的出現是由於戰國時社會急劇變化中出現了名實不符的情況。名家要求正名，不論是“離堅白”還是“合同異”，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把不同的東西說成同一的東西，把一件事說成兩件事，通過在名詞概念上的荒謬詭辯來達到顛倒和否定客觀世界早已存在了的事物，以圖盡量多保留舊事物。這是名家出現的曆史背景。
陰陽家的代表人物是鄒衍。鄒衍是齊國人，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05年至前240年間，其著作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等書中留下了片斷記載。他提出了陰陽消長、五德終始學說，簡稱陰陽五行說。鄒衍根據我國古代物質構造的古老學說，認為黃帝時是土德，尊崇黃色；夏代是木德，尊崇青色；商代是金德，尊崇白色；周代是火德，尊崇赤色；代替火德的將是水德，尊崇黑色。水勝火，代表水德的朝代將會代替周代；火勝金，周代代替了商代；金勝木，商代代替了夏代；木勝土，夏代代替了黃帝時代。鄒衍是用陰陽消長，五行相勝來說明舊的王朝必然滅亡，新的王朝必然出現，曆史是發展變化的這個道理。這種理論使戰國時互相攻伐爭勝的各國統治者找到了自己代替周代出現是必然規律的理論依據，因而受到歡迎。所以鄒衍到各國時，分別受到梁惠王、趙國平原君、燕昭王的禮遇和歡迎。但是，五德終始說不是曆史發展的科學理論，因為它沒有說明曆史發展的動力，五行相勝實際上是循環論，因為按照這個理論，今天是土德的朝代，過五代後，還會重新出現這樣一個朝代。它後來被道教方士利用，發展為宗教理論，不是偶然的。
農家的代表人物是許行和陳相，他們的學說大都已失傳，也沒有留下著作。從現存片斷資料為看，他們代表了戰國時新興的個體農民的思想。他們政治上要求統治者和人民一起勞動，“並耕而食”，反對過度的壓迫剝削；在經濟和科學上，農家學派總結了很多農業生產經驗，他們還主張自力更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少去購買商品、少受商人的盤剝。孟子曾經駁斥過農家代表人物陳相的人人都去參加農業勞動，一塊勞動一塊吃飯的觀點，說明勞心和勞力分工是社會的必然。農家思想反映了農民樸素的平均主義思想，反對貧富不均和壓迫剝削的政治理想，在曆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性。
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是鬼穀子、張儀和蘇秦。傳說鬼穀子是蘇秦、張儀、孫臏、龐涓的老師，是老子的學生，姓王。這個說法隻供參考，從時間上看是對不上的，因蘇、張、孫、龐四人是戰國中期人，作為四個人老師的鬼穀子不可能是老子的學生。傳世的《鬼穀子》一書主要是講詭秘論辯之術。實際上是縱橫家、兵家、陰陽家、法家、道家思想的混合物，包含的內容很豐富，其中多次講到陰陽相生相克的道理。
張儀和蘇秦是戰國時期的著名外交家，張儀倡“連橫”，蘇秦倡“合縱”，采用誇張、比喻、談優不談劣，推論等外交辭令，穿梭於列國之間，說服國君聽從自己的計謀，形成縱橫家學派。傳世的戰國時的分國史《戰國策》，集中記載了蘇秦、張儀的外交言辭。縱橫家雖有不同學派之爭，但在說動國君和軍隊要克敵製勝方麵有共同性，其理論講求詭秘、講求權術，成為戰國時期政治理論的一大特色，值得後世參考和借鑒。
雜家的代表人物是呂不韋。他本為陽翟商人，後投機政治，將自己已懷孕的妾趙姬嫁給了秦國留在趙國做抵押的公子異人。呂不韋又買通了華陽夫人，使秦王立異人為太子。後來異人當了秦王，便封呂不韋為相國，趙姬生下的嬴政（即秦始皇）稱呂不韋為仲父。呂不韋在秦國當政後推行商鞅的富國強兵政策，並在洛陽食十萬戶，手下養了大批賓客。在呂不韋的主持下，他手下的賓客集體著成了《呂氏春秋》一書。由於該書寫作條件優越，賓客來自不同學派，所以該書編得很好，內容豐富，有雜家的色彩，特別是其中有幾篇講農學和農業生產技術為內容的，尤為珍貴，成為迄今唯一留存下來的反映戰國農學和農業生產知識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