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政治形勢，一方麵是大國爭霸，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維護宗法統治秩序和社會穩定安寧；另一方麵則是各諸侯國內新興勢力的崛起，新興政治力量企圖通過鬥爭奪取政權，改變傳統的政治格局。這兩股勢力交織在一起，前者表現得轟轟烈烈，後者在各國內部發展，後來成為發展的主流。
新興勢力崛起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經濟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鐵器的逐步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使井田製日漸破壞，私田出現，刺激了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庶民的人身地位有所提高，春秋戰國之際出現了獨立經營的自耕農和中、小地主。在手工業方麵，鐵工具和先進技術的逐步采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很多手工業者和自由商人擺脫了官府的控製，從事獨立經營和生產，打破了商周以來“工商食官”，官府壟斷工商業的局麵。生產關係的變化和生產者人身地位的提高，反映在思想領域內，出現了重民思想。春秋時期進步思想家如鄭國的子產等，一再宣傳重民的觀點，認為尊重民意、重民輕神是治政的根本，要求遠天道，近人道。但是舊的宗法分封等級製度，傳統的天神神聖不可違抗的觀念，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使庶民和新興力量的崛起受到了阻礙。於是庶民進行了不斷的反抗鬥爭，新興勢力借助於庶民的力量展開奪權鬥爭。奪權鬥爭在各國的勝利，標誌著新的階級力量占據了統治地位。
勞動者反抗鬥爭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國人”暴動。我國有記載的第一次“國人”暴動，發生在西周後期的公元前841年，成為我國有確切紀年的開始，本書在前麵已有論述。所謂“國人”，簡單地來講就是住在各諸侯國國都內的居民，有士、農、工、商、下層貴族等。絕大多數是受壓迫被統治的勞動人民。平民是原來的氏族部落成員，後來發生階級分化，少數人變成貴族，即等級高貴的統治者，多數人降為平民，即從事生產的勞動者。平民雖是被統治者，但不是奴隸，身分是自由的。平民和貴族的鬥爭，在西周春秋時代，就表現為“國人”暴動。
衛國國君衛懿公荒淫無道，老百姓在挨凍受餓，他卻在宮內養了大批仙鶴。他愛鶴愛得出奇，養鶴養得入迷，給鶴吃高級食物，穿華麗衣服，坐漂亮車子，還給鶴封祿做官。勞動人民和統治集團中不少人極為憤慨，但他置之不理，弄得民怨沸騰。正當衛懿公日夜與仙鶴為伴時，公元前660年12月，狄人進攻衛國，衛懿公急忙把武器發給國人，要國人前去抵抗。國人不願為衛懿公賣命了，對衛懿公說：“你不是相信仙鶴嗎？仙鶴拿的俸祿和大夫一樣多，你叫仙鶴去打仗吧！”衛懿公無法，隻得拚湊一些人馬，自己率領去和狄人拚殺一陣，結果全軍覆沒，衛懿公也被狄人殺死。公元前633年，衛國統治者想背晉從楚，國人堅決反對，他們聯合起來把衛國的國君趕跑了。
在鄭國，公元前555年，因執政者子孔專製殘暴，引起國人不滿，貴族子展、子西率領國人殺了子孔並瓜分了他的財產。十一年之後，鄭國執政者伯有驕橫奢侈而好酒，貴族駟帶領國人把他殺死在羊肆。
在其他國家，如公元前553年，齊國的田氏和鮑氏打敗了欒氏和高氏，“國人追之”。魯國的季氏得了民心，把魯昭公逐出了魯國。莒國的黎比公暴虐，被國人殺掉，三十多年後，莒國國君庚輿暴虐而好劍，鑄成寶劍就拿來殺活人做試驗，引起國人憤慨，圍攻他，使他逃亡。陳國的司徒轅頗殘酷剝削人民，假托國君嫁女，向封田征收賦稅，並用這筆收入鑄造鍾鼎等禮器，引發了國人暴動，把轅頗趕跑。宋國大貴族華臣，圖財害命，做賊心虛，當國人追打一條瘋狗到他家門口時，他以為國人來攻打他，就倉皇逃跑了。
國人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們的鬥爭常能影響各國政局的治亂。上述國人暴動的例子，反映了國人對打擊腐敗政治，安定社會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一些進步勢力如齊之田氏、魯之季氏常利用國人的力量，作為奪權鬥爭中的工具。
勞動者反抗鬥爭的表現形式之二，是工匠鬥爭和“民潰”。工匠就是為官府服役的手工業工人，“民潰”中的民就是被強征服勞役的役人。他們不甘忍受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經常利用有利時機，造反起義，雖然時間都很短，但對統治者的打擊卻是很大的。
先論述“民潰”事件。緊靠秦國有個小國梁國，其國君大興土木，征發役人去修城牆，無休無止地強迫他們服勞役。老百姓再也不願服役了，國君卻說：“有敵寇將襲擊我們呀！”以此理由繼續強迫人民修城牆，民眾怨聲載道。國君又說：“秦國快來襲擊我們了！”役人們乘機而起，大喊敵人來了，一齊逃散，秦國乘機攻滅了梁國。史書稱這一事件為“民潰”。
春秋時代類似事件很多。在梁國“民潰”之前三年，公元前644年冬天，年邁的齊桓公會合魯、宋、陳、衛、許、邢、曹、鄭等國的諸侯於淮水旁，準備集體出兵淮夷，保護鄫國。各國都征發了庶民去修築鄫城。當時天冷，又勞動過度，很多人病倒了。一天深夜，有人登上城牆大喊：“齊國有亂！”不甘忍受勞役的各國役人一哄而起，全部逃散，築城計劃被迫停止，齊桓公隻得放棄了攻伐淮夷的計劃。公元前550年，陳國國君陳哀公和貴族慶寅、慶虎發生矛盾，慶氏乘陳哀公去楚國的機會起兵叛亂，楚國包圍了陳國。慶寅、慶虎強迫城內的勞動者加築城牆。在築城時夾板脫落了（當時築城一般是用夯土打實而成的土牆，所以需用夾板），監工的慶氏竟殘酷地殺死了役人，激起役人的憤怒。他們約好殺死役使他們的大小爪牙，發動了武裝鬥爭，慶寅、慶虎被起義者處死，陳國的貴族發出了“惟命不於常”的驚歎。
“潰散”或武裝起義往往發生在各國交戰或國內貴族互相鬥爭的時候。勞動者利用這樣有利的時機進行鬥爭，雖然時間短促，卻往往達到了滅亡貴族統治的國家、更替貴族政權的結果。
手工業工匠在“工商食官”的專製製度下，受到監工的殘酷壓迫剝削，也掀起了鬥爭風暴。工匠鬥爭以衛國最為突出。
衛國有個貴族曾感歎說：“凡是衛國有禍患的時候，手工業和商人總是起來作亂造反。”這句話反映了當時統治者對工匠暴動的恐懼心理。有一次衛莊公站在城牆上，遠遠望見了戎人所居住的城邑，就發怒說：“我們是姬姓諸夏國家，為什麼會有戎人？”於是下令毀掉了戎人的城邑。他在城上望見戎人己氏的妻子頭發很美，便把她抓起來，剃光了她的頭發，把剃下來的頭發給自己的妻子做假發。他又強迫手工業工匠日夜做工，使工匠們勞累過度，一年到頭得不到休息。公元前478年，衛國的工匠終於發生暴動。暴動者包圍了衛莊公的王宮，衛莊公隻得在宮門內向群眾求饒，沒有成功，便急急忙忙帶著太子從宮牆北麵爬牆逃跑，不小心從牆上摔下來，把大腿骨也跌斷了。憤怒的群眾乘機進攻，殺死了衛莊公的太子疾，衛莊公帶傷逃到了戎邑己氏那裏，拿出自己佩帶的一塊玉璧，苦苦哀求說：“你留下我這條命吧，我願把玉璧給你。”己氏憤憤地對衛莊公說：“我殺了你，這塊璧也跑不了。”己氏終於殺了衛莊公。
過了九年，衛侯輒又無休止地強迫工匠服役，工匠便聯合衛國一批失了勢的貴族一起暴動。他們有的手拿兵器，有的手拿斤、斧等手工業工具，和統治者作鬥爭，衛侯輒的親信拳彌到宮內做內應，占據了九年前被工匠暴動殺死的太子疾的宮室，從那裏喊殺著攻打衛侯輒。這時衛國有個大夫想用武力來鎮壓起義，拳彌對他說：“你雖然很勇敢，也無法挽救國君的命運了，你不見衛莊公的下場嗎。現在眾怒難犯嗬！”衛侯輒得不到支持，隻得帶了少數隨從，狼狽地逃了出去，後來死在外地。
工匠的鬥爭不僅對打擊宗法貴族的統治起了較大作用，而且對瓦解“工商食官”的舊製度，推動獨立手工業者和自由商人的出現，也起了積極作用。
勞動者反抗鬥爭的表現形式之三，是所謂“盜”、“賊”的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是南方“蹻”和北方“蹠”的起義。所謂“盜”、“賊”，是指從井田上、作坊中或其他部門裏逃亡出來的奴隸和勞動者，聚集到山林川澤之地，結成武裝力量，襲擊統治者，奪取他們的財產，和統治者公開對抗。統治者誣蔑他們為“盜”、“盜賊”，正說明他們侵害和打擊了統治者的利益。他們的鬥爭很頻繁和激烈，形成了由“盜蹠”和“莊蹻”領導的北方和南方的兩次起義。
春秋時期，“盜”、“盜賊”的鬥爭很頻繁。他們逃亡出來，聚集在山林川澤地區。起義隊伍少則幾人幾十人，多則幾百幾千人，到處襲擊統治者。他們用“兵刃、毒藥、水火”為武器，奪取貴族家裏的“車馬衣裘”，橫行於國內和各國之間，統治者雖製定了抓捕逃亡奴隸的法律，但也不能禁止。公元前522年，鄭國大批逃亡奴隸和民眾聚集在萑苻之澤（當時鄭國境內一個長滿蘆葦雜草的大湖，位於今河南中牟縣境，現已幹涸），和鄭國統治者武裝對抗。執政的大貴族子大叔率領大批軍隊進行鎮壓。起義者和子大叔的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戰鬥，因為寡不敵眾，全部犧牲。萑苻之澤中這些所謂的“盜”的武裝鬥爭被鎮壓了下去。
公元前506年，當吳國軍隊攻到楚國郢都，楚昭王狼狽出逃到雲夢澤（雲夢澤是周代一個麵積很大的湖泊，位於今湖北湖南兩省之間，後來麵積縮小成為今洞庭湖），早就聚集在雲夢澤的“盜”的起義武裝向楚昭王發動進攻，“以戈擊王”。楚昭王嚇得心驚膽戰，連忙逃出雲夢澤，逃到鄖（今湖北鄖縣）躲了起來，可見當時聚集在雲夢澤的這股武裝力量也是相當強大的。
春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規模最大的一次“盜”的武裝鬥爭，是很多古書都提到過的“盜蹠”領導的起義鬥爭。“蹠”這個字從字形上看是足踩在石頭上之意，即赤腳者，所以“蹠”不是這次起義領導人的真實名字，隻是一個泛稱，就好像統治者常稱貧苦人民為泥腿子、土痞子一樣。蹠領導了幾千人的隊伍轉戰各地，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貴族統治階級。當時各國統治者咒罵他們為“盜蹠”，把“盜蹠”和曆史上最壞的人相比。但是他卻在勞動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各地群眾到處歡迎蹠領導的起義隊伍。蹠的起義後來雖然失敗了，但他“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統治者提到他的名字就害怕，拚命咒罵和汙蔑蹠的革命事業，但勞動人民始終懷念著他。幾千年來，在黃河流域一些地方，還保存著和蹠有關的不少遺跡，人民群眾世世代代紀念著這次橫行北方各國的起義鬥爭。
這裏需要辨別的是，先秦諸子和《史記》提到蹠起義的很多，《莊子·盜蹠》說蹠是柳下惠的弟弟，和孔子同時，並痛罵過孔子。這純屬莊子為了宣傳自己的觀點而虛構的寓言，在時間上也完全不對。但蹠的起義除《莊子》外，《孟子》、《荀子》、《商君書》、《呂氏春秋》、《韓非子》及《史記》均有記載，而更早的一些書如《論語》、《墨子》就沒有提到蹠的活動，所以這次起義應該是存在的，時間應在孟子、莊子以前的戰國前期。
在蹠起義之後，戰國後期長江流域發生了由莊蹻領導的大規模的起義鬥爭。盜蹠和莊蹻，古書上常連稱。蹻這個字有穿草鞋的意思，不一定是這位起義領袖的真名，可能是統治者對他的輕蔑性稱呼。莊蹻起義聲勢很大。《韓非子》記載說：莊蹻為盜於楚國境內，而官吏不能禁止，楚國的統治被打得“分而為三、四”。後來，莊蹻打到郢都，鎮壓了一批反動的官僚貴族。這次起義時間較長，經過地區較廣，參加者除受壓迫的勞動者外，也包括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影響比較大。莊蹻起義最後一直打到雲南，在雲南活動了較長時間。以盜蹠、莊蹻為代表的大規模流動式的起義鬥爭，打擊了舊貴族的統治，衝擊了反動的落後的社會製度，在曆史上有進步意義。
役人起義、工匠鬥爭、國人暴動、“盜”的活動，都是來自社會下層的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這些起義鬥爭，對打擊落後反動勢力，摧毀舊的黑暗的製度有積極意義，但是這些民眾的鬥爭並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和階級力量，隻能成為當時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新興勢力進行奪權鬥爭的工具。在新興勢力戰勝舊勢力並逐漸在各國取得統治地位的過程中，庶民等下層群眾反對舊勢力的鬥爭所起的作用是應充分肯定的。
在論述新興勢力的奪權鬥爭時，應先介紹一下在春秋時在大國爭霸的局麵下，各諸侯國內部本來屬於諸侯以下的卿大夫和士，是怎樣逐漸崛起和專權的？
西周時期推行宗法分封製後形成了周王（天子）、公（諸侯國君）卿和大夫（封君）、士（武士）四個貴族等級。他們的關係是“王臣公（臣是統治、統領之意）、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這一宗法等級秩序不可動搖。隨著地方上政治經濟的發展、土地的開發和人口的增加，下層貴族的勢力增大，春秋時湧現了齊、晉、秦、楚、吳、越六大國相繼崛起稱霸的形勢。諸侯大國的稱霸是建立在對國內政治改革、經濟開發的基礎上的，這又為各諸侯國內的封君即卿或大夫控製地方大權、專權擅政創造了條件；有些大國的卿、大夫把封邑交給士身分的家臣執掌，又為家臣控製封邑權力、專權擅政創造了條件。除東南方後起的吳、越等以外，可以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為界，在此以前的列國形勢主要是諸侯稱霸和兼並小國；在此以後的列國形勢主要是卿、大夫在各國的擅政、奪權和大夫之間的兼並；有的國家也出現了“陪臣（卿大夫封邑內的士身分的家臣）執國命”的現象。這標誌著周代宗法統治秩序的進一步瓦解，標誌著舊製度的崩潰和新勢力的崛起。所以從卿、大夫的專政、奪權和相互兼並，到戰國七雄（秦、楚、齊、魏、趙、韓、燕）的形成，是春秋後期、戰國早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
卿、大夫占有諸侯國內的封土領邑，擁有基本上獨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統治封邑的是卿大夫的世族貴族宗族組織，一個封邑便成為該地區的社會基層統治單位。在西周前期，諸侯國本身剛分封不久，還依賴周天子的力量來鞏固統治。在諸侯國內被分封出去的卿、大夫的主要任務，是去開發鞏固邊遠的地區，他們依賴於諸侯國君主的力量才能維護統治，所以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就建立起擁有較強經濟政治力量的宗族組織來。到了春秋中後期，諸侯權力衰微，而卿、大夫的世族組織，由於世代霸占了一地的統治大權，加上地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發展，實際上變成了一個個自治、自立、自衛、自給的半割據獨立的宗法小國。當時在各國掌權的卿、大夫，實際上多數是在春秋前期分封出來的，其中有魯國的三桓（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出自魯桓公）；鄭國的七穆（鄭穆公七個公子的後裔）；宋國的戴、莊、桓等大族；晉國的曲沃強宗及其他異姓或同姓的韓、趙、魏、範、中行、智、欒、卻、先等大族；衛國的石氏、寧氏；齊國同姓或異姓的國氏、高氏、隰氏、崔氏、慶氏、管氏、鮑氏、田氏等世族。這些國家卿大夫世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在春秋中、前期（少數可能在西周末年），這正是諸侯國家大發展、周王室力量衰微的時期，因而具備了分封卿大夫，並使卿大夫勢力得到發展的條件。
卿大夫的宗族組織，當時稱為“家”。它是一個經濟、政治、軍事合一的統治單位，是貴族們統治封邑、剝削封土內人民的工具。卿大夫宗族內也在進行分封和演化，當時在一些大諸侯國的大的卿大夫宗族內，有分立出去的“側室”、“貳宗”、“小宗”的組織，例如，魯國季孫氏手下有公父氏，是屬於季孫氏大宗範圍內的側室。晉國魏氏宗族內魏絳曾為大宗，魏綺和魏顆成為小宗；範氏宗族內在士會之後也分出士魴為貳宗；羊舌氏四族中，叔向一族為大宗，羊舌赤、羊舌虎、羊舌鮒等均為貳宗或小宗。大宗能夠分封出去側室和貳宗等宗族力量，反映了卿、大夫宗族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