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這次除了抄家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如治罪入獄等等，現在文獻尚無可征；但僅僅抄家一事，也就夠可怕了。清代抄家的“製度”如何，官家自不肯明言，私家更不敢有所紀錄，但是這辦法也是沿襲明朝的“傳統”而來的，所以那“製度”也基本無異，如談遷在《棗林雜俎》中所記：“國初抄法：令各處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
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
無屯處，並一應孳畜，粗重物件，盡行變賣，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之限。”明朝人也有描述抄家的，現在引一段以資旁參：“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
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剩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遍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係，而都下之人心收矣！”這對雍正來說，卻正“對景”，因為雍正初年，抄家之風特盛，以致他自己在“上諭”裏也曾供認：“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人之家產……”，那話真實不虛。單看“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不敢藏留”兩句，也就足見那情形是多麼殘酷可怕了！
皇帝抄人的家，原是“一舉兩得”的事，除了“懲惡”，還可發財（所以嘉慶抄和，就曾特意表白他並不是“好貨之主”雲）。雍正之抄曹，聽說隻有當票百張和些“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而為之“惻然”，實際也包含著“敗興”、“錯估”等心情在內，——因為當時人都認為作織造、鹽政的最是“有錢的主兒”，印象中的曹家更是“家資巨萬”的“豪富”。及至發現事實相去很遠，未免又因此而轉生“可憐”之心，這才吩咐，給曹在京“少留房屋，以資養贍”。隻因這一來，曹家保存了一部分房子，和若幹“人口”（就是婢仆等人），所以並未完全陷於絕境。
這就是曹雪芹從出生以來所經曆的第一次巨變。
經過這一場大變故，曹家是敗落了。不過，這敗落也還不就是急轉直下、直線發展的。他家雖然沾帶了幹係，究竟在雍正眼裏看來，他們這種包衣下賤畢竟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案由也畢竟是次要的，恐怕連“從犯”也夠不上，所以在抄家的末尾，事態已見緩和；雍正之所以沒有把曹家窮治到底，置之死地，其原因恐怕還是並不單純的，曹寅在日，人緣最好，他家出了事，說好話的人多；像唐繼祖，後來官至湖北按察，先是曾為禦史，在辦理旗人案件上頗肯進言，得以從寬，他是曹寅的門生，並且給《楝亭集》作過序跋，——這樣的人都會想方設法暗中調護；就是在封建時代，輿論的力量也畢竟是一種力量，雍正懂得，在江南一帶，曹寅一家代表著康熙，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他自己奪位上台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窮治了曹家，對他的統治並不有利。所以留了一點“浩蕩天恩”。“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家在此後的幾年，雖然戰戰兢兢，大概總還有辦法維持下去。到雍正朝末期，那場風波的最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了，雍正九年（1731），傅鼐由謫地召還，複職銜，又“入宮侍起居”了；訥爾蘇之子福彭（襲平郡王，乃是曹雪芹的表兄），也於次年任廂藍旗滿洲都統，又次年，並得在“軍機處行走”，開始參與機要，繼而又為“定邊大將軍”，出塞征討準部。——準部之役自康熙末年至此，糜餉七千餘萬兩，久而無功，不得不下令罷兵議和，傅鼐於和戰各事屢有擘劃，皆中肯綮，遂於雍正十二年以侍郎身份出使議和，和議成，晉三級，擢都統：凡此，都說明曹家的重要姻親已經又逐漸得用，也可以說明曹家本身自然也比前一時期處境有所不同，似乎有可能熬到一個重得“出頭”之日了。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個年頭的八月間，忽然“駕崩”（傳說是被死仇的後人暗殺了），他的第四子弘曆繼位，是為乾隆帝。這個新皇帝上來之後，又給曹家帶來了新的命運。
乾隆在未做皇帝以前、雍正十一年晉封為和碩寶親王之前後，早已“綜理軍機、諮決大計”；雍正末期政策作風的微有改變，和他的參預政柄不無關係：他深知雍正慘刻太甚、實非長久之策，所以即位以後，銳意圖治，將很多先朝的各種罪讞、功令加以翻案，目的是在收拾人心。他做了皇帝，就下令釋放圈禁的宗室，分封胤的子孫，起用為雍正屈抑的前雲貴總督楊名時，釋傅爾丹、嶽琪等被罪的著名將領於獄，釋前罪人查嗣庭的親屬於遣戍看管；至於一般政治措施，也一反雍正時期的刻苛嚴酷的精神，以致有人說，這時節“止須將先帝（雍正）時事翻案，即是好條陳”。這話雖然大嚼無複餘味，惹翻了乾隆，可是也真正反映了乾隆剛一上來的那一短時期的事態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