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包括《周禮》、《儀禮》、《禮記》三部書。三書雖都冠以“禮”字，但內容是很不相同的。《周禮》是周代的官製和社會製度的彙合。《儀禮》是春秋時代貴族（主要是下層貴族）的各種禮儀製度的清單。《禮記》是戰國秦漢時期儒家學者討論古史的論文集。“三禮”內容雖不同，但講的都是古代的典章製度和社會製度，古代稱之為“禮製”。這三本書因此合稱為“三禮”。
《周禮》是一部頗多爭議的書。它記載了周代的很多官製和社會製度，但都沒有寫明這些製度產生和存在的具體時間和製訂這些製度的政治家的名字。漢代人認為，《周禮》是周公旦所寫，但書中的很多內容有的屬於春秋，有的屬於戰國。在文體上屬於戰國，甚至帶有漢代的色彩。過去有人認為《周禮》為西漢末年學者劉歆偽造，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該書中雖也有後人添加和想象的東西，但確實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章製度的珍貴原始資料，隻是這書並非反映一個時代的典章製度，而且混雜了西周至戰國的典章製度，再加上西漢時學者憑自己的政治理想所添加的推測想象而已。《周禮》一書對考證探討西周時代的官僚製度、土地製度、社會製度是有價值的，同時對了解戰國秦漢時儒家學者的政治思想也是有價值的。
《周禮》中有一篇叫《考工記》，是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文獻資料，對研究我國古代手工業的起源和發展，特別是青銅冶鑄業的情況有重要價值。但《考工記》從未講到冶鐵業，可見該篇寫於冶鐵業普遍興盛起來的西漢以前。《周禮》中有買賣奴隸的記載，這反映了戰國商鞅變法後的情況，應為後人添加。《周禮》中記載了非常統一規整的田製，今天很多中國古代史的著作和教材中都把這些資料作為研究西周井田製的依據。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和《孟子》關於井田的論述，西周時黃河流域劃分成方塊形的田製，有可能是存在的，但在當時的條件下，規模大到同樣大小的方塊形田地幾百、幾千、幾萬塊像圍棋棋盤一樣合在一起，上麵有整齊統一的道路和溝洫，是不可想像的。估計《周禮》中所講的井田製，或許是根據古代的片斷資料和《孟子》的說法，加以推衍想象出來的。
《周禮》中還記載了許多周代特殊的民俗和製度，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令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意思是說：“在春光明媚的月分，國王有令：青年男女可自由相會，青年男女離家外出交會結婚的不禁止，使男女方還沒有婚戀對象的可自由相會。”這一製度在戰國秦漢以後的中原地區是絕對不可能存在的，是西周春秋時期對偶婚還局部存在，男女交往婚戀比較自由的反映，與《詩經·風》中的詩歌內容正相符合。
《儀禮》是記載春秋時代各種禮製的一部書。春秋時期，貴族的人數大大增多，貴族的等級劃分更加嚴格。因此，貴族內部在政治、交往、宗教祭典、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禮製日益完備和繁雜。這種禮製，是劃分貴族等級、確定貴族地位身分的重要標準，雖然不實行於廣大勞動人民中間，但對維護宗法統治秩序，實現社會穩定安寧，鞏固貴族的統治地位很重要。《儀禮》中所記的，就是春秋時代已擴大化、繁雜化了的禮製。周代貴族分王（周王）、公（諸侯）、卿和大夫（封君）、士（武士，後來擴大為貴族手下的小官等）四個等級。士本為武士，到了春秋時代，士的人數大大擴大，士的身分也變得多種多樣。除武士外，通過讀書出仕的官員，遊說講學的學者，等等。《儀禮》中所講的禮製，極為繁瑣，極為複雜，可以說是一份春秋時代貴族生活交往活動時各種各樣的禮的一個單子。《儀禮》一般人看得較少，研究的人不多，但它反映的是春秋時代的等級關係、民俗習慣，還是有一定用處的。
《禮記》是戰國秦漢時儒家學者討論古史的一部論文集。該書根據的史料都是戰國以前的史料，但文章的觀點卻是寫作者本人的思想觀點，所以該書有些篇價值很高，因為在選用資料和表達觀點上比較符合作者所論的主題；有些篇價值較低，雖然選用的資料或許還是古的，但卻用作者所處的漢代的情況和觀點來進行解釋，把自己的解釋硬套在古代曆史的頭上。所以對待《禮記》一書，應根據每篇的不同情況作出不同的評價。
《禮記》中的《檀弓》篇，是戰國初年儒家所記的孔門弟子的言行，產生時代靠近《論語》，是《禮記》中寫作時代最早的重要篇章，是研究孔子弟子言行的僅次於《論語》的重要資料。《曲禮》一篇成於戰國，真實地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者和士階層的生活，讀該篇就好像自己置身於春秋戰國之際的士階層中間一樣，對研究戰國時士的生活和社會活動很有價值。《月令》一篇的內容已見於戰國晚年呂不韋編著的《呂氏春秋》一書，印證了該篇資料的可靠性。
《大學》、《中庸》兩篇很重要。《大學》是講勸人學習的道理，與《論語·學而》、《荀子·勸學》的思想相近；《中庸》是宣傳和諧執中的道理，有利於穩定社會，化解矛盾。這兩篇講的是思想理論，不是論證古史，但符合儒家學說的本意。《大學》約成文於西漢初年，《中庸》約成文於漢武帝時。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開始成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工具。《大學》、《中庸》的思想愈見重要，逐漸與《論語》、《孟子》兩書取得了同等地位。到了宋代，朱熹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作了注，集成《四書集注》一書印行出版，成為封建社會後期的儒家經典。
《禮記》中有一篇《禮運》，開始一段話把原始社會的“天下為公”和階級社會的“各親其親”的社會情況作了對比，並在開始寫上“孔子曰”三字。這篇可以作為漢代人的觀念進行理解，是假托孔子之名而寫。孔子的所有言論中從未稱頌過原始社會，孔子稱頌的是有等級統治關係的西周社會。由“大同”的原始社會進入到“小康”的階級社會，是曆史的進步而不是退步。所以該篇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稱頌原始社會的那些漢代儒生的觀點，同時摻雜了道家的複古觀念。
《禮記》中有一些篇，是漢代人憑自己的想象和漢代的社會情況對古代製度所作的推測文字，如《喪服小紀》和《大傳》兩篇所談到的大小宗關係。這兩篇文章中談到宗法的文字均隻有幾句話，幾十個字，論的是大小宗的分合情況。文中既沒有指明這種現象存在的時代性，也沒有提到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發展情況及與社會經濟、政治製度的關係，更沒有談到宗法製度的核心問題族權、父權、夫權、神權、家長權，更沒有任何周代原始資料作證明，完全不符合周代社會的實際情況。但宋代以後有些治《禮記》的儒生，把它作為周代的宗法製度來宣傳研究。清初著名學者毛奇齡早就指出這種論述在古書中“並無一驗”，“應棄而不複道者”。
《易經》反映的可能是商末周初的思想而成書於戰國。該書認為占卜包含爻、卦兩種符號和爻辭、卦辭兩種解釋性的文字。分別代表陰、陽的兩種符號叫做爻，由這兩種符號組成不同的卦，八種最基本的組合稱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分別代表了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由於陰陽交相作用的結果，這八種自然物成為生成萬物的根源。天和地又是其總根源，而動力是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易經》把事物產生和發展變化的根源歸結為自然物對立雙方的矛盾運動，有樸素辯證法的因素。當然萬事萬物不全是由八種自然現象通過陰陽二氣作用生成，而《易經》的內容來自占卜，占卜本身是一種宗教迷信活動。這就使《易經》一書到後來變成講神鬼道術的方士神道之人宣傳迷信的工具。
《春秋經》是魯國的一部編年史，自公元前722年寫起，至公元前481年絕筆，共二百四十二年。因流傳孔子“作春秋”之說，《春秋》的地位愈益提高，被漢代儒生定為“五經”之一。《春秋》一書寫得不好，記事簡單，常有脫字漏字和讀不通的地方，因而被北宋著名學者王安石斥為“斷爛朝報”。《春秋經》對研究春秋時代的曆史，特別是魯國、齊國的曆史有較多參考價值，其缺點是太簡單，有缺損斷漏之處。由於《春秋》記事上的缺陷，便有了《左傳》、《公羊》、《穀梁》三家為《春秋》作傳，稱為《春秋三傳》。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已將《春秋經》的文字分列於《左傳》、《公羊》、《穀梁》三書中有關文字之前，將每一年每月的史事先把《春秋經》的文字寫在前麵，後麵再加上三傳分別所作的解釋，《春秋經》並不單獨成書了。
《春秋三傳》中，《左傳》寫得最好、最詳細，文章也生動感人，是研究春秋曆史最重要的史料，其學術價值遠超過了《春秋經》本身。
傳說《左傳》為左丘明所作，其實左丘明年輩大於孔子，孔子死於公元前479年，而《左傳》絕筆又晚於《春秋經》和孔子死後十幾年，按年齡左丘明不可能作《左傳》，《左傳》當為春秋戰國之際一位未留姓名的史家所寫。《左傳》作為一部編年史的重要價值在於它的正確性和可靠性，表現在：第一，《左傳》中記載春秋時期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而不是鐵器，沒有用牛耕田的記載，工商業不發達，金屬貨幣未見記載，各國之間都有大片豺狼出沒的荒無人煙的地方，城鎮人口稀少，這符合春秋時代的社會麵貌。第二，《左傳》中記載的政治活動多為貴族間的朝聘盟會，軍事活動中都使用兵車，一場大的戰爭的規模最多也就是一二萬人，二三萬人而已，戰國時動輒幾十萬人參戰並使用步兵騎兵的場麵未有記載，也反映了春秋時代的原貌，後代人難以寫出這樣的情況。第三，從階級關係上看，《左傳》中寫到的隻有貴族、手工業者、商人、奴仆，沒有寫到地主、佃農、雇農以及買賣奴隸現象，這也符合春秋時代的社會情況。第四，《左傳》反映的是周代宗法製度統治下親親尊尊合一的宗法社會，貴族均以宗族為單位，貴族間以伯、叔、舅、甥等親屬關係相稱，保存了大量原始的婚俗，這都是戰國秦漢以後所沒有的。第五，從思想上看，鬼神思想，孝悌治政觀念盛行，民本思想和忠君觀念到後期剛剛出現，也符合春秋時代的實況。總之，《左傳》的價值超過《春秋經》，成為研究春秋時代曆史的重要的可靠的史料。
《公羊》和《穀梁》兩書都成書於漢代，是漢代儒生為《春秋經》所作的傳。《公羊傳》宣傳了漢代人的大一統思想、非世卿思想、任人唯賢思想，是西漢時期國家一統，布衣卿相局麵出現後的反映。《穀梁傳》成書晚於《公羊傳》，也反映了漢代人的思想和觀念。《公羊》、《穀梁》兩書是研究漢代儒生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在對某些史實的解釋上，也有勝於《左傳》之處。所以研究春秋時代曆史，可把《左傳》、《公羊》、《穀梁》以及《國語》等書配合起來看，互相補充，取長補短。
周代是我國學術文化的奠基時期，文獻還有很多，就不一一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