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用賢才，賞罰分明。當時齊國有兩個地方官。一個是即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大夫，能及時處理政事，荒地得到開墾，賦稅收入增加，可是為人正直，不肯送禮巴結齊威王的近臣，威王的近臣常說他的壞話。另一個是阿（今山東陽穀縣東北）大夫，他治理的地方田地荒蕪，倉庫空虛，防務鬆弛，但他常送禮給齊威王的左右近臣，於是近臣們常在威王處講他的好話。齊威王聽了鄒忌的勸諫後，不為周圍的言論所蒙蔽，派人下去了解真實情況。威王的使者在即墨看到地裏莊稼生長茂盛，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井然安寧；到了阿地看到的是地裏長滿了荒草，老百姓麵黃肌瘦，問老百姓話，他們什麼都不敢說，隻是躲避歎氣。威王知情後，把即墨大夫和阿大夫都召回來，當眾宣布即墨大夫的功績，說他治理有方，賞給他一萬家戶口的俸祿，同時指出阿大夫造成阿地人民貧窮痛苦，又賄賂收買他左右的人替他說好話，敗壞官風，當眾將阿大夫處以烹刑（放在鍋內煮死）。齊威王厲行法治，獎罰分明，齊國上下震動，大家都以勤政務實為美德，賄賂腐敗之風受到了打擊，齊國達到了大治。
齊威王注意選用賢才。有一次，他和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後來遷都大梁，魏又稱為梁）見麵時，梁惠王問：你有明珠嗎？齊威王說沒有。梁惠王感到不解，說我的國家小，還有十來顆光照幾十丈的明珠，你怎麼沒有呢？齊威王說，我不求發光的明珠，而求為國家貢獻出力量的人才，這才是明珠。確實，在齊威王和他的後繼者齊宣王統治期間，齊國成為人才薈萃之地。
齊的國都臨淄的稷門（西門）外，當時設立了一所大學堂，叫做稷下之學，在那裏集中了一批文人學士，在那裏著書立說，講學授徒，其中有田駢、慎到、環淵、鄒衍、淳於髡等七十六人被封為上大夫。著名思想家孟軻、荀況也先後到齊國講學過。他們住在館舍中，出入都有車馬和侍從，學堂的學生多至數百上千人。這個學府可以說是我國封建政府官辦學校的先驅，從性質和規模來說為前所未有，對戰國時學術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齊威王還任用著名軍事家孫臏訓練軍隊，加強武備。當時齊國名為“技擊”的士兵，具有較強的戰鬥力。齊威王想遠承黃帝的光輝，近繼齊桓、晉文的霸業。齊國在戰國中期和秦國一樣，成為七國中的強國。
韓國是戰國七雄中弱小的國家，但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以後，韓國國內守舊和變法的鬥爭也是很激烈的。當時韓國存在著“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後君之令又下”的混亂現象。韓昭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起用法家人士申不害為相，建立了“循功勞，視次第”的論功行賞製度。申不害學過首家思想，後來又學法家思想。他的法家思想和商鞅頗有不同，強調的是“術”。他在韓國，推行以“術”治國，主要內容有：
第一，國君平時要“無為”。“無為”不是無所事事，什麼都不做，而是不暴露出自己的欲望、智慧和能力，使臣下揣摩不出國君的意圖，而決策時要“獨斷”。這樣，臣下隻能按國君的決斷行事，盡職盡責，而君王可以“靜觀”考察臣下。
第二，君主要用出其不意的辦法，懾服和控製臣下。有一次，韓昭侯問到地方上私察的使者看到什麼。使者說：“南門外道路旁有小黃牛吃禾苗。”韓昭侯立即下令地方官員進行檢查，要求彙報牛馬踐踏禾苗的情況，否則治罪。於是官員們紛紛上書報告，但都沒有提到使者所提到的那件事。韓昭侯說，還沒有把情況全部報上來。官員們重新調查，才發現南門外有小黃牛吃禾苗的事。此後，臣下都以為韓昭侯能明察一切，都服服帖帖地不敢虛報情況了。
第三，君主要執掌生殺大權。
第四，國君任用官員要使其稱職，不許官員越職辦事，要經常監督和考察官員。
韓昭侯和申不害以推行“術”治為主，但也注重法治，稱“修術行道”。在申不害任相職十五年間，加強了韓國的封建專製統治，政治局麵較穩定，國勢還算強盛。但是，韓昭侯、申不害用“術”有餘，定法不足，韓國沒有統一的法律和憲令。由於韓昭侯、申不害沒有抓住韓國的主要問題進行改革，隻是在“術”即統治方法、權術上作了改革；“術”的實行又無法可依，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意誌。所以，韓昭侯一死，韓國就陷入了混亂。韓國在戰國時期，國力始終趕不上魏國和趙國。
地處北方的燕國，雖擁地數千裏，士卒數十萬，但國勢不強。到燕王噲統治時期（前320～前314），國內新舊勢力鬥爭很激烈。原來燕王噲非常崇信古代堯舜禪讓的故事，為了博得讓賢之名，聽信了蘇代之言，把君位禪讓給相國子之，並把三百石俸祿以上大官的官印全部收回，交給子之另行任命。子之這個人和申不害相似，非常講究駕馭臣下之術。有一次，子之和左右在一起，突然無中生有地說有一匹白馬跑出門去了，左右都說沒有看見，隻有一個人跑出去看，回來報告說是有一匹白馬跑出門去了。子之通過這件事來了解誰誠信，誰虛假。子之想用權術來駕馭臣下，說明他是以行術取得國君信任的人。
子之用陰謀騙得君位之後，把燕國的重要官職都給了他的親屬和擁護他的人來做。他統治燕國三年，燕國的政治沒有起色，相反卻“國大亂，百姓恫恐”。事實證明燕王噲想用古代的禪讓辦法來治理好燕國，是愚蠢的，是違反曆史發展規律的。子之做了國君之後，引起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將軍市聚集軍隊發動政變，反對子之，包圍了王宮，連攻了幾個月。子之率軍隊反攻，取得了勝利，把太子平等處死。這時，齊宣王乘燕國動亂的時機，出兵燕國，幹涉燕國的內政，攻破了燕國的國都。子之失敗，被齊國軍隊抓起來用亂刀剁成肉醬，燕國幾乎亡了國，國勢衰落。最後，燕國的公子職在趙國幫助下回到燕國，即位為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在燕昭王統治下，燕國進行了改革，國勢才逐漸強盛起來。
燕昭王決心改革政治，報齊國武裝幹涉之仇。他在易山（今河北易縣）蓋了座高台，裏麵堆滿黃金，稱黃金台，作為招徠賢才的用費。很多賢才來到了燕國，從齊國來的有鄒衍，從魏國來的有樂毅，從衛國來的有屈庸，從趙國來的有劇辛。其中樂毅最受重用，對燕國的複興起了很大作用。樂毅是魏國名將樂羊的後代，是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樂毅到燕國後，支持昭王改革內政，幫助燕國訓練軍隊，燕國日益強盛起來。燕國君臣經過二十八年的努力，使國家日漸富裕，士卒“輕佚樂戰”。公元前284年，燕國聯合三晉、秦、楚，大舉伐齊，在濟西大破齊軍。這時，燕昭王派樂毅帶精兵向齊國防守薄弱的北線猛攻，攻占齊都臨淄。燕昭王親自跑到齊國濟水來慰勞將士，並把昌國城（今山東淄州縣東北）封給樂毅。樂毅一舉攻下齊國七十多座城池，齊國幾乎亡了國。
趙國是三晉中麵積最大的國家，趙國的東南部在今河北南部，西北部在今內蒙古中西部。在春秋戰國之際，趙氏在奪權鬥爭過程中，已經進行了不少改革，如趙鞅獎勵軍功，鑄造刑鼎，等等。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後，趙國繼續進行改革。在趙烈侯統治時期（前409～前387年在位），經相國公仲連的推舉，烈侯任用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使，進行改革。由於趙烈侯注意了選拔賢才和節約開支，勤儉建國，因而政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趙敬侯當政時（前387～前375），進一步貫徹了發展生產和加強軍事訓練的政策，使趙國成為一個新興的封建國家。
趙國建國後的第六代國王趙武靈王（前325～前299年在位），是位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趙國雖比韓、燕強一些，但弱於其他諸侯國家，也常被齊、秦打敗。要使趙國強大必須進行改革。趙武靈王決心繼承先輩趙簡子（趙鞅）的事業，著重改革軍政製度，即“胡服騎射”。
原來趙國的北方大部分與胡人（後來的匈奴人）為鄰，胡人是強悍善戰的遊牧部落，經常對中原地區進行掠奪戰爭。為適應生產和作戰需要，他們身穿短衣，騎在馬上，奔跑迅速，行動靈便，邊騎馬邊射箭，流動性大，戰鬥力強。趙國的軍隊雖然武器比胡人先進，但多為步兵和車兵，行動遲緩，而且官兵都穿了長袍大袖，戴了笨重盔甲，結紮繁瑣，又重又難以活動，騎馬很不方便。當時中原各國使用騎兵作戰的還很少，各國的軍隊極大多數都是“帶甲”的步兵和兵車混合編隊，騎兵的優越性各國還知之甚少。但趙國位置靠北，常和胡人接觸，深知胡人作戰靈活快速的優越性。趙國也較快地發展起騎兵。騎兵的擴大，就要求對士兵的服裝、武器進行改革，以適應作戰的需要。趙武靈王決心向胡人學習，改革士兵服裝，采用胡人的短衣、長褲。
趙武靈王於公元前302年將自己決定實行“胡服騎射，以教百姓”的想法告訴了大臣肥義，並征求他的意見，問他如有人反對怎麼辦？肥義以過去商鞅在變法前的堅定態度為例，說：“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我們要改變舊製，學習胡服騎射，就不要顧慮社會上舊習慣勢力的反對和議論。自古以來，風俗習慣也是不斷在改變的。從前舜的時候，有個落後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們學跳舞。禹的時候，也向倮這個部族學習舞蹈。所以大王向胡族學習騎馬、胡服、射箭之術，不必顧慮。為了國家富強，就下決心學習胡服騎射吧！”於是，趙武靈王堅定了改革軍事製度的決心。
以趙武靈王的叔父公子成為首的宗室貴戚，形成了一股反對改革的勢力。他們認為：中原地區是聖賢所居之地，習用詩書禮樂，施行仁義孝悌，物產豐富，文化先進，技術發達，是蠻夷等族學習的榜樣。現在竟要丟掉自己的先進東西向蠻夷學習，這是改變了古代聖賢的教導，變更了古代的章程，是千萬不能去做的。趙武靈王到公子成家去和他辯論。趙武靈王說：“衣服應方便於穿著，禮製應方便於做事，如果環境變化了，就應采取相對應的辦法，不能死守中原地區原來習用而現已不適用的習俗製度，儒家雖出於孔子，到現在不是也在不斷演變並分出不同的流派了嗎？”趙武靈王堅定地說：“法古之學，不足以製今”，必須“觀時而製法，因事而製禮”。他用大量史例，說明改用胡服，學習騎射的好處。公子成終於被他說服，不僅同意用胡服，並表示要親自帶頭穿上胡人的服裝。但是，王族公子趙文、趙俊和大臣周紹等人仍然反對趙武靈王的改革，他們指責說：“衣服習俗，古之禮法，變更古法，是一種罪過。”趙武靈王用過去商鞅批駁甘龍、杜摯的話說：“古今不同俗，有什麼古法可依？帝王不相承襲，有什麼古禮可遵循？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據朝代不同而製定法規，根據社會情況的不同而製定禮義。禮製、法令都是因地製宜，因時而異。衣服、器械隻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趙文等無理可講，隻得勉強地改用胡服。於是，趙武靈王下令全國改穿胡人的服裝，他自己和王公大臣帶頭穿起胡服，老百姓也跟著改穿了胡服。
趙武靈王倡導穿胡服的目的是為了便於打仗，加強軍事力量。於是他親自訓練士兵，組成了一支強大的騎兵，趙武靈王親自教士兵騎馬射箭。不到一年，趙國訓練出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打敗了中山國，在北方開拓了上千裏疆域，趙國很快強盛起來。趙國行動快捷，作戰靈活，戰鬥力強的騎兵，成為趙國戰勝敵人的重要工具，使趙國成為戰國後期唯一能與秦國相抗衡的軍事強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還有兩點曆史意義，第一是從此以後騎兵成為我國古代的重要兵種，在抗擊匈奴等族對中原侵犯的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是開啟了華夏族（漢族的前身）向少數民族學習的先例，糾正了蠻夷什麼都落後的傳統觀念。
趙武靈王改革成功後，於公元前298年把國君的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小兒子何，即惠文王，以肥義為相，自己稱“主父”，即太上王，專心致力於武功。他的長子公子章封於代，勢力很大，對其父傳位一事極不滿意。大臣李兌勸告肥義說：“公子章勢力很大，事情可能有變，你性命難保，不如稱病讓出相位。”肥義說：“我要實現自己的主張，不怕危險。”公元前295年，公子章和貴族田不禮發動政變，殺死了肥義。公子成和李兌又調四邑之兵，殺死了公子章和田不禮，趙武靈王被困在沙丘宮中三個月而死。趙惠文王後來起用了廉頗、藺相如、趙奢等人才，繼承了趙武靈王的事業。趙武靈王雖身死，但其改革是成功的。
除戰國七雄外，戰國時還有部分中小國家也進行了改革。越國滅吳北上爭霸以後，一時疆域寬廣，與根據地聯係很不方便，滅吳一百年之後，越王翳又把都城從琅琊（今山東諸城縣境）遷回吳（今江蘇蘇州市），仍以長江三角洲為國家統治的中心地區，到越王無疆時（公元前354～前321年在位），國勢很強，發動對楚國的進攻，楚成王大敗越軍，殺死無疆，乘勝進軍，一舉滅掉了越國，從此江東地區成為楚國的土地。後來項羽和項梁從江東的吳地起兵反秦，國號為楚，可見他們已不把本地看作吳或越，而看作楚了。
魯國的執政者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也在自己的封邑進行了改革，特別是季孫氏推行封建製的改革，很得民心，據記載當時魯國人民忘記了國君，紛紛投靠了季氏，所以魯昭公死在外麵，魯國人沒有同情他。戰國初年，魯公室一度強大，季氏的封邑費獨立成為費國。後來魯和費也為楚所兼並。
鄭國進入戰國以後，國力衰落。在鄭繻公統治時，曾用子陽為相，政治上有所改革，後來子陽遭到貴族公孫申等人的陷害，被不明是非的鄭繻公所殺，子陽一黨人起來反抗，鄭國發生了連續三年的分裂戰爭。公元前396年，鄭繻公被殺，子陽一黨獲勝，但鄭國出現了分裂。公元前376年，鄭國被韓國所滅。
宋國在宋襄公稱霸失敗後一直是力量弱小的國家，戰國中期的公元前356年，宋桓侯大興土木，建築蘇宮，過起奢侈驕淫的生活，貴族戴氏司城子罕殺死桓侯，奪取了宋國的政權，進行政治改革，宋國日漸強大起來，後來宋君偃推行“王政”，到公元前318年，宋國也和其他諸侯國一樣，自稱為王，成為號稱五千乘的勁宋。宋國最後被齊國所滅。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運動，是已掌權的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改革。各國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國內新舊勢力對比的不同，社會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也不同。東方各國如齊國和三晉經過了奪權鬥爭，較先進入封建社會，但舊貴族勢力較大，變法改革阻力較大，變法改革並不徹底。有些國家如燕、趙、韓等國法製不定，內亂時起，政權不穩。秦國原來落後，商鞅變法借鑒了各國的經驗，進行得全麵而徹底，功效也最大。但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舊貴族，廢除了奴隸製的政治經濟製度，鞏固和發展了封建製的政治經濟製度，從而促進了封建製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