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上這個題目時，我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而農民生存狀態的日益嚴峻，又迫使我不斷增強奮筆疾書的使命感。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國家，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最大問題。半個多世紀來，中國農民事實上已經經曆了幾次重大的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農民從“三座大山”的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包產到戶的創舉，使農民從饑餓半饑餓中解放出來，逐步過上了溫飽和小康生活；村民自治的推行，使農民從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開始向民主政治的大道邁進。難道今天我們還需要再提解放農民嗎？
是的，解放農民不但需要，而且還十分緊迫。當前挑戰中國的“三農”問題，特別是日益尖銳的農民問題，使我更加認識到了解放農民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我敬佩像劉純彬這樣的政策研究專家，他們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就敏銳地提出了嚴重束縛農民的二元社會結構理論；我敬佩像杜潤生、黨國英這樣的關注農村問題的學者，他們孜孜不倦地為農民這一弱勢群體說話呐喊；我敬佩像李昌平這樣的與農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層黨員幹部，他們敢於舍棄“烏紗帽”，忘身為民請命。但決策層又怎樣采取根本性措施和采取怎樣的根本性措施，才能使中國徹底走出“興亡百姓苦”的曆史怪圈呢，我們認為這就是新時期的農民解放。
解放農民，就是要把農民從二元社會結構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撤除城鄉隔離的人為樊籬，打碎套在農民身上的體製性枷鎖，給農民以公平公正的國民待遇、平等自信的公民地位和自由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建國後，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我國迅速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為確保這個體製的運轉，貽害無窮的二元社會結構就牢固地建立起來。包含戶籍製度、住宅製度、糧食供給製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製度、生產資料供給製度、教育製度、醫療製度、養老保險製度、勞動保護製度、婚姻製度等十四項具體製度在內的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把我國切割成市民與農民相區別、城市與農村相隔離的社會，農民似乎低人一等，農村也曾一度成為城市人“犯錯誤”、“受處分”的下放和改造之地。一個國家就這樣分成涇渭分明的兩大塊，各大塊年複一年地進行著封閉的體內循環。與此同時，國家還實行“挖農補工”政策，通過“剪刀差”無償地從農民那裏獲得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據統計，從1952年到1986年，三十四年間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六千八百六十八點一二億元的巨額資金，約占這些年間農業所創造價值的百分之十八點五。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剪刀差”還呈不斷拉大的趨勢。這種二元社會結構，直接造成了農村的落後貧困和農民經濟、政治、法律和社會地位的下降。全國至少還有三千萬農民尚未解決溫飽，城鄉差距日益拉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二點三六比一，1987年擴大到二點三八比一，1995年擴大到二點七九比一，2000年擴大到三點二比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比率為一點五比一，超過二比一的極為罕見，而我國城鄉收入的比率實際上已高達四比一的驚人程度。缺乏經濟地位的農民，也沒有應有的政治、法律和社會地位。農民被市民賤看已成習慣。鄉村幹部目無黨紀國法直接侵犯農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就更普遍了。為了從農民身上搜刮更多的民財，一些鄉村幹部根本不經過法院、檢察機關批準，直接帶領幹部或公安幹警到農民家裏牽牛抬豬，拿走糧食，隨意捆綁毆打村民，逼死打死農民的惡性事件屢見不鮮。據1996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1995年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情況通報，全國共查處十三起惡性案件，被鄉村幹部逼死打死的農民十二人。
到1997年，中央“兩辦”通報1996年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已上升到二十六起，被鄉村幹部直接逼死打死的農民二十六人（其中還有一名十一歲的小學生）。在城市，就沒有哪個幹部能夠如此肆無忌憚地逼死打死市民了。至於湧入城市謀生的農民打工者，普遍地受到就業歧視，他們幹的大都是髒、累、苦、險的活兒，不少私營老板不僅擅自延長工作時間、克扣工資，還隨意毒打農民工，民工被毒打致傷、致殘、致死的事件不斷見諸報端。而城市的職工就不會有如此的悲慘境遇。身居社會最下層的農民的基本人權受到了嚴重威脅。農民不斷地付出眼淚、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卻並沒有換來社會對他們的強有力幫助和保護。眾多事實表明，僅靠表麵的學習、形式主義的說教和自律性努力已經製止不了強勢集團對農民的侵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已經逐步建立起來，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卻沒有相應地改變，農民的不平等待遇和受歧視的地位沒有根本性地扭轉，農民依然在窒息他們的二元社會結構中掙紮。時代發展到今天，不解放農民，就不可能有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解放農民，就不可能有農民的自由和幸福生活；不解放農民，就不可能有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不解放農民，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解放農民，就是要順應時代潮流和農民的普遍意願，加快推進農村體製改革。中國的改革本來是從農村開始的，可現在農民卻陷入了艱難之中，其根本原因在於農村改革的滯後。發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才有大出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和村民自治這兩項偉大的改革，曾使農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農村改革就基本上停滯了。也正是在九十年代，“三農”問題像滾雪球似的日益膨脹和嚴重。追根溯源，其原因不是別的，正是傳統的鉗製農民的舊體製。鄧小平說過，製度問題更帶有全局性、根本性、長期性，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解放農民，就是對舊體製的一場深刻革命，對舊體製的革命就是要加快推進農村體製改革。一是要消除壓力型管理體製。一項由海內外學者聯合完成的研究揭示，中國的縣鄉政治體製是一種“壓力型體製”，這種體製通過將政府確定的經濟發展的硬指標逐級分解下達，從縣、鄉鎮再到村，村再將每一項指標落實到每一個農民頭上，各級收繳各種稅費時，又層層加碼，最後攤到農民頭上已經是“天文數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