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醫院之前，我在理發店修了麵，我的腿經過長期療養，能恢複到這種程度也算不錯了。三天前複查了一次。我在馬奏列醫院再作幾次機械治療就要結束了，所以我故意走小路，來練習不跛腳走路。有一個老頭兒站在路邊替人剪半身紙像。我停下來看了看。兩個姑娘站在一起擺著姿勢讓他剪影。他手很麻利，邊剪邊斜著頭看她們。
姑娘們笑的很開心，他把剪好的黑紙像先拿來給我看，然後貼在白紙上遞給姑娘們。
“她們都很漂亮，”他說，“你剪一個怎麼樣，中尉？姑娘們看著她們的剪影笑著走了。她們都長得很漂亮。其中一位是醫院對麵那個酒店的女店員。“來一張吧。”我說。“脫掉帽子。”“不，還是戴帽子剪吧。”“那剪出來就不十分美觀了。”老人說，他高興起來。“不過這樣倒更有軍人風度。”他在一張黑紙上剪來剪去，隨後分成兩層厚紙，把半身象貼在一張卡片上遞給我。
“多少錢？”
“用不著，”他揮了揮手，“我是送給你的。”
“請收著吧，”我掏些零錢來。“就當作茶錢吧。”
“不用，我剪它就是為了消遣，把錢留給你的女朋友吧。”
“多謝你啦，再見。”
“再見。”
醫院有我的幾封信件，一封公文。我打開公文，公文寫著我享受三個星期的痊愈休假自四日算起，我的機械治療也就在那天結束。三個星期是二十一天。屈指可數，十月二十五日我就要返回前線了。我告訴他們我出去一會，就獨自一人去對麵小酒館吃晚飯。順便在桌子上閱讀信件和晚報。有一封是祖父寫來的信，信裏談到家人近況以及為國盡忠的勉勵話。附有一張兩百元的彙票和一些剪報。飯堂那位神甫也來了一封枯燥乏味的信。一個參加法國空軍的朋友來了一封信。現在他結識了一幫放蕩的朋友，滿篇講的是荒唐事。雷那蒂也來了一封短信，問我還想在米蘭躲多久？一切情況如何？他讓我帶一些唱片回去，還開了一個單子。我吃飯時喝了一小瓶斯安蒂酒，飯後一杯咖啡，一杯利納克，讀完了晚報，我把信件放在口袋裏，把報紙和飯錢留在桌子上便走了。回到病房，我脫了外衣，換上睡衣睡褲，拉下通陽台的門簾，坐在床上看邁耶斯太太留在醫院裏給孩子們看的波斯頓報紙。芝加哥的“白索斯”隊在美國棒球聯合會中要爭取冠軍，而紐約“巨人隊”在全國聯合會中的分數遙遙領先。壘球貝家比·盧斯當時正在波斯頓隊當投球手。報紙上沒有振奮人心的消息，新聞是本地的而且陳舊過時。戰事報導也是舊聞，美國新聞講的都是訓練營，幸而我沒有進訓練營。報紙上讓我唯一感興趣的隻有壘球消息，但是我對這個又不是十分感興趣。報紙堆成一大疊，竟沒有能讓人讀得津津有味，引人入勝的消息。報紙雖然失去了真實性和及時性，我還是看了一會，用來消磨時間。
我心想，如果美國有一天真的卷入戰爭，這些職業壘球隊是否會停歇？很可能不會，意大利作戰相當激烈，米蘭照樣有賽馬。法國已停止賽馬了。那匹叫做爪巴拉的馬就是從法國運來的。凱塞琳九點鍾才能上夜班。她剛一上班，我就聽見她在我這層樓上走動的腳步聲。看見她走過走廊。她到過幾個病房，最後才來找我。
“我來晚了吧？親愛的？”她說，“剛才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你好嗎？”我把所收到的公文和休假的消息告訴她。
“那好極了，”她說，“你想上哪兒去呢？”
“哪也不去。我就想留在這兒。”
“你太傻了。你選個地方，我陪你去。”
“還不知道，辦法總會有的。”
“你真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