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經濟學界之所以出現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將私利作為公利，就在於從體製上沒有區分開他們的角色：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既擔負了為政府提供經濟決策服務的角色，又承擔了為某些利益集團甚至個別大型企業集團提供服務的角色。比如，在卷入股市之爭的經濟學家中，基本都身兼數職：或是在人大財經委員會擔當要職，或是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或是政協常委，甚至有的還是經濟法的起草組織者，但同時，他們也幾乎都是某大學教授，某個或數個協會、大型企業的顧問，有的還是基金會的顧問，有的還是某海外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所以，中國要避免經濟學家將私利作為公利的現象，首先必須清理一次經濟學家隊伍，保留一些專門的政府經濟學家，其他的都由利益集團出錢供養。
第二，經濟學界必須反對任何形式的話語霸權。在這一點上，弗裏德曼很高明。正因為他也意識到經濟學與經濟學家實際上處處在進行價值判斷，所以，為了確保私利不影響甚至能夠促進公利，他給找了一條出路：即通過“自由言論”建立“思想市場”，通過這個市場，“所有參與者都將在邊際點上獲得共同的價值觀念”，從而發展價值觀念，使價值觀念方麵的分歧成為“共同滿足的源泉，而不是爭端的契機”。弗裏德曼解決矛盾的辦法，如果用我們今天的通俗話講，就是使各種意見都能充分表達並相互製衡，然後達到一個平衡點——即經濟學上講的均衡點。也因此，他還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自由言論經濟學》的文章。文中考察了經濟安排與自由言論之間的相互關係。其結論可以用當下中國知識界常講的一句話概括：反對一切形式的話語霸權！
話語霸權背後往往是社會的強勢集團。我必須承認，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社會中，經濟學家追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往往是社會中能出最高價錢的強勢集團，能購買到社會中最有話語權力的大腕經濟學家為他們服務；而弱勢群體因為組織起來費用高得他們往往承擔不起，同時他們自身也的確很難認識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比較渙散，所以，很少能雇得起有很大話語權力的經濟學家。這個局麵與在訴訟案中視多少錢請什麼樣的律師很類似。所以，如果聽憑所謂“思想市場”的調節，最後還是會造成話語權力的越來越不平等。
所以，這裏也有政府調控的餘地：一方麵，對於政府經濟學家，政府要對他們有所要求，即在市場經濟的文化與政治背景下，政府經濟學家特別重視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麵，政府直接掌控的媒體，要有意識地為這個社會中處於邊緣或非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家留出說話的空間，以作為這個社會內在穩定器及調節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經濟學界目前也存在形形色色的話語霸權與學術壟斷。這種話語霸權與學術壟斷也必須打破。在中國經濟學界內部營造一個有利於競爭而非壟斷的環境也很重要。主流經濟學家需要知道，讓非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家參與到競爭中而非搞壓倒性話語霸權對於主流自身完善自身的體係也非常重要。這方麵，薩繆爾森可充當一個反麵教材。1968年，薩氏在其《經濟學》第九版中嘲笑處於非主流地位的加爾布雷思說：“不是經濟學家的人過分重視了加爾布雷思……在他所寫的東西中，基本上沒有可供博士論文或學會會刊論文作為驗證和調查的對象的命題。”然而，僅僅三年後，加爾布雷思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而薩氏也被迫在以後各版《經濟學》教科書中修改了對加爾布雷思不公平的字眼。
四、更長遠的考慮
政府嚴格區分開體製內經濟學家與體製外經濟學家，經濟學界自身反對話語霸權與學術壟斷，這僅僅能保證中國經濟學家不會以私利妨害公利。如果說中國經濟學界作為一個整體，真要對轉型期的中國作出一些實質性的貢獻，那麼，經濟學家還最好有更長遠的考慮。
首先，我想說明，這種更長遠的考慮不是說要經濟學家“無私奉獻”——這本身是很不經濟學的話言，而是說經濟學家更好地保守住自身的利益，同時也促進了轉型期中國整體利益。
轉型過程就是製度變遷過程。道格拉斯·諾斯曾研究認為，人們對製度變遷的態度取決於支持變遷的預期成本與預期收益的比較。但因為不同收入階層對於製度消費的貼現率不同，所以，收入較低階層往往看到眼前，而收入較高階層才更看重較遠的預期。以此標準，中國經濟學家因為總體上屬於這個社會中收入較高階層，所以，要有更長遠的眼光。
轉型期中國一個突出的特征是，各利益集團的發育很不平衡，所以，實力相差十分懸殊。而改革又是一個重新分配交易資源以及各利益集團爭相搶奪其中最大份額的過程，所以，社會中強勢集團當然會搶到比弱勢集團大得多得多的一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實質性原因。表麵上看，這很符合強勢集團以及為之服務的主流精英經濟學家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則完全有可能因為收入差距突破人口占大多數的弱勢群體所能承受的底線，導致社會出現動亂，這時，強勢集團及附著其上的主流精英經濟學家很難再保守住自己的利益。
所以，即使是出於自利的需要，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也應該學會讓步，並鼓動他們所服務的強勢集團讓步，使得這個社會上弱勢群體能更多地從經濟增長中得到實質性好處。或者幹脆暫時“高尚一把”，也站到弱勢群體這邊說說話。說到底，這還不是經濟學家“良心不良心”、“道德不道德”問題，恰是經濟學家自身長遠利益之所在。因為隻有使中國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能夠形成製衡的局麵，從而使民主能實在地建立在這種利益集團相互擎製的基礎而不是建立在一個虛幻的所謂“全體人民利益”的基礎之上，也才能確保國家能走出反複治亂的循環之中，也才能真正保持住經濟學家自身的利益。
在結束我的這些卑之無甚高論的文字前，我想說明一點：盡管本文也涉及到了一些個案，但絕不針對任何個人。借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曆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盧周來文，原載《書屋》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