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毛澤東，早已被博古等人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隻負責中央政府日常工作。盡管他從一開始就反對“兩個拳頭打人”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主張紅軍應該采取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戰法，卻不被博古、李德等人采納。心情低落的毛澤東此時登山，自然是心潮難平，思緒萬千，一首《清平樂·會昌》有感而出。
詞的開篇“東方欲曉”既是寫實，又是畫虛。詩人盡管此時備受壓抑，卻仍然堅信光明的前途終將會到來。“莫道君行早”出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古訓，意在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廣大革命者進行勉勵。盡管此時天色尚早，詩人依然以更加奮進之誌，鼓舞戰友們抓緊時間，加快步伐，去迎接即將到來的曙光。“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說的是紅軍轉戰南北，連戰連勝，滿懷豪情，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創建了一片屬於勞苦大眾的嶄新天地。“人未老”和“獨好”是特別能體現詩人無產階級革命家情懷的詞語。在中央蘇區遭受如此重大挫折的同時，詩人依然能看到樂觀的一麵，從容之度可見一斑。詞的下篇，“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雖是由近入遠的寫法，卻體現了詩人思考中國革命長遠前途的如炬目光。在錯誤的陣地戰麵前，紅軍傷亡慘重，很難再固守中央蘇區，必須尋找新的出路。那麼，出路在哪裏呢？“戰士指看南粵”給出了答案：向南方進行戰略轉移，去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這是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勾勒的一個未來美好的前景。他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餘地。”這就是他主張在戰爭中不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在運動中尋找殲敵機會的根據之一。後來的事實證明，詩人謀劃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在反“圍剿”失利後，紅軍主力向西突圍，然後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保存了革命火種，使得中國革命的前途出現了“更加鬱鬱蔥蔥”的喜人景象。
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當年9月刻印出版的大字本《毛澤東詩十九首》上，毛澤東曾經寫下過這樣的回憶注解：“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麵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詩人所注雖是當時心情的真實寫照，但我們讀過後卻無心情壓抑之感。全詞無一字心憂個人之利害得失，通篇考慮的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和未來，這般胸襟，如此氣度，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隻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製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5頁）
名句溯源：
“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出自《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誌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雲：‘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仁”是孟子思想體係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內容。這段話就是孟子關於施行仁政、獲取民心的有感而論。在孟子看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其原因就在於不施仁政，無法籠絡民心。他還列舉“水獺想捉魚吃，卻把魚趕到深淵去了；鷂鷹想捉麻雀吃，卻把麻雀趕到叢林中去了”兩個鮮活的例子，借此說明湯、武之所以得民心，一方麵是他們施行仁政，另一方麵是由於桀、紂不施行仁政，無形之中就把百姓的人心驅趕到對手那邊去了。所以，在春秋混戰的年代，孟子以為，誰能廣施仁政，誰就能王天下。如果不能施行仁政，終身都會受憂受辱，以致死亡。後人從這段話中提煉出“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兩個短語，用以比喻不善於團結人或籠絡人，把可以依靠的力量趕到敵人方麵去。
摘用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