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是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凡六十五卷。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學，喜讀史。入晉以後，曆任著作郎、治書待禦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天下一統。時年四十八歲的陳壽開始撰寫《三國誌》，翔實地展現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長達六十年戰爭紛亂的三國曆史。曹髦（241—260），即魏高貴鄉公，字彥士，魏文帝孫，三國時曹魏的第四任皇帝，254至260年在位。曹髦是司馬昭冊立的傀儡皇帝。他在位期間，政權為司馬昭把持，昭時有自立之心。隨著年歲的增長，曹髦不滿這種現狀，意欲誅殺司馬昭，奪回政權。260年四月，曹髦召見王沈、王經、王業等三人，憤慨地說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遂率領宮人三百餘人討伐司馬昭。誰知，王沈與王業提前向司馬昭通風報信，致使曹髦計劃泄露。髦亦為司馬昭部將誅殺，年僅20歲。五年後，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在司馬家族兩代苦心經營的基礎上，篡奪了魏國政權，建立了西晉。後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指某人的野心已經非常明顯，陰謀也為人們所共知。
摘用賞析：
1938年10月，在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戰線太長，日本改變了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即定方針，加大了政治誘降力度。兩個月後，一向宣稱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逃亡越南，發出所謂的“豔電”，主張停止抗日，徹底暴露了賣國乞降的麵目。就在汪精衛等人叛逃後不久，戰爭形勢的暫時“緩和”使得國民黨陣營內部又興起了反對共產黨的陣陣濁浪。在軍事上，蔣介石不斷製造摩擦，多次對陝甘寧邊區、山西等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軍事進攻，甚至製造了“皖南事變”這樣令親者痛、仇者快的重大事件；在政治上，國民黨於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政策；在思想上，以“三民主義”為幌子，大肆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口號，妄圖取代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
關鍵之時，如果不對汪精衛等人這種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行為加以批判，不對國民黨這種破壞統一戰線的本質加以揭露，不使廣大中國人民群眾認識到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已到了岌岌可危的時刻，那麼，中華民族必將迎來亡國滅種的後果。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三萬餘人舉行民眾“討汪”大會，毛澤東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主題演說。當日，為挽救時局危機爭取抗戰勝利的大局，毛澤東又為大會起草了通電，謹陳救國大計十端，願國民政府、各黨各派、抗戰將士、全國同胞采納而實行之。這就是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
通電提出十條行之有效的大計：一曰全國討汪。不僅要討伐公開之汪精衛，還要討伐暗藏之汪精衛也，“若無全國討汪運動，從都市以至鄉村，從上級以至下級，動員黨、政、軍、民、報、學各界，悉起討汪，則汪黨不絕，汪禍長留，外引敵人，內施破壞，其為害有不堪設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喚起全國人民討汪。”
二曰加緊團結。這裏，毛澤東批判了國民黨內部“唯有取消共產黨，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取消陝甘寧邊區，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謂之統一”的錯誤言論，並摘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家喻戶曉的名言無情揭露了國民黨中親日反共派“假統一之名，行獨霸之實。棄團結之義，肇分裂之端”的本質麵目。要求各方抗日力量團結一致，彼此體愛。
三曰厲行憲政。毛澤東提出，國民黨此時應開放黨禁，扶植輿論，取消一黨專政，才能“昭大信於國民，啟新國之氣運”。
四曰製止磨擦。在痛斥國民黨製造數起摩擦事件後，毛澤東號召國民黨方麵“宜由政府下令處罰一切製造慘案分子，並昭示全國不許再有同類事件發生，以利團結抗戰”。
五曰保護青年。為了鉗製輿論，鎮壓進步青年，國民黨設置了數量眾多的集中營，關押愛國進步青年。毛澤東質問國民黨政府：“青年何辜，遭此荼毒？過去十年‘文化圍剿’之罪惡，彰明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要求國民黨政府“宜速申令全國，保護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營，嚴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舉”。
六曰援助前線。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害怕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勢力坐大，不發軍餉，不予補給，以致前線抗日將士衣單食薄，缺藥少彈。毛澤東要求國民黨政府“一麵充分接濟前線有功軍隊，一麵嚴禁奸徒汙蔑構陷，以勵軍心而利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