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又稱《世說》，是一本以記錄魏晉名士逸聞逸事和玄言清談為主要內容的故事集。編者劉義慶（403—444），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封臨川王。《宋書·劉道規傳》說他“愛好文義”，“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由此可以推知，《世說新語》應該是由他和手下文士共同編纂而成的。全書內容可分為德行、言語、文學等三十六類，每類收錄故事若幹則，凡千餘。每則文字長短不一，記載均屬曆史上實有的人物﹐但言論和故事則有一部分出於傳聞逸事﹐不可作為史料證據。《世說新語》對於後世了解魏晉時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狀況和政治環境都有很大的參考意義。更可貴的是，本書善用對比、誇張和比喻等文學技巧，為後世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言佳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即是出自該書“排調”篇。排調，是戲弄調笑的意思。顧名思義，該篇記述的就是戲弄調笑的故事。上述故事記載的是：桓南郡（即恒玄）與殷荊州（即殷仲堪）等談事物徹底終了的話題。顧愷之說：“烈火燒光了平原，沒有留下種子。”恒南郡說：“用白布纏著棺柩，豎起魂幡出喪。”殷荊州說：“把魚投之深淵，把鳥放飛高天。”接著，幾人又談及事物處於危境的話題。桓南郡說：“在矛頭上淘米，在劍頭上做飯。”殷荊州說：“百歲老人攀著枯樹枝。”顧愷之說：“井的轆轤上睡著嬰兒。”有個參軍也在座，說：“瞎子騎著瞎馬，半夜時到了深淵邊。”殷荊州說：“出語傷人。”這是因為殷荊州瞎了一隻眼的緣故。後用“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形容身處險境卻絕然不知的狀態。
摘用賞析：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先後遭受過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思想的幹擾和破壞。這三次“左”傾思想雖然表現的主要形式不同，但都給中國革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尤其是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最大，它在中央統治長達四年，使根據地大部分喪失，工農紅軍無奈被迫長征，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地位。然而，由於當時嚴峻的軍事形勢，黨中央沒有時間係統研究這次“左”傾錯誤產生的原因及性質等問題。到達陝北後，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不斷深入，毛澤東才試著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對這次錯誤進行係統分析和總結。特別是1941年“九月會議”以後，他更加覺得應該冷靜地坐下來寫一些研究文章，從理論上駁倒“左”傾教條主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於是，他根據王明上台以後發出的、大體反映了王明等人的“左”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內容的九個文件（這九個文件是：1.《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2.《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9月22日；3.《中央委員會為目前時局告同誌書》，1931年12月11日；4.《中國共產黨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年1月9日；5.《中央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1932年2月26日；6.《中央致各級黨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7.《中共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8.《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1932年4月14日；9.《蘇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運動的決議》，1932年5月11日）寫了一篇批判文章。文章根據九個文件分為九個部分，著重從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方麵深入剖析了第三次“左”傾錯誤，闡明了解決中國革命一些基本問題的原則、策略和方法。九個部分可獨自成篇，又能相互連為一個整體，是毛澤東論述“左”傾路線問題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篇文獻。1993年12月出版《毛澤東文集》第二卷時，節選了其中一部分內容，並冠之以《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題名。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從哲學高度論述主、客觀的辯證關係，批評王明等“左”傾分子不顧中國革命實際而製定的錯誤方針；第二部分，指出在日占區和國統區我黨應當采取的多種鬥爭形勢，對王明等人僅靠打、鬧、叫，絲毫不懂得堅持武裝鬥爭與和平鬥爭的統一原則，隻會采取極端狹隘的關門主義與極端冒險的盲動主義進行了無情批判；第三部分，以王明等人在蘇區推行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路線為例，深入批判由此帶來的黨在政治、軍事、組織路線上的錯誤；第四部分，闡明了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應采取的態度，批判了王明等人既不能正確估計革命形勢又不能確定行動方針的錯誤；第五部分，對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鬥爭是主觀主義的判斷進行係統分析，號召肅清主觀主義，達到黨內的真正團結與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