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欒成顯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專攻明清社會經濟史及徽學。）
近代徽商勢猶在
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商研究熱極一時，成果豐碩。但縱觀這些成果，不難發現徽商研究幾乎全部集中於明代到清前期這一時段，對近代以降的徽商則很少有人論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徽商研究者多認為，近代以後的徽商徹底衰落了，甚至已“完全退出商業舞台”。但窺諸史實，這種觀點顯然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首先，近代以後，徽人的從商風氣依然很盛。如光緒五年（1879年），祁門東鄉金壁坳村共9戶，除1戶為僧外，其餘8戶全部“以貿易為業”。民國六年（1917年），績溪十一都，“千裏之外皆有鄉人經商之足跡，而以江浙為多……四民之中，商五，農三，工、士各一”；十四都“地狹人稠，居民多營商業，如本省之休寧、歙縣、寧國及江蘇之南部、浙江之北部、江西之東部、湖北之漢口，均有本境商人在焉”；祁門西南兩鄉商人“占十分之三”，“東、北、城三區則農民僅占十分之四，商居十分之四，士、工僅占十分之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績溪旺川農村，“商人約占居民二分之一，大都在上海、蕪湖、漢口及浙江蘭溪一帶”“黟縣人民在外經商者十分之六七”；婺源“營商業於異地者頗多”。而據1928年鐵道部財務司調查科的調查，當時績溪、歙縣、休寧三縣全縣商人的比例分別高達40%、50%、50%。事實上，徽人的經商風氣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50年，“績溪餘川村200戶中，在家人口為631人，而出外經商的為210人；黟縣南屏村975個居民中，外出經商的有193人”。
其次，近代以後，徽商的商業影響及“因商成幫”的格局依舊存在。以近代中國的商業中心上海為例，鴉片戰爭後，徽屬各縣徽商在上海各營專業：歙縣人經營京廣雜貨，黟縣人經營草貨、皮革、土布、綢緞，休寧人經營典當、衣莊，祁門人經營茶業，績溪人經營菜館，婺源人經營木材、漆，績溪、婺源人經營墨業，均幾呈壟斷之勢。鴉片戰爭後開放“五口通商”，隨著茶葉外銷日盛，徽州茶商迅速崛起，並進而取代徽州鹽商成為徽商中堅。而自道光末年，經鹹豐、同治至光緒初年的幾十年間，更是上海徽州茶商發展的黃金時期。
光緒中期以後，由於茶葉外銷萎縮，很多學者認為徽州茶商隨之衰落，並進而得出“徽州茶商的衰落，標誌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之結論。但事實不然，直到民國中期，徽州茶商在上海的商業影響和地位仍然舉足輕重。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所做的調查，1931年時上海的徽幫茶廠仍多達29家，茶棧7家，“以幫別，上海茶廠徽、廣兩幫最占勢力”。
已故的安徽師範大學徽商研究重要學者張海鵬先生認為，對於道、鹹以後徽商的研究已“不是屬於商幫史的範疇，而是中國商業史的範疇了”。其言下之意，近代徽商作為“商幫”這樣一個地域群體已經不複存在，而僅僅是“零散的徽州商人”了。
但有趣的是，近代以後，“徽幫”一詞卻頻頻見於文獻。如近人劉錦藻曾說：“（徽州）地瀕新安江之上遊，又當黃山之陰，田穀稀少，不敷事畜，於是相率服賈四方。凡店鋪、錢莊、茶、漆、菜館等業，皆名之曰‘徽幫’，敦尚信義，有聲商市。”民國《安徽概覽》中說：“（歙縣）境內土地蹺瘠，不利農耕，居民除製墨種茶外，多遠出經商，遍布各地，也有‘徽幫’之稱。”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徽商更通稱“徽幫”。如1950年，中共皖南區黨委農委會在《皖南區農村土地情況》中說：皖南“部分農村地區經商的人很多，尤以徽州地區為最著名，他們足跡遍及江、浙一帶，有‘徽幫’之稱”。1954年發表的《徽州專區經濟地理調查報告》一文中說：“由於人口眾多，山多地少，陸上交通便利，茶葉大量供應外區，而糧食每感到不足。徽州各縣外出經商的人數特別多。……近百年來沿海江浙商業集團興起後，‘徽幫’勢力相對地削弱了，但從事商業活動的傳統至今仍影響著本區人民的生活。”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的商幫組織是地緣與業緣相結合的，因此，近代徽幫是指徽州同業商人的集團。從這個角度來說，一方麵，我們可以認定，近代徽州商幫依然存在，“近代徽商是有商而無幫”的觀點必須予以修正；另一方麵，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近代“徽幫”與明代至清中前期側重血緣與地緣結合的“徽商”，確實存在不同之處，而這種不同或許恰可視為近代徽商轉型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