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徽州商幫衰落記(下)(1 / 3)

無論“鹽木典茶”,還是“絲棉糧食”,都是千百年來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宗行業,徽商在這些行業裏長袖善舞,曾經把握甚至控製了國民經濟的命脈,超越諸多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幫,獨占鼇頭,力執牛耳,對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和人民生活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地位特殊,無可替代。

因此,徽商可謂傳統時代最為成功的商幫。

“賈而好儒”費資財

19世紀中期前後,中華大地處於進入新時代的前夜,社會劇烈轉型,而徽商沒有像晉商那樣,創出日後控製全國金融命脈的票號業;沒有像廣東商人、寧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樣,從事中西交易橋梁作用的買辦行業;沒有像廣東、福建商人那樣,紛紛走出國門,闖蕩世界;也沒有像寧波商人那樣,從事大規模的海上運輸業和輪船運輸業,以及其他諸多新式行業;更沒有像無錫商人那樣,從事近代紡織業、機器繅絲業和糧食加工業。他們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傳統的典當、茶葉、茶食、徽館、藥業和文房器用等行業中。

新行業風起雲湧,徽商的步伐卻逐漸放緩。在應運而生的銀行業等現代金融業中,在近代交通業、近代書報業、近代輕工業、機械製造業、輪船運輸業,乃至近代成衣業、糧食加工業、進出口業等方麵,徽商的做法相對保守,眼界不夠開闊,氣局不夠宏大,執著有餘,變通不足,是以守成多而創新少,拘於舊業而轉營少。其整體能量和影響力,不僅遠遠落在長期與他們旗鼓相當的晉商下風,更被沿海的廣東、寧波商人遠遠超過,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衰落。

如此說來,徽州商幫的興衰,除了自身創新動力不足外,又有地理、行業和時代變遷的外因,同時更受到清廷內外政策的影響,受製於與官府和官員複雜多變的關係。

就商人的活動地域而言,長江中下遊和運河一線,一向是商家必爭之地。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根據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個沿海城市辟為通商口岸),為寧波、廣東商人的發展提供了極大機遇,而徽商卻受地理條件和缺乏通曉外語人才的限製,失去了一次良機。

鹹豐初年爆發的太平天國戰爭(1851年—1864年),受禍最烈的長江流域,既是徽商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也是徽商從事各種長途販運的根據地,十幾年的兵燹,將徽商的根基徹底摧毀,堵塞了徽商與華北大地的商業大通道——京杭大運河。徽商又未能像洞庭商人那樣,及時將經營重心轉向日漸興旺的通商都會上海,也未能像廣東、寧波商人那樣,到上海別開新局,卻將原先遍布長沙、漢口、蘇州等地的商務陸續收縮至家鄉徽州。此消彼長,在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商業大舞台上,徽商地位自然相形見絀。

就商人的氣質和特長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幫,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幫中,堪稱書卷氣最濃。他們雖然高喊“良賈何負宏儒”(大意為“優秀的商人並不輸於大學問家”,徽州歙縣人、明代文學家兼政府高官汪道昆語,汪與一代名相張居正及大學問家王世貞為同榜進士),賈儒之間,迭相為用,賈而好儒,但骨子裏仍是“左儒右賈”,不惜代價,念茲在茲,以培養子弟科舉成功走上仕途為終極目標。因此,徽商在諸多商幫中,也是仕宦性最強的一支商幫,培養傳統知識分子和各級官僚最為成功。

徽商挾其文化素養較高的優勢,為繁榮文化事業不斷做出貢獻,在書籍流布、戲劇表演、工藝欣賞諸方麵大力投資,經之營之,這一點,在各地商幫中同樣表現得最為突出。明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徽商不惜動用重金,召集南京的“興化部”和“華林部”兩大戲班大會,“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讓他們東西分列,同時演奏《鳴鳳》劇,互相競爭,一分高下,並遍征金陵之貴客文人到場觀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讚助下,江南名伶進京彙演,走向各地,唱響全國,形成“四方歌者必宗吳門”的盛況。