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嗎？”
“還行。”
“我把他帶來了，”高個子英國人用意語說，“他是美國大使的獨子。我把他先抬進來，等你們一有空就給他醫治。隨後我要用第一趟車把他送走。”他俯下身子對我說：“我現在找他們的副官去，先給你開證件，這樣就不會耽誤時間。”他彎著身子走出包紮站的門。少校現在把鉗子丟進盒子裏。我的眼睛注視他的手。現在他在紮繃帶。接著，擔架員把桌子上的人抬走了。下一個該輪到我了。
“我來看這位美國中尉。”一位上尉級軍醫說。有人把我抬上手術台，手術台又硬又滑。有許多種濃烈的氣味。其中有化學藥品味，也有人血的腥味。他們脫下我的褲子，上尉醫官一邊診視，一邊口述，叫副官記錄下來：“左右股，左右膝頭、右腳都有多處表皮損傷。左膝和右腳深度受傷，頭皮有撕裂傷，（他用探針探了一下——痛嗎？——基督，是的！）顱骨可能破裂。在前線執行任務中負傷。加上一句，免得軍事法庭說你自傷。”他說，“來一口白蘭地怎麼樣？你怎麼受的傷？你打算要自殺嗎？請給我抗破傷風血清，兩條腿都劃個叉做記號。謝謝。我先把傷口弄弄幹淨，洗一洗，再用繃帶包起來。你的血液凝結得漂亮極了。”
填病史的副官抬起頭問：“負傷原因？”
上尉問我：“什麼打中了你？”
我閉著眼睛回答：“一顆戰壕日炮的炮彈。”
上尉的雙手在我傷口拔弄著什麼，並且在切開組織，使我疼得很難受，他說：“你能肯定嗎？”
我竭力安靜的躺著，肌肉切開時，我感覺到連胃也跟著顫動了起來，我說，“我認為是這樣。”
軍醫上尉說（他對自己的發現感到很興奮），“找到敵軍戰壕日炮炮彈的碎片啦。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多找一些。不過，現在沒有必要了。我會把這一切處理好的，還有——這，疼不疼？好吧，這比起針的疼痛，可就算不了什麼了。真正的疼痛還沒有開始哪。給他一杯白蘭地，一時震驚使疼痛暫時變成了麻木；不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目前情況來看，傷口不會感染。你的頭怎麼樣？”
“我全身冒汗。”
我說，“基督啊！”
“我想，你的顱骨可能斷裂了。我為你包起來，免得你的頭東撞西碰。”他開始包紮，他的手動作很麻利，繃帶紮得又緊又牢固。“行了，祝你走好運，法蘭西萬歲！”
“他是美國人，”另外一個上尉說。
“我原來以為你說他是法國人。他講法語，”上尉說，“我很久以前就認得他，我認為他是法國人。”他喝了半杯白蘭地酒。“把傷勢重的送上來。多拿些抗破傷風血清。”上尉向我揚手告別，有人把我抬出去了。出門的時候窗簾擦過我的臉孔。到了外麵，一位副官輕輕地問。“貴姓？”“親屬名？洗禮的命名？軍銜？籍貫？哪一級？哪一軍團？”等等。“我很關心你頭上的傷，希望你早日康複，中尉。希望你精神愉快。我這就把您交給英軍救護車。”
“我沒什麼，祝你工作順利。”我說，“謝謝你。”剛才少校說過的疼痛開始發作了，而現在我對一切事情都失去興趣，都認為無關緊要。過一會兒英國救護車來了，我被放在一張擔架上，然後臉都紮著繃帶，隻能看到鼻子，呼吸沉重。我上麵那幾個吊鉤上也放著一張擔架。那個高個子英國司機在開車前特意探頭進來，表示關心的說：“我一定把車開得平平穩穩，希望你舒舒服服的到達醫院。”我感覺到引擎的開動，感覺到他已坐在駕駛員的位置上，感到製動器拉開了刹車，離合器踩上了，接著我們就動身了。我躺著不動，任憑疼痛越來越厲害。
救護車在路上緩慢爬行，有時停車，有時倒車拐彎，最後開始迅速爬山了。我覺得上層擔架有什麼東西滴下來，起初滴得又慢又均勻，一會兒就滴滴嗒嗒地變成一條溪流。我喊司機停車，他停車後，從車座後麵那個觀察孔望了進來。
“什麼事？”
“躺在我上麵的那個傷員在流血。”
“咱們快到山頂了。隻有我一個人，毫無辦法呀？”他又開車了。血，還在不停的流著。在黑暗中，我看不清從我頭頂上的擔架帆布上什麼地方流下來的。我竭力把身體挪向一邊，免得血流在我身上。血已經流到我襯衫底下，感覺到又暖又粘。我身子發冷，腿又疼得那麼厲害，難過得直想嘔吐。過了一會兒，上邊擔架上的流血緩和下來，又開始一點一滴地掉下來。我聽到並感覺到上邊的傷員在擔架上動了一下。然後，比較舒服的躺定。
“他怎麼樣啦？”英國人回過頭來問，“我們快到山頂了。”
“他可能是死了。”我說。
血液滴得很慢很慢，就像太陽落山後的冰柱滴下來的水珠。汽車越爬越高，車內夜風習習，寒氣襲人。到了峰巔的救護站，有人把那張擔架抬了出去。另外放了一張進來，於是我們繼續向前駛去。……五
轉眼間，秋天來臨了。開始時使人感到夜裏很涼爽，接著白天也涼爽起來。公園裏的樹葉蛻變成金黃顏色。我們知道，夏天已經逝去了。前方的仗打得很糟。他們攻不下聖邊伯烈山。培思施薩高原上的戰事已經結束，到了九月中旬，聖邊伯烈山的戰事也快結束了。他們就是攻不下來這個山峰。愛多亞已經重返前線。馬匹已運往羅馬。米蘭賽馬場關閉了。克羅威也去了羅馬，準備繞路回美國去。米蘭城裏發生了兩次反對戰爭的暴動。吐靈也有一次激烈的暴動。在俱樂部裏，一位英國少校告訴我說，意大利軍在培恩施薩高原和聖邊伯烈山損失了十五萬人。除此以外在卡索高原上還損失了四萬人。我們要來一瓶酒，邊喝邊談。他說，今年這兒的戰事算是結束了，意大利軍咬下很多東西卻咀嚼不了。法蘭德斯的總攻看來也不會湊效。如果盟軍在秋天還是毫無謀略的用士兵性命開玩笑，一年之內協約國就要完蛋了。他說我們雙方都已經完蛋了，隻是大家還不知道具體情況，有的知道。哪個國家熬到最後才發覺自已快完蛋了，便會打贏這場戰爭。我們又喝了一杯酒。俱樂部裏，現在隻有我們兩人靠在一張大皮沙發上。他那黑色的靴子，擦得閃閃發亮。多麼漂亮的靴子。他說這全是胡扯談。高級官員想的是師團和人力，大家為了師團整天爭吵不休，可是一撥給他們，便總要把他們都送命了事。他們都完蛋了。德國人打了勝仗，德國佬才是真正的軍人。不過他們也垮了。我問他，“俄羅斯怎麼樣？”“他說他們也完蛋了。這一點馬上就能得到證實。接著奧軍也要完蛋了。如果我們有幾個師的德國兵，就可以打勝仗。”“今年秋天他們會不會進攻？”“當然他們會。意大利軍垮了。這誰都知道。”“他們在1916年已經這樣試過了。”我說。“那時，德軍沒有一起來。”“是的，”我說。他又說，“他們可能不會這麼作。那樣太簡單了。他們準備來一個複雜一點的嚐試。來一個輝煌的完蛋。”“我得走了，”我說。“我得回醫院了。”“再見，”他說。隨後愉快的說：“萬事如意！”他對世界的悲觀和他個人的樂觀，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