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因何難以轉型？
19世紀中期以後，實力雄厚的徽商為什麼沒有進一步發展，進而實現向近代工商業的轉變呢？
從地理環境來說，徽州地處長江三角洲樞紐，既然在明代徽商興起時這是一種優勢，為何到了近代反成為一種劣勢？當徽商興盛之際，其所經營的商品已主要不是來自徽州本土，其經營活動和市場幾乎覆蓋全國，地理環境對市場與商品的影響退居其次，到了交通相對較發達的近代更加如此。很明顯，這不能說是徽商衰落的決定性原因。
從資本實力來說，徽商在其興盛的幾百年裏所積累的資金總量是驚人的，它已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大商業資本的一個代表。明嘉靖時，嚴嵩、嚴世藩父子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搜刮天下錢財，家中擁有的銀兩已達百萬之巨。有一次，嚴世藩與朋友評論天下的富室，結果有17家列入首富，家財都超過了50萬兩白銀。其中10家為宗室、官僚、太監、錦衣衛頭子、土司及地主等，這些人主要通過掠奪方式聚斂財富，其餘7家則有“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及無錫兩家，均為富商大賈。換言之，徽州大賈擁有的白銀當時已富比王侯。
遺存至今的徽州文書也證明，官方文獻所記載的明清時代徽商“藏鏹（銀錠）百萬、千萬”，並非虛語。如清道光年間，徽州黟縣西遞富商胡學梓擁有的典當業資本，即達30多萬兩。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兩白銀，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多數徽商沒能實現向近代工商業的轉變，並非因為資本不足，而是因為其資本的主要投資方向，並不是工商業的再生產，而是購置地產、建造樓宇、奢靡性的消費以及報效宗族等，即主要用於所謂“肥家潤身”上麵。這與近代意義上的資本家總是把賺到的錢投入再生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追根溯源，文化觀念的不同，應為徽商未能與時俱進的深層次內在原因。
由傳統商業向近代工商業的轉變，並非經營方式上的簡單改良，而是體製上的根本變革，它本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既要有客觀的環境基礎，也要有合格的人力資本；既要有資金等物質條件，又要有文化觀念上的準備。而文化本是體製之母，文化觀念上的轉變往往是決定性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徽商存在著致命的弱點。
徽商通常有多重身份，特別是一些大徽商並不是純粹的商人，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體。徽商群體與傳統勢力非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反而需要緊緊依附於傳統機體之上。他們既是當時大商業資本的代表，又是保守性很濃的商幫，這就是徽商所扮演曆史角色的兩重性。
提到徽州或者黃山風景，人們常常引用明代戲劇家湯顯祖的一首詩：“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此詩大約是他50歲前後所作，性格孤傲的他此時已辭官，窮困潦倒至極。詩前有一小序稱：“吳序憐予乏絕，勸為黃山、白嶽之遊，不果。”因此，這首詩的原意要表現的是對權貴的不屈服，同時也透露出他對商人和金錢的鄙視，而根本不是讚美黃山的，也不是稱譽徽州的（黃山地處徽州，古人常用“黃白”代指黃金、白銀）。
湯顯祖作為明末清初啟蒙時代的一位大戲劇家，被喻為“東方的莎士比亞”，但此詩中所透露出來的對商人和金錢的態度，頗值得我們深思。盡管明清時代已有人主張“四民異業而同道”，提出了“工商皆本”的進步思想，但四民（士農工商）之中士居首位、商屬末流這種等級劃分，即儒家思想文化傳統觀念的影響，可以說根深蒂固。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受到輕視，仍是當時一個普遍性的社會觀念。
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興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亦應看到，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又有十分保守的一麵。其世界觀是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儒家認為，人類最理想的社會是唐堯禹舜，言必稱三代。一切進步的東西都是古已有之。就連18世紀走在時代前列的大思想家徽州人戴震，也沒能完全擺脫這種局限，他最後是主張“西學東源”說的。一般的徽商，就更不用說了。
儒家的保守思想嚴重地阻礙人們接受新事物，是體製轉變的首要障礙。在中國和世界形勢都發生巨變的時代，在由傳統向近現代轉型的時代，滿腦子儒家教條的徽商，怎能看清當時的形勢，又怎能認清自己的前進方向呢？
從某種意義上說，徽商是成也儒家文化，敗也儒家文化，經濟與文化的互動，不能不說是徽商興衰的一個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