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良心這東西不過是根棍子，專門用來打別人，從來不打自己的。您怨什麼鬼啊？機遇使您在一天之內就碰上了我足足等了兩年的奇跡，您還談什麼手段？怎麼！我覺得您像個聰明人，認為您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一定會像那些闖江湖的知識分子一樣，會有獨立的想法，誰知您還竊取宗教上的顧慮，吃一個雞蛋也要自責為犯了貪欲罪……如果弗洛蓮娜成功了，我就坐上總編輯的位子，每月固定收入二百五十法郎，我負責走訪大劇院，把雜劇院留給韋爾努，您幫我一把，接手全部的街頭劇院。那時您就可以得到每欄三法郎的稿費，您每天寫一欄，每月三十欄，可以得到九十法郎；您還有六十法郎的書賣給巴爾貝；然後您每月可以向戲院要十張票，四家戲院一共四十張票，您賣給戲劇界的巴爾貝，可以賣四十法郎，這個人我可以介紹您認識。這樣一來，您就可以每月掙兩百法郎。您要有卓越的才能，可幫斐諾一把，在他的新周報上發表一篇一百法郎的稿件，因為這種稿件是簽名的，不像在小報上那麼隨便。那個時候您就每月可以有三百法郎。親愛的朋友，很多有才幹的人，像每天在弗利科托飯館吃飯的德·阿爾泰茲，要花十年才能掙到一百埃居。您用一支筆，每年可到手四千法郎，還不算書店的入息，要是您替他們寫書的話。一個縣長隻拿一千埃居的俸祿，就在縣裏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我且不對您談看白戲的樂趣，因為過不多久您就會厭倦，可是您可以自由進出四家戲院的後台。開頭一兩個月，您要嚴厲而且刻薄，您就會收到諸多的請客帖子，被邀請參加女演員的聚會，她們的情人也來巴結您；您再也不用在弗利科托飯館吃飯，除非您到了口袋裏隻有三十個蘇，而城裏也沒有人請您吃飯的時候。下午五點您在盧森堡公園無聊得不知幹什麼才好，第二天您就變成一百個可以左右法國輿論的特權人群中的一人。三天以內，如果我們成功的話，您可以用三十句俏皮話，每天發表三句，使一個人恨不得去死；您可以使您四家戲院的女演員們拿出錢來，供您享樂；您可以使一出好戲遭到慘敗，使一出壞戲風靡巴黎。如果多利亞拒絕印您的《雛菊》，而且不付您一分錢，您可以叫他到您家來，低聲下氣地用兩千法郎買您的稿件。隻要您有才幹，您在三家不同的報紙上刊登三篇文章，造成聲勢，要破壞多利亞的幾樁投機買賣，或者他寄托了希望的一本書，您就看見他像鐵線蓮般爬上您的頂樓，而且賴在那裏不走。還有您的小說，眼前所有出版家都頗有禮貌地趕您出門，將來他們要到您家排隊，被多蓋羅老頭估計隻值四百法郎的，要抬到四千法郎！這就是當新聞記者的好處。因此我們要防止所有新來的人接近報館。要進入報館，不僅要有偉大的天才，還要有十分運氣。而您卻在同您的運氣無理取鬧！……您瞧，如果我們倆今天不在弗利科托飯館遇見的話，您還可能等待三年，或者像德·阿爾泰茲一樣，在閣樓上餓死。等到德·阿爾泰茲像貝勒那樣有學問，成為像盧梭那樣的大作家，我們早已發了財，能支配他的財產和榮譽了。斐諾當上眾議員，而我們呢，也得到我們想要的一切：不是當上了法蘭西貴族院議員，就是為了債務被關進聖—佩拉日監獄了。”
呂西安想起了他親眼目睹的一幕，不由得喊起來：“斐諾把他的大報賣給出價最高的部長，正如他把捧場話賣給巴斯蒂安夫人，同時詆毀幾句維吉妮小姐，說巴斯蒂安夫人的帽子比報上以前捧過的帽子更高明。”
盧斯托冷冷地回答：“您是個大傻瓜。斐諾在三年以前連靴子都穿不起，吃飯在塔巴爾飯館吃，每頓十八個蘇，為了十法郎代人起草廣告傳單，他身上怎麼穿上的禮服，等於聖母怎麼懷上耶穌一樣，是個猜不透的謎。如今斐諾個人有一份報紙，估計值十萬法郎，有付錢而不要報紙的訂戶，有真正的訂戶，還有他叔父代抽的間接稅，他每年有兩萬法郎收入；他每天都有奢華的宴席等著他，從上個月起有了一輛雙輪輕便馬車；明天他要當上一份周報的頭頭，不花一個子兒就得到了六分之一的股權，每月五百法郎工資，還有他叫股東出錢而他不支付的稿費每月一千法郎。您是頭一個，如果斐諾同意給您每頁五十法郎的話，您會很高興地為他白寫三篇文章。等到您爬到同他地位相等時，再來判斷他吧，人是隻能受同等地位的人判斷的。如果您盲目地順從，斐諾說聲‘進攻！’您就進攻，斐諾說一聲‘捧場！’您就捧場，您就有偉大的前途。要是您有仇家，要報仇，隻要對我說一聲：‘盧斯托，我們幹掉這家夥吧！’我們每天在報紙上登上一句話，您就能把您的朋友或者敵人痛揍一頓。您再在周報上登上一篇大文章，把他再開一次刀。如果事情對您十分重要，而您又變成斐諾所需要的人，斐諾就會讓您在一份有一萬到一萬二訂戶的大報上，把您的敵人當頭一棒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