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近代以後，徽商並沒有徹底衰落，更沒有“完全退出商業舞台”，而是在某些地域和行業不斷地發展甚至向近代商人轉型。因此，關於徽商研究的時段，必須從明代至清中前期向近代延伸，唯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徽商產生、發展、繁盛、衰落的全部脈絡和原因。
此外，明清徽商向近代的過渡，既是徽商經商傳統的延續，也是徽商內在轉型的過程，而這種轉型，無疑也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一個縮影。
（本文作者梁仁誌為安徽師範大學曆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博士後，兼任中國商業史學會理事。）
徽商、徽學、徽文化
明清時期，徽商稱雄商界數百年。其人數之多、活動範圍之廣、資本之大、延續時間之長，可謂首屈一指，對社會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但這個如此重要的商幫，長時期內並沒有引起史學家的注意。
1947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主要開創者之一傅衣淩發表《明代徽商考》一文，第一次提出“徽商”的概念，論述了徽商所從事的各個行業，堪稱研究徽商的第一人和奠基者。國外首先係統研究徽商的是日本學者藤井宏，1953年他發表了《新安商人研究》的長文，後由傅衣淩、黃煥宗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表。該文以明代徽州名人汪道昆的《太函集》為主要資料，第一次深入係統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產生的背景、活動範圍與經營項目，其資本積累的過程與其經營形態，以及他們與生產者、消費者、國家和官僚的種種關係。
此後，國內隻有陳野（陳學文）的《論徽州商業資本的形成及其特色》一文對徽商商業資本的形成、特色及其作用進行了論述。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山大學年輕學人葉顯恩開始了對徽州農村社會和佃仆製的研究。他檢閱大量的徽州文獻資料，先後兩次到徽州實地調查，是當時徽商研究的拓荒者。以後國內政治運動摩肩接踵，在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氛圍下，研究徽商已不合時宜。十年“文革”浩劫時期，徽商幾乎被人遺忘了。
到20世紀80年代，史學研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1983年，葉顯恩出版《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製》一書，研究了徽州農村的土地製度、鄉紳階層以及宗族製度、佃仆製度，並辟有專章剖析徽州的商業資本和封建文化，為當代徽學研究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與此同時，安徽師範大學成立張海鵬教授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組織學術團隊開展徽商研究。王廷元、唐力行、周曉光、李琳琦以及王世華先後成為該團體成員。這是國內外成立最早，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專門研究徽商的團體。經過兩年的艱苦努力，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出版的《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徽商研究樹立了第一座裏程碑。以此作為基礎，徽商研究迅速升溫。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研究徽商的人員已達一二百人，日本、韓國、美國、荷蘭也有學者研究。研究機構也逐漸增多，除安徽師大皖南曆史文化研究中心（前身為明清史研究室）外，還有安徽省徽學研究會、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杭州市徽學研究會、黃山學院徽州學研究所等。隨著徽學與藏學、敦煌學並稱中國三大顯學，這些機構和學術團體也以“徽學”“徽州學”“皖南曆史文化”等冠名，但徽商無疑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近三十年來，研究徽商的著作出版了20多部，以徽商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發表近千篇。其中1995年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出版的《徽商研究》54萬餘字，因“係統地論述了徽商的興衰曆史”“準確地揭示了徽商的發展特征”，被公認是當時“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國內傳統商人研究篇幅最為宏大之作”。2005年出版的20卷《徽州文化全書》中，王廷元、王世華合著的《徽商》卷40萬字，則是在綜合吸收數十年來徽商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索的成果。
篇幅達300萬字“清代徽商資料叢編”，則是由安徽師大皖南曆史文化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並列入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的一項最新成果。
（本文作者王世華為安徽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參與編撰及主編《徽商研究》《徽州文化全書——徽商卷》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